邵宇：中国经济必须冲出三重断裂带

当前各种数据显示，中国经济进入了伤停补时阶段，近期很多指标（包括消费、投资、货币供给）都出现了近十年以来的最低值（还不用说令人疑惑的平减指数问题），但这仅仅是表象，深层次的原因应该是在中国经济自身演进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三重断裂带--分别是增长断层、改革断层和全球化断层。

按照现在广为流传并逐渐形成一致预期的"三期叠加"（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来判断，传统的增长动力已经逐渐丧失，而新的增长点的有效形成还需要时间。在完成动力的切换之前，可能市场看到的就是经济的不断下滑以及风险因素逐渐释放的不稳定过程。这个过程必然会惊险连连，我们担心以前决策者惯常使用到的所谓"最复杂的一年，最困难的一年"可能都无法描绘，在今年由于一些重大的结构性变化所带来的经济后果，这会让宏观判断上找不到感觉，这就是位于改革锦标赛和深度城市化之间的高风险的未知地带，2014或许是惊险的一年。

GDP锦标赛与改革锦标赛之间的断裂

第一重是GDP锦标赛与改革锦标赛之间的断裂。传统的GDP锦标赛的能量级明显下降。这一方面是源于已经高企的地方政府负债和略显紧绷的货币政策。但更重要的原因，特别是短期面上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官员绩效考核机制一定程度上的调整，目前全力展开的反腐行动，以及对楼堂馆所等新建基建项目的抑制。应当说这些都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措施，但其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压制作用也正在显现。据观察，目前在基层官员之间正在形成一种消极怠工的状况，这与党性无关，应该是人性。现在官员不可以吃，不可以喝，也不方便戴表，那他们也就不积极推动项目进展了。很多民营企业主反映，他们宁愿回到从前，至少那时候的官员收钱同时也干活，这些投入都可以折算为交易成本进入项目，如果还有钱赚就做呗。显然传统的GDP锦标赛，是明显亲投资的，特别是对于系统内的成员来说是所谓"激励高度相容"的，因此地方政府历来在通过增加投资以加速经济增长方面相当地驾轻就熟，但是目前情况已经开始发生趋势性变化。

而另一方面，毫无疑问，新一轮的放权改革必将激发民间资本的活力，但就目前的情形来看，这还需要一个时间过程。对于民间资本，观察显示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很明显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效应（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是指人质被绑匪绑久了之后，会对绑匪产生一定的心理依赖，若被释放之后可能还很不适应，还会回头去找那个绑匪寻求慰藉）。由于很长一段时间，民间资本已经习惯在政府的强势下生存，他们可能还没有足够的觉醒去认识到自己可以发挥的功能的重大变化，仍然对政府报有明确的期待。因此即便政府放权，他们暂时也不大会迅速拓展自己的空间，而且在缺乏政府指导的情况下，可能一时也无所适从。这从一些民企大佬近期的谨言慎行中可以略窥一斑。

这点也可以从以下现象中观察到，例如在各种经济论坛中唱主角的仍然主要是各部委的官员，而理论上应该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大多数情况下只不过是在安静的听着他们在说些什么。再如就拿当下改革创新的飞地--上海自贸区来说，各部委至少在形式上对上海自贸区已经给出了包括金融开放在内的诸多承诺，但笔者听到的来自于金融机构和企业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等细则"。难以想象的是，本来应当都是由商业机构主动发起的各种金融创新的尝试以及各种新产品的发明，居然要可笑地要等着主管机关给出一条条明确的操作指引。最近释放出来的金融创新案例也就是管理层听取了民间的声音，再给以背书确认的过程，但总体创新的进度无疑是低于预期的。

这就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推动力落差，或者说是青黄不接的交接时刻，原来的增长模式已经明显地减速，而民营经济活力暂时不能得到充分的释放，那么结果就是经济增速不断下滑，如同一辆低速行进的自行车开始摇摇晃晃，保持平衡会更加困难，对此决策者必须见微知著。

更重要的是，中期来看，新一轮国家和政府治理改革的三大标志性工作将很快全面展开（即第五个现代化）。这包括但也不限于：1）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这将最终牢牢约束住政府这只有形的手；2）以透明预算和全口径预算为核心的公共财政制度的确立，这将把每一次重大项目的决策从暗箱放到台面上；以及3）在中共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的"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这本质上是一个以增量带存量的中国式阳光法案的雏形，切勿低估它的严肃性和作用力。

加上适当的网络监督，这些应该就是所谓"制度的笼子"的最坚固部分。笔者坚信上述改革会重根本上重塑中国成长的动力源泉，使得民间资本在未来拥有最大的空间和舞台，也同时让政府变得清正廉洁，高效和精简。但短期的抑制在所难免，也许这才是当下以致未来中期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长可能始终会不太给力的根本原因。

改革锦标赛内部的断裂带

第二重则是改革锦标赛内部的断裂带。去年北京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令人兴奋的宏大改革蓝图，打响了改革锦标赛的发令枪。改革就意味着变化，但也必须清醒认识到：改革是一个慢变量，而增长是一个快变量。不仅如此，改革本身也分成比较快的变量和慢的变量，断裂处就在于改革的各个元素之间短期内未必能够形成有效配合。

例如行政体制改革可能是一个快改革，尤其是行政审批的下放或者取消，而配套的民间资本进入的实质举措则是慢改革；再如要素价格改革，其中提高水电煤的价格或者最低工资标准调整都可以是快改革，而配套的资源税征集反哺环保产业则是慢改革，有效降低宏观税负，推动产业链跃迁是慢改革，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提升跟上则可能是更慢的变量；至于财税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则是最慢的改革，这样也会形成一个内部的不相衔接的错层。在犬牙交错的改革断裂地带，各种矛盾和风险会逐渐地充分地暴露出来。

