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金生：我与万国证券的那些事

1988年7月18日，中国第一家以证券业为主的股份制金融机构万国证券公司成立，整整25年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梦想的力量――万国人的口述历史》正式发行。本文为原万国证券总经理管金生（1947年5月生）在2012年7月23日上海振兴樟树促进会年会上与在上海工作的江西小老乡座谈时的谈话纪要。

“我只是老兵”

问：我们是刚到上海工作的几位樟树（原文注：江西省宜春市辖樟树市，原清江县）同乡，可以说都是冲着您的名字才来参加上海振兴樟树促进会活动的。您是江湖上人称“中国证券教父”的重量级前辈，有您担任促进会名誉会长是我们小辈的荣幸。据老会员说，您过去从不提自己的历史功过，别人主动问及时，您也只是微微一笑，礼貌而又坚定地婉拒正面应对，请问您今天能否给我们几位年轻人一点面子，简单回答为什么这么多人称您为“中国证券教父”？

管金生：我特别喜欢和年轻人相处，更喜欢你们几位年轻的小同乡，也许是我年近古稀还童心未泯的原因。但你们千万不可人云亦云称我为“中国证券教父”。第一，我绝对不敢也绝对没有任何理由“贪天之功，据为己有”。中国证券市场的诞生首先是时代的产物，是老一辈证券从业人员集体智慧的产物，绝不是某一个人或几个人能“教”得出来的。我个人只能说介入比较早，是资格比较老的老兵。

第二，1982年我研究生毕业后到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当时还叫“上海市投资信托公司”）参加工作，那时公司正和日本野村证券商谈合作开展国际证券业务，因而有机会向公司领导徐鹏飞、钟志刚、谢宗锵等人学习点国际证券业务的基本知识。现在看来只学了点皮毛，1984年公司派我去欧洲又学了一点证券业务的理论知识。

1988年7月18日上海万国证券公司成立后，在公司董事长张效浚先生亲自安排下，公司派我以副总干事的名义参与了由日本野村证券担任总干事的一宗日本债券的发行和募集业务。此后在1988年、1989年和1990年，连续三年由上海万国证券公司主动邀请全国证券公司分别在桂林、上海、无锡三次召开了相当规模的“证券业务研讨会”，会上国际大牌证券公司和中国国内许多证券公司主管业务的高层人士展开了热烈而又务实的交流和讨论。这三次研讨会充其量可以说是互教互学，也不存在谁教谁学的问题。

1990年，《新民晚报》的总编主动约我谈话，说报社收到不少读者来信，称他们通过上海万国证券公司编制印刷的投资国债收益与银行存款利率对照表，对债券投资有了相当清晰的理解，特别对国库券交易已基本熟悉，但对股票一无所知。总编希望我能写点通俗易懂的介绍股票知识的文章，请我每天在该晚报发表不超过500字的一篇文章，总题目是“揭开股票的神秘面纱”。对报社来说，他们是满足读者的需求；对我来说，读书看报的老百姓正是证券公司要培养的良好的投资人。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我承诺一周后即可连续出稿。此稿一出，本来市民就十分青睐的《新民晚报》更是洛阳纸贵，销量大增。

几个月后，市委一位领导亲自打电话给我，建议让我停止写稿。领导的意思主要是，1988年和1989年我们公司搞异地国库券逆回购，反响很大，很多同志包括领导同志也认为我们是把上海的资金流出去了。现在我的文章影响更大，因此争议也更大，是不是我暂时主动停一停，因为对于股票目前认识还不统一，我越写人家越以为我是在主动挑起争论。作为证券公司老总我还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文章就不要写了，更不要公开发表。我当时就答应下来并主动致电《新民晚报》总编，称自己由于公务繁忙，以后不能确保每天供应500字。此事当时是沸沸扬扬，好在戛然而止，最后有惊无险。现在看来当时这位领导是以巧妙的方法保护了我，保护了万国证券的事业此后四五年的顺利发展。

第三，“中国证券教父”首先见诸报端是1992年下半年的事，而且是境外发生的事。1992年11月我作为“中国大陆经济学者访问团”成员到台湾考察访问。当时是李登辉主政台湾，大陆从政从商人员均不准访台，我当时是以复旦大学教授身份随团出访，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童大林是以清华大学教授身份随团，同行的还有北京大学萧灼基教授。

