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骏民 季益烽：中国经济转型特征与中国经济运行的独特方式

中国经济转型是从中央计划配置资源到价格系统配置资源的转变过程，中国经济经历了“初步市场化”、“外向型”两个成功阶段后，现在正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走向“世界工厂”。中国将与美、英、德、日充当世界工厂角色时一样，其未来的经济增长将突破本国资源的限制，由中国和世界的资源、市场、人才来共同支撑。中国经济在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与任何市场国家都不同的经济运行特征，这些特征使得中国经济迄今为止基本上可以摆脱金融危机的困扰，减缓失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威胁，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这些经济运行的制度性特征很可能是形成新型市场经济模式的基本元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已经30多年，如果没有高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中国就不会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超过日本的第二大经济体。如果这种高增长率可以持续，结果将是不言而喻的。关键不在于世界经济排名，而在于搞清楚中国经济高增长背后的支撑是什么，可以持续多久。从理论上认识中国经济转型过程的内在逻辑，梳理和概括支撑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制度特征和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既有利于对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持续性做出符合实际的判断，也将为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增添中国因素。

一、从计划走向市场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市场机制并不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也不是自由、民主制度的经济基础，它最终会导致资本的统治，导致两极分化和经济比例失调造成的周期性经济危机。马克思主张消除贫困的根源――资本对劳动的统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更平等、更有效率的经济体制。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末创立了计划经济，并于1936年将计划经济正式写入苏联宪法。计划经济在建立之初也确实显示出当时的市场经济不可比拟的优势：第一，它使得苏联成了唯一避免了30年代大危机的国家；第二，苏联凭借计划经济制度在短期内迅速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第三，其高度平均化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短期内解决落后国家“吃饭问题”的一个便捷方法。计划经济对经济落后国家曾经有巨大的吸引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大批落后国家模仿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国有化和经济计划，甚至一些发达国家，如法国等，也有过国有化浪潮。但是，从5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暴露出严重的缺陷，官僚主义滋生，民主被践踏，生产效率低下，等等，它在30年代大危机和战争时期显示出的优势已经荡然无存。由此开始了针对计划经济改革的漫长历程。从全球视野来看，计划经济的改革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60～70年代以排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基本原则的初步尝试阶段；80年代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框架下的改革阶段；90年代及以后中国以市场为基础的改革阶段。

1.排斥市场经济原则下对计划经济改革的尝试

计划经济改革的第一阶段是在基本排斥市场经济的原则之下展开的。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第一个对计划经济改革的尝试是苏联由“利别尔曼建议”引起的经济改革。社会主义的基础理论认为，市场经济会周期性爆发经济危机，其资源配置的效率不可能比计划经济更高。市场经济之所以有效率不过是企业追求利润的刺激所致，用“利润考核”刺激企业，用奖金刺激劳动者，计划经济的效率就可以大幅度提高。第二个计划经济的改革尝试发生在南斯拉夫，南斯拉夫的铁托(总统)和卡德尔(经济学家)曾尝试“用工人自治企业”来摆脱计划经济中的官僚主义和低效率。如果单纯从经济上看，第三个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尝试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它是对苏联计划体制的另类冲击。在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的中国，计划体制被有意识地放弃了，但当时没有全局性的替代制度，而是用“大庆精神”和“大寨精神”来替代靠严格计划管理以及物质刺激提高生产效率的制度。尝试用战争年代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广大人民的热情直接形成巨大的生产力，靠宣传和鼓动来提高生产积极性，而不是靠物质刺激和奖惩分明的管理制度。

上述三个对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早期尝试都失败了，其基本原因是对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效率认识不足，对计划经济的改革方案也充满理想主义的色彩。

2.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改革

计划经济改革的第二阶段是在“将市场经济的优点与计划经济的优点结合在一起”的理念下进行的。这个时期大致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结束，中国和东欧的计划经济国家都积极参与了这个过程。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曾经为这一阶段的改革做了一个颇具代表性的总结。他说：改革者试图将计划经济的优点与市场经济的优点结合在一起，结果一定是将二者的缺点结合在一起，而将二者的优点丧失殆尽。①显然，这是宣布“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改革道路是走不通的。中国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改革实践者们也得出结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实践结果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乱”。既然计划与市场结合的道路走不通，越来越多的人对计划经济不再抱希望，他们的目光开始集中投向市场经济，投向美国模式。美国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用“一个人不能分两步跨过一条沟”的比喻告诫人们，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只能一步到位。这就是与“华盛顿共识”一脉相承的“全盘自由化”或“彻底私有化”的自由主义理念。

改革的困境和认识上的巨大差距在几乎所有计划经济国家引起了剧烈的争论，直至引起政治分歧与社会动荡。中国与其他所有计划经济改革的国家都面临道路的重新选择，选择什么道路不但影响这些民族的未来，也将对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80年代末，中国与世界来到了一个历史性选择的十字路口。

二、中国经济市场化转型特征的理论概括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建立对市场机制有灵敏反应的企业群，从而形成由价格系统配置资源的基本运行方式；二是在这个过程中将经济增长所需的资源平稳地从传统国营企业转移到新型企业群。中国经济转型过程就是中国经济资源配置方式转型过程与经济资源转移过程的统一。正是这个统一的过程保证了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的关系。这是同休克疗法相比最基本的特征，这个转型的基本特征造就了后来中国经济运行的一系列特殊性。

