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立家：经济转型背后的哲思

“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能不能持续的最大危险，在于……”竹立家又一次语出惊人，不免让人浮想联翩。难道中国经济会像火山将要爆发、列车将要脱轨一样，岌岌可危？

竹立家是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也是中国著名公共行政学家。他的敢说，是出了名的。早在2006年，他在《学习时报》上发表《政府管理改革的几个切入点》，针对政府公务开支提出了一组惊人的数据，搅动了一池春水：他说公车数量400万，有关部门说180万；他说公车消费4085亿元，有关部门说1000亿元；他说公款伙食费2000亿元，有关部门说172亿元；他说干部公费出国费用3000亿元（1999年），有关部门说29亿元；他说三项支出总额约9000亿元，有关部门说约1201亿元。

这些数据到底孰真孰假？时过境迁，早已没有人再去深究了。不过后来，竹立家公开指出，育民德必先修官德，而“三公”公开虽仍未能尽如人意，但也取得了进步。

竹立家探索前行在公共行政管理前沿，很少有人视他为经济学家，但这并不妨碍这位改革的守夜者以独特的哲学眼光和思维，审视经济发展与改革。他说，经济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与人们主观意识活动紧密相连，所以需要哲学的指导。

哲学专业出身的竹立家坦言，近些年哲学有些失落了，人们已经习惯了用“经济思维”而不是“哲学思维”。但对“民富国强”或“国富民强”等一些命题的深度思考，必须深入哲学层面，即从“人类文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高度进行思考。

或许，他是对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经济社会急剧变革的转型时代，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迫切需要有分量的哲思。

《新经济导刊》：历经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在速度与规模上实现了高增长，但在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背后，“崩溃论”和“奇迹论”像DNA的双螺旋结构盘旋交锋，不绝于耳。您如何看待当前国际舆论对中国经济现象的热议？

竹立家：实事求是地讲，三十多年来，中国人的“现代叙事”确实很精彩，可圈可点的地方很多。当然，最值得我们骄傲的还是GDP的增速和总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GDP总量从1978年的2683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5.879万亿美元，三十年间增长了20多倍，年均增速近10%，这在世界发展史上的确很少见。我们现在的GDP总量是世界第二，这当然是值得庆幸的事，说明我们的国力确实增强了。

但仅就国际关系而言，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中国作为大国的迅速复兴必然引起世界格局的重组，中国势必走到世界的前台，成为这个世界的“主角”之一。

如今，各种资料已经显示，利用军事资源、话语资源、地缘资源、经济资源等“围堵中国”的“大戏”已经开场。这说明，中国未来的发展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国际环境，对外关系面临重新“定位”和政策创新任务。能不能为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取决于我们高超的智慧和良好的决策。

《新经济导刊》：从国内情况来看，考虑到人均GDP相对较低、收入分配不公等现实问题，在中国经济规模跻身世界第二的背后，无疑蕴含着纷繁复杂的改革和利益诉求。

竹立家：没错。从1997年到2007年的十年快速增长期，劳动者薪酬占GDP比重从53%下降到40%左右；居民收入所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55%下降到2009年的42%左右。另外，全国大约有一半的职工近些年的工资没有增长或负增长，在经济成倍增长的情况下，这样的增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些数字说明，第一次分配就存在着严重的不公，使我们的“扩大消费”基本变成了一句空话，因为大多数“老百姓”手里确实没有钱。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有企业管理层薪资水平是普通职工的几十倍甚至是上百倍。

如果考虑第二次分配情况，现状也不容乐观。从2003年到2009年间，国家在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投入一直维持在28%左右，甚至2009年较2008年还下降了0.89%。这就是说，看起来每年的绝对数在增长，但相对数没有增长甚至下降，因为财政收入增长更快，政府自身消费增长更快。当前，中国社会保障投入占财政收入的大约11%左右，占GDP的2.4%左右；而发达国家则占财政收入的50%以上，GDP的10%以上。由此可见，中国的二次分配不公现象也比较严重，“社会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

《新经济导刊》：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改革已经步入了“深水区”？

竹立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管理和改革滞后的现象也逐步显现，利益分化加剧，社会诚信度下降，社会不公正现象增加。可以说，改革的“议题”也由“如何做大蛋糕”变为“如何分好蛋糕”。换句话说，是由改革开放初期的解决“普遍贫穷”问题，变为目前的实现“社会公正”问题，将以“利益格局调整”为核心的改革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利益分配和利益格局的调整正在成为关键的“改革议题”，成为能不能成就中国道路的关键制度安排。改革确实已到“深水区”。

《新经济导刊》：也就是说，综合经济实力的增强，为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但经济改革成果要从根本上得到保障，并进一步推进发展，还需要从制度改革上加以解决。

竹立家：是的，未来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较第一个三十年要严重得多。能不能在现有发展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发展，关键还在于未来几年社会管理体制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的力度，在于改革是否能真正有效地消除贫富分化和特权腐败的制度性根源，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约束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保障民众幸福和尊严，让人们满意。

未来三十年，中国改革步入一个新阶段，踏上一个新台阶，改革的重点和中心任务都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这种转变是由我们社会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决定的。换句话说，是由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制度逻辑决定的，不以人的愿望和意志为转移。对发展的片面认识或自我陶醉都是对社会、对民族和历史不负责任的表现。

因此，回到问题的起点，对于经济总量的世界第二，要有辩证思维，它既是新发展的起点，又为深化改革提出了新的迫切要求，经济发展与社会改革相对滞后的“时间差”，把我们带入一个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集中爆发的“复杂的改革期”。