到达台湾桃园机场时，台湾海基会秘书长陈长文先生亲自接机，按照台湾方面的安排，东吴大学蒋（章）孝慈校长是专人专程对口接待我，陪我考察了台湾金融市场，参观了银行、交易所、证券公司。离台前有一次演讲会，每个团员都发表演讲，记得我当时演讲的题目是“两岸同心，合力打造沪港台证券金三角”。第二天台湾《中国时报》、《联合报》等各大平面媒体均以大字标题“中国证券教父在台发表演讲”作了报道。当时看到报道有点吃惊，不就一篇学术讨论型的发言吗？怎么一下子就成了“中国证券教父”，真是人在江湖，百口莫辩。好在当时还未实现三通，还不至于波及大陆，而且我自己也主动拒绝了个别采访，否则还真有可能又出现当年《新民晚报》写文章那样的事。

“中国证券教父”一说虽然由于冷处理而从此偃旗息鼓，但始料未及的是，1995年2月23日“3?27 事件”之后，此说又忽然卷土重来，不久我成为阶下之囚，对于世事看得更淡，也慢慢养成了“百口不辩”的好习惯，只想多过几天清闲日子。好在我们大家都是老乡，属“新朋故旧”一类，当然就一定希望你们不要再提“中国证券教父”一事了。

“万国证券”的诞生

问：听说您创办上海万国证券公司之前已经是“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报送的市级“第三梯队”了，为什么还要主动下海，辞去公职而冒险犯难，组建前无先例、后无来者的所谓国有民营的“上海万国证券公司”，这其中总有一定原因，能否从总结人生、点拨后进的角度给我们一点真话？

管金生：性格决定命运。我从1970年开始，有10年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经历，1979年国家改革开放，重开研究生考试，我决定报考，我是要弃政从教。也绝不是因为原来工作不好，待遇不好，而是想做教授，觉得做教授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因为毕业时国家有规定，研究生不能留校任教，所以就到了上国投，那是1982年研究生毕业后的事。上国投基本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刚成立不久，领导也比较重视，工作也较顺利。

1988年怎么会辞职下海创办上海万国证券公司呢？这应该从1984 年我由上国投公派出国留学讲起。当时上海市长汪道涵和上国投老总徐鹏飞商定，凡是上了市里第三梯队名单的人有机会尽可能安排出国深造。1984年由汪市长出面邀请，美国前国务卿万斯（原文注：赛勒斯?罗伯茨?万斯，2002年逝世）率领100多家全美最大的公司访问上海，汪市长责成上国投联合华东政法学院主办了一个“中美国际投资法研讨会”。这个研讨会规模空前，当时整个锦江南楼、北楼全部住的都是美国客人，除了100多家美国大公司，还有与他们对口的国内许多大型国企及全国15个省市和中央10多个部委领导都参加了研讨会。这次会议由我担任组委会秘书长，前前后后忙了一个多月。记得当时陈慕华（原文注：时任国务院国务委员兼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对汪道涵说，没想到如此大型会议的秘书长这么年轻，而且是企业派出来的。这个会议相当成功，树立了上海改革开放的形象。

通过这件事，我给汪市长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此后他一直对我关爱有加。当年上国投在接待欧洲共同体派出的访问团之后，就接受邀请，派我去布鲁塞尔自由大学进修学习。我所在研究班的老师多由欧盟官员兼职，他们知道我在上国投工作，就好心为我安排去英国剑桥大学攻读信托法博士。因为时间紧，机会又难得，我就一面向上国投报告请求延长留学时间，一面先去剑桥报到。上国投后来正式回函，不同意我在剑桥继续深造，并要求我立即回国。当时我非常纠结，主动找当时中国驻欧共体大使刘山和商务参赞徐世伟谈过一次话。他们说，“中国如果能出一个剑桥大学信托法博士应该说是一件好事，但既然你们单位不同意延长时间，你也不要以为就是世界末日，国内正在改革开放，可能会给你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