1.计划松动与市场生态圈的培育

市场机制在中国的“初现”并不是因为国营企业找到了成功的改革方式；相反，正是80年代国营企业改革普遍不成功才为非国营企业的迅速成长造成了机会。在国企一统天下的时候，靠单纯的国企改革形成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就如同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培育出市场一样，根本不可能。而各个国营企业之间、各个地区之间参差不齐的改革步骤和方案最大的客观效果就是搞乱了计划经济，使当时配置资源(人、财、物)的计划系统不断地“被”松动，也就是所谓的“一放就乱”。计划体制的松动为乡镇企业的最初发展提供了“剩余”和“漏出”的资源，而乡镇企业和其他非国营企业天生就是依赖市场生存的，这些企业群形成的经济生态圈是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培育这个经济生态圈就会生成市场经济。

2.国营企业在市场化初期的功能与存量转化为增量的改革

1989～1992年间的三年治理整顿，则是计划体制从根本上被动摇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市场经济初步发育的关键时期。当时国营企业与非国营企业的最大的行为区别就在于：政府越是不管，国营企业就越是困难，而非国营企业却越是会疯狂地成长。只要计划被松动的时间足够长，兴衰的替代就会在经济规律作用下自动完成。在三年治理整顿其间，大量国营企业开始陷入困境，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却不断“撬”走国营企业的资源使自己得到发展。这就是中国市场化初期特有的“圈地运动”。客观地说，国营企业在市场化转型中的第一个功能就是将国营企业独占的经济资源中的一部分转移到非国营企业，以支持它们的成长。通过合法、半合法甚至非法的渠道，国营企业控制的经济资源(技术、人才、设备、市场、原材料等)大量转移到非国营企业。所谓“国有资产流失”，不过是这个过程中的“冰山一角”。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初期的转型就是计划对资源的集中配置逐渐失效，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能力逐渐加强，直到替代计划配置资源的过程。从微观经济角度看，就是非国营企业高利润、高工资的优势吸引国营企业资源的过程。

市场配置资源的雏形不是国营企业改革成功所致，而是非国营企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国营企业的改制只有在真正面临市场的时候才可能奏效。随着按市场规则运行的大量非国营企业形成了初步的市场配置资源的系统，国营企业也被逼要么面向市场改制，要么倒闭。没有改变了国企一统天下的“民进国退”企业结构，中国经济就不会摆脱“一放就乱”的困境，就不会有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国营企业也不会有真正面向市场的改制。但是，中国的“民进国退”不能等同于私有化，其区别在于：它既减少了国营企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培育出最初的市场，又没有人为地消灭国营企业，而是在迫使国营企业面向市场的同时大幅度收缩，并逐渐退入资源性行业和垄断性行业，这也使得中国免于陷入俄罗斯式的“资源经济陷阱”和“寡头经济陷阱”。当然，这也造成了国营企业的“垄断”性发展，降低了整体效率，使得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扭曲。

传统国营企业在经济转型初期的第二个功能就是承担了几乎一切改革的成本，特别是替非国营企业承担了转型过程的大部分社会成本。当多数经济资源流失到非国营企业的时候，老弱病残却留在了尚在退出过程中的国营企业。这些传统国营企业最后的功能不是“生产”，而是最低程度的社会保险，是下岗职工最后的庇护所。在非计划经济的低收入国家中，缺乏社会保险系统是其经济起飞的重大障碍之一。中国经济市场化初期，国营企业的大部分社会功能尚可勉强维持，它们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余热，它们是经济改革过程中几乎被燃尽的蜡烛(大部分消失，少量浴火重生)。正是这些国有资源的存在和转移，使得非国营企业不必从零开始；也正因为国营企业将几乎所有改革的成本都留给了自己，新型企业才可以轻装上阵。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并不是“增量改革”，而是存量转化为增量的改革或存量与增量的共同改革。“增量”在改革初期不过是“存量”的流失或改头换面罢了，这些流失支持了非国营企业的发展，形成了配置资源的雏形市场。没有最初的雏形市场，外资就不会大规模投入，中国经济“产能”的有效增量也就无从谈起。虽然外资带来的经济“增量”本身就带着更市场化的因素，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但它们却不是中国经济市场化转型的决定性因素。

三、中国工业化逻辑：工业化、外向型、流动性膨胀、走向世界工厂

对于已经显示出有效需求不足的工业化市场经济来说，靠外需拉动是一个普遍规律。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荷兰，此后的英国、法国，70年代以前的美国、德国、日本，以及后起的亚洲四小龙等，无一例外。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工业化”最基本的含义就是本国工业品的生产能力普遍超过本国的需求，连工业品自给自足都达不到的国家就谈不上工业化。或者说，只要走上工业化道路，第一个要面对的就是有效需求不足。面对有效需求不足，提高内需并不是最先提上日程的解决办法，靠外需拉动才是第一个解决办法。它是规律的必然结果，是企业追求利润的行为之下自然发生的。马克思曾经说过，正是“海外贸易”为欧洲资本主义带来了第一缕曙光。对市场经济来说，需求总是排在第一位，供给和决定供给的技术总是排在其后。

1.走向外向型的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在1997年第一次遇到了内需不足的问题，靠外需拉动当然就是第一个低成本的解决办法。从1997年内需不足凸显开始，到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 WTO，是中国经济从初步市场化走向外向型的关键时期。在内需不足的压力下，企业自行对外寻求出路是中国向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政府则是为其创造条件。最初是民营企业将海外市场作为自己过剩产能的一条重要出路。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地民营企业的外销很快就形成了一个风潮，在缺乏自主品牌、缺乏核心技术、缺乏跨国大企业的情况下，中小民营企业使中国制造的产品迅速遍及世界各个地区。在那些知名跨国公司还没有发现中国有任何一个值得重视的竞争对手的时候，中国制造的产品已经遍及世界了。中国的中小企业家们是在发达国家“外包”、“加工”、“代工”等形式之下，从低价、低端制造业开始“中国制造”的，是在外国品牌的“掩护”之下将“中国制造”推向了全世界。中国最初的外向型经济并无真正来自境外的竞争(多为内讧式的竞相压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