尤其明显的是：我们一度认为金融改革是最复杂的，因而也应该是最慢的改革变量。但现实是现在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原来金融改革可以很快。实际上目前来看，金融改革反而已经变为了一个最快的变量--金融改革的三大主要环节，操作起来说简单也很简单，利率、汇率市场化，然后开放资本账户。从去年开始大幅度推进的金融改革已经通过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作了两次压力测试，而年初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又在资本市场上做了一次压力测试，同时大宗商品近期也经历了一次过山车式的波动，最近又是开放资本市场的重大举措--沪港通6个月内就会成行。

几轮压力测试结果显示，不论是经济还是市场的稳定性都还是差强人意。金融变量的剧烈波动，一方面当然有利于改变原来一致的单向投赌预期，同时也可能会引发更大的不确定性。而那些较慢进行的各种相配套的改革只会使得原来的风险进一步积累，例如影子银行（包括同业和中国式信托）的治理，地方融资平台的治理，这显然都是慢改革，总量货币政策的简单紧缩式调整或者市场化决定都无法完成这些结构主导的精细化、差异化管理要求，从而使得劣币驱逐良币、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制度套利，这些难题都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所以各种改革进程速度不一致，特别是金融改革的单兵突进，可能带来意外情况，而各种各样的改革不配套的风险最终可能会体现为金融危机的症状。

其中，特别是一直被外界所诟病的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实际上化解过高债务杠杆问题的措施里面就涉及很多的慢改革，例如预算透明化以后的市政债的发行改革，地方和中央的事权和财权的重新匹配，国有资产的变现以及混合所有制的实现，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究竟如何推进，如何形成足够量级的离岸人民币资产池等。由于大部分投资者本身也是比较短视和屈从于自己的认识框架的局限，而要理解中国改革的逻辑需要消耗大量脑力，特别是去理解和量化户籍、土地制度的改革可能释放的红利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尤其是对于海外投资者。反而是以前的这样一个简单的数字增长10%，现在滑落到7%要直白的多，尤其是在今年全球套息交易随时都可能反转的情况下，暂避风险是他们最一致的选择，在这种时候他们往往宁愿选择用脚投票，不看好中国。

全球化进程的阻断

第三重断裂则来自全球化进程的阻断，准确的说是来自美式全球化和美元全球化进程的逆转。本质上说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发达经济体的局部退出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拒绝上位。考虑到目前中国经济的体量和对外依存度，这也是直接制约中国出口增长以至内外平衡的关键原因。

2008年金融危机改变了很多事情，大危机之前全球化的逻辑很简单，整个世界分为三元结构，全球的三个世界的格局是由消费国（美国是典型代表，印钞票、花钱买东西）-生产国（代表是中国）-资源国（中东的这些石油国，还有包括金砖国里面的巴西、俄罗斯都是这样的国家，提供大量的大宗产品）构成，通过现有的美元为主体的储备体系相连接。生产型和资源型经济体完成原始的资本和产能的积累，而发达经济体刺激虚拟经济体系的空前繁荣和消费主义的狂欢。中国在这个夹心层中的难度就体现在买什么什么就贵，卖什么什么就便宜。整个世界就是按照这样大循环模式运转的，因此这种全球化，更准确说应该被称为美式全球化或者美元全球化。

这种相濡以沫的广义G3结构最终在2008年次贷资产泡沫中轰然坍塌，然后危机一波一波不断袭来，首先是美国的金融体系危机（银行和居民资产负债表），然后变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国家资产负债表），进而变为货币体系危机和新兴市场的连带伤害，全球经济随之进入了长期的消沉。

更麻烦的是，大危机以后传统的大循环结构被阻断了--它的现实反映了来自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同发达经济体之间依赖关系的局部破裂。通过无限量的货币投放，发达经济体貌似喘过气来。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增速已经相对收敛，原来所形成的消费国、资源股和生产国之间的固定的格局，可能已经被打破。以前主要是由消费国释放货币发动消费，然后资源国提供大宗产品，生产国开足马力加大产能这样一种格局，就可能面临一个明显的断裂。特别是当最大的消费国--美国自己试图通过再工业化和能源革命，再次成为生产国和半个资源国的时候，它就变成了自给自足的三位一体的结构，所以对以前中国和资源国的很多需求都在下降，这就是全球贸易不振的核心原因。有理由怀疑，整个全球大循环的逻辑链条，可能就此已经被阻断。同时也可以观察到，"觉醒了"的发达经济体正在通过新一代贸易规则例如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是来构建自我循环的经济体系，力图把新兴经济体再次驱赶到全球化食物链的底端或者权力分享的蛮荒地带。这种"以邻为壑"的贸易规则竞争的最后结果一定是两败俱伤，而新兴经济体则更加"易碎"，尤其是在今年，因为政治不确定性正在上升，看眼土耳其、泰国、乌克兰的情形即可一目了然。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当下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三期叠加，即GDP锦标赛动力的丧失期--改革红利不能充分协调发挥合力期--全球化红利暂缓释放期，中国经济当下的情况空前复杂，具有极大的挑战性。特别是在今年这样一个外围流动性可能发生急剧变化的环境下，不能排除会看到一些系统性风险的集中爆发，这包括二三线房地产价格泡沫的自我实现式地破灭，地方融资平台的违约风险，以及金融体系包括主流银行系统的坏账损失，如果这叠加人民币的大幅贬值，就会引发一场完美风暴。这其中尤其是地方政府和国企的债务问题，尽管中国政府拥有超过35万亿的净资产，但如何巧妙的转移过高的地方政府杠杆，完成从地方到中央，从政府到居民，从国内到国外的转移腾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