《新经济导刊》：在这样一个经济社会面临着矛盾和问题集中爆发的“复杂的改革期”，无疑需要从深层次去寻找改革突围的关键环节和突破口。在您看来，当下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能不能持续的最大危险是什么？

竹立家：我一直以为，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能不能持续的最大危险，在于五个具有颠覆性的社会问题，即：贫富分化问题、三农问题、腐败和特权腐败问题、失业问题、社会诚信问题。这五大问题，既是未来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和稳定的“燃点”问题，也是我们的“改革顶层设计”要重点关注的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是“中国改革突围”的关键环节和突破口。只有这五大问题从制度安排上得到根本解决，我们才能获得一个稳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和制度平台，也才能有效地解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问题，让民众满意和具有幸福感。

《新经济导刊》：确实如您所言，没有价值内涵和制度保证的经济增长，其结果很有可能造就一个“失败的社会”，这就犹如一个快速行驶在路基不实的轨道上的高速列车，出轨是迟早的事。未来三十年，中国经济想要再创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关键的制度前提是什么？

竹立家：习惯上，我们把那些匪夷所思的事称为“奇迹”。而中国三十年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则是改革与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我们正确的改革策略和民众积极性充分调动的结果，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在我们的“政策设计”之中，没有什么“奇迹”可言。我们的改革与发展说到底是一个不断完善体制机制的过程，或者是体制自我完善过程，这一过程还正在“持续之中”。

未来三十年，中国经济能不能持续高速发展，续写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辉煌，除了从经济方面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消除一些生产要素方面约束以外，关键的制度前提是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的速度，使相对滞后的社会体制和政治行政体制尽快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为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创造较为完善的制度环境。

《新经济导刊》：目前正在大力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这是在统观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全局的基础上，寻求重点突破的、关键性的“改革顶层设计”，对未来五至十年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竹立家：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实现“社会健康”。只有一个健康的社会才能有效地实现社会合作、社会团结，也才能实现稳定和谐的社会。一般来说，社会健康指数除了包括自杀率、失业率、辍学率等之外，重要的还包括政府成本或政府自身消费、政府公共政策质量、经济增长质量、公民参与度、特权腐败程度等社会体制和公共权力运行质量方面的指标。这些都是我们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中避不开的关键“改革议题”，必须认真对待，否则由于制度逻辑所产生的社会问题会积累和发酵，会经常成为我们稳定和发展的障碍，成为人们群众不满意的根源。可以说，中国“十二五”期间，面临着非常艰巨的社会体制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任务，改革的结果直接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相关联。

《新经济导刊》：邓小平1986年曾论述：“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然而，政治体制改革也是这个世界上最难实施的改革，因为政治体制一旦改革，意味着要对权力集团进行权力的重新界定与重新分配，必定会遭遇来自权力集团内部的重重阻挠。无数史实也证明，大多数改革都是兴于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外延，而止于政治体制改革之内核。历史上，大多数改革都因为种种外部际遇与内部因缘，最终在政治体制改革上遭遇“滑铁卢”，前功尽弃。

竹立家：你说得很对。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一个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而是社会财富和价值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公平分配。社会发展过程的中断，除了外来入侵之外，大多是由社会内部分配不公所引起的。中国的发展转型，说到底是“社会结构性”转型，是社会价值和资源在社会公众之间公平分配的改革，是以公共精神对公共权力进行配置的改革，是从制度安排上确实实现了民众的选举权、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的改革。只有民众成为“改革主体”，成为改革的主导力量，我们才能建立一个“共享发展成果”的社会，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一个民众满意的社会，只有这样，我们也才能建立一个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新经济导刊》：“让民众成为改革主体，成为改革的主导力量”，这听起来太好了，但要真正实现这一点，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公民意识的更大觉醒。经济社会的未来发展，需要新时代的青年人拥有更多的主人翁意识。

竹立家：是这样的。我认为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内部，形势严峻，同时面临着艰巨而复杂的“制度和文化变迁”任务。为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民众幸福与尊严得到普遍实现的社会，我们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任务才刚刚起步，异常艰难，其结果取决于我们的智慧和“社会良心”。

《新经济导刊》：不过，对于没能亲历过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经济大转型的新一代而言，倘若不能透过发展中的“GDP神话”，认清改革的严峻形势和艰巨任务，甚而对改革意义有所误解、对改革目标有所偏离，势必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未来中国发展方向和民主法治进程。

竹立家：但实际上，在现代世界，GDP神话几乎弥漫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头脑。我们知道，GDP只是权衡和反映经济体表现的一个简单指标，只是家庭、企业和政府支出的总和加上净出口值。它不能反映一个社会的公平程度，不能反映一个经济体内国民的富裕程度，更不能反映社会公民的幸福程度。GDP不能解释一个社会在高速经济发展下的深刻的贫富分化，不能解释一个经济体内的国民为什么“勤劳而不富裕”，它也不能解释快速经济增长所掩盖的权力腐败。一句话，它不能解释一个经济体和社会的整体发展状况。

一个经济体或社会是不是可持续发展，是不是一个和谐幸福的社会，关键还在于整个社会的制度体系，在于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在于公共政策的质量，在于公共服务的供给和社会保障。离开了这些关键性领域的改革，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就不可能实现，我们所坚持的社会理想也不可能实现。

《新经济导刊》：除了智慧和“社会良心”，您最期望下一代改革中坚力量具备什么样的关键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