最后我出于两个考虑，自己买了机票回来了，一是不能给当年送我出国留学的领导添麻烦；二是刘大使和徐参赞的话对我也很有诱惑，国内的发展确实可能有很多机会。

但回来后，在1987年上半年就有一段时间我基本没事可做。我本来是忙惯的人，但如今每天朝九晚五，除了看报纸，做一些翻译的事情，上下班都尽量走路以锻炼身体。每天下班从外滩33号公司办公所在（英国驻沪领事馆旧址）走回西藏路附近的家，这中间要经过苏州河上的四座桥，时间长了就发现桥口有人在交换国库券，见得多了我就产生了兴趣，就和他们攀谈，最后还用10元钱和他们换过一张100元钱的国库券。我慢慢和他们交朋友，他们告诉我，我们这里不算多，在静安寺那里人还要多。后来我也到静安寺那边去看了，杨百万就是在那里认识的。这让我想起来，这种情形和当年西方在梧桐树下交换东印度公司股票不是差不多的事情吗？当时我就想，这也许就是刘大使所说的一个机会。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它引入有组织的公开市场操作的机制中去呢？

当时尽管汪市长已经退下来了，但他在福州路的市政府大楼还有办公室。有一天老市长的秘书小方打电话说汪市长要我去办公室聊聊，这是我留学回来第一次见他，就在他办公室里向他汇报了我回来以后的情况，一共谈了三个多小时。在这过程中，我向老领导谈了三件事：一是剑桥读博学业未能完成的遗憾和回国后赋闲的困惑；二是大手笔建设“新德里”的几点看法，上海只做虹桥和闵行两个区的规划太小了，应该向北、向南或向东发展；三是金融改革问题，我向他介绍了我观察到的在苏州河桥口、静安寺等地存在的自发性国库券民间交易的情况，以及我对深化金融改革，放开国库券的二级市场交易，把这种私下的交易引入有组织的公开市场操作的机制中去的思考。

同时也联系起刘大使、徐参赞的话，告诉他我觉得这也许是一个机会。我建议应该有组织地、有领导地把这种非正式的、非公开的、很自由的交易方式引导到公开市场操作机制中来，建立一种证券交易的正规的市场。我对汪市长说，我在欧洲也学了一点证券交易，知道证券市场是怎么发展过来的，我说有中国特色的证券交易市场的起点，现在看很可能不是类似于东印度公司股票的交易，而是从我们的国库券交易开始。

他大致讲了这样的意思：“你能利用这段时间做一些社会调查，这是一件好事。现在尽管我已经退下来了，但有一件事情我一直在考虑，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上海对中央财政贡献最大，一直受表扬；改革开放以来，中央表扬的老是广东，我们就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我们现在要考虑怎么迎头赶上去，是要有些创新的思路，如果大家都不去试、不去闯、不去解决实际问题，那么压力就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会给市委市政府建议，关于建设‘新德里’模式以及关于金融改革的问题，应当集中一批年富力强的干部来系统研究上海的发展问题。这可能就是后来市委党校那个‘振兴上海研究班’的由来。”

汪市长在和我的长谈中，还就我提出的建立正规的证券交易市场问题对我说，“小管，今天你讲的这个问题是金融问题，而金融问题上海市是没有权的。但作为政策研究你可以提建议，我建议你就这个问题去找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的行长龚浩成汇报，把你的想法告诉他。”他还问，“你和龚浩成熟不熟？要不要我给你打电话？”我说，“我熟。”他说，龚浩成这个人原来是上海财大的教授，他和我一定有共同语言。

同时汪市长还对我说，“你没有读完剑桥的博士，也不要有遗憾，这事我可以帮你忙。国内最有名的国际金融专业权威陈彪如是我的好朋友，他已经不再收博士生了，但我和他打招呼，可以让他破一回例，收你做关门弟子。”

和汪市长谈完以后，我主动找龚浩成行长谈过三次。第一次是和汪市长谈话后不久。后两次都是在1988 年上半年，第一次和第二次都有当时的副行长罗时林在场。

第一次和龚浩成谈，我就说了这样的几个观点：（1）要建立公开市场操作机制，要把现在这种散兵游勇的交易引入交易所，由室外交易到室内交易，证券交易强调时间、价格优先，要公开透明，因此核心是竞争机制；（2）作为市场主角的交易机构名称到底是叫证券公司还是投资银行，不管叫什么名称，为了适应公开市场操作机制，作为交易机构惟一最好的企业组织制度就是股份制；（3）证券一旦引入，一开始就要提供好的环境，也就是证券业和银行业必须分离。这是由证券市场业务的性质决定的，它本质上属于直接融资，而银行业是间接融资；证券也只有和银行分离，才能有发展生存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