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危机改革与中国的长期增长

● Policy是一回事，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另一回事。两者的逻辑不同。现在又到了一个阶段，经济学家都在谈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认为并不错，但问题是，当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基本上是一个口吻在主张顶层设计改革的时候，政府就必然会基于风险权衡来进行某些妥协，寻找风险最小的改革方案，我的看法是，顶层设计改革必须有足够的风险评估，其方案才可以实施。

・编者按・

近期，一些国际投行及评级机构纷纷唱空中国，3月中旬，摩根大通发布报告建议减持中国股票，之后，高盛、瑞银等多家投行也发表看空A股的言论，4月，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和穆迪也相继下调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这些对中国经济的悲观预判主要依据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地方债风险、银行坏账增加、房地产泡沫和产能过剩等问题。

中国经济学家在中国经济的趋势判断与未来道路的思考上也产生了重大分歧。除了坚持“中国模式”理念者外，改革倡导者也展开了激烈辩论。

在《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4月2日刊出的长篇访谈中，韦森同样也表达了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以及产能、债务等问题的担忧。在看到这篇访谈之后，韦森好友张军表达了不同的观点。

首先，在中国经济走势方面，张军认为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潜力还可以持续20年左右，而地方债、房地产泡沫、产能过剩这些问题也并非众多言论所描述得那么严重。其次，中国目前投资回报率的下降与这些投资的公益性有关，但这些投资最终会推动经济增长，届时，投资回报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又会回升。其三，在政治体制与经济增长关系方面，张军认为政治体制要服务于经济发展，同时“经济发展决定制度的发展和制度的质量而不是相反”。

当然，张军一直表明，中国经济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需要改革政府公共部门，维持体制的柔性、可改革性，让它可以朝着正确的方向去调整。

两位经济学家都特别强调了企业家精神。韦森在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秘密时分析了“中国人的经商精神的苏醒和发挥”。张军表示，驱动“锐意进取的企业家精神”，“从而让每个地方政府都保持开放的竞争，致力于保护市场和企业家精神，不断应对各种挑战和危机，这个是中国的领导人面临的最重要的事情”。

4月10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军在家中接受了《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3个小时的采访。几句寒暄之后，他将话题转到时下关于中国经济形势的言论单一问题上。如他之前在电话中所不断强调的，他说“要新思维平衡旧思维”。

张军的规矩是：有想法就写，不作命题作文。这次，他有很多话要说。

在这次漫长的访谈中，他解释了他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判断的依据，对当下讨论很多的地方债、房地产泡沫、产能过剩问题提出了看法，并且对于中国未来改革的着力点也给出了系统的见解。

在目前国外金融机构集体唱空中国的情形下，不妨来听听张军的看法，找到另一种视角。正如张军所说，在决策的时候达成共识，但是讨论的时候千万不能真有共识。因为一旦言论单一，政府就只能听到一种声音，一旦判断和推算有误，政策的风险就比较大。

经济增长的潜力和长期因素

■推算经济增长的潜力

中国经济至今增长了30年，人均收入与美国的差距才达到日本和四小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相对水平。这样推算，中国经济追赶发达经济体的高增长潜力还应该可以持续20年左右。

上海经济评论：你的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推算方法是怎样的？

张军：按照经济学家应该有的推算方法，首先要从Convergence(收敛)出发。一个落后的经济能够增长多快，不是取决于现在的人均收入有多高，而是取决于它与前沿国家的差距，不是level(水平)，而是distance(距离)决定未来的潜在增长率。这是经济学告诉我的。然后，经济学家在对一个经济未来增长前景做出估计时应该要往后看。

所谓往后看，我的意思是说，要拿历史说事。历史经验很重要。比如，根据美元的2005年购买力平价PPP测算，中国的人均GDP约为美国的四分之一。然后我们应该回放一下战后的经济发展史，看看那些人均收入与美国相差四分之一的经济体都曾经能保持多快的收敛速度。

为了找到这个答案，有经济学家做了这样的工作。例如，Arvind Subramanian(编注：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和全球发展中心的资深研究员)以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一或者30%为准则，从一个跨国的数据库中发现有25个经济体符合这一标准。其中有8个经济体(日本、韩国、葡萄牙、西班牙、希腊和德国，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在20年的跨度里实现了人均GDP快于5.5%的增长水平。如果把人口增长率加上的话，GDP的增长率大约就在7%左右。这就说明，在那些与美国的人均收入差距基本上与中美现在的收入差距大体相当的经济体中，多数经济体保持7%左右的增长率并不是新鲜事。

实际上，中美之间的收入差距与日本上世纪50年代末、“东亚四小龙”60年代末的情况大体相当，而它们后来都有20多年超过7%的增长。中国经济至今增长了30年，人均收入与美国的差距才达到日本和四小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末的相对水平。这样推算，中国经济追赶发达经济体的高增长潜力还应该可以持续20年左右。我认为，中国经济的奇迹其实不在于可以实现8%、9%的增长，是在于它持续的时间极有可能是40到50年，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超长增长纪录。

上海经济评论：日本经济增长因为偶然外部危机而突然出现下降，中国要如何维持发展增长的潜力？

张军：按照收敛假说，任何一个高增长的经济都终究要进入低速增长。日本在1973年从9%的增长率掉下来，增长率下降了一半还多。很多人都把现在的中国和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作比较。我觉得这两者是不可比的。

第一，刚才我说了，从与美国人均收入的差距来看，中国的状况现在才达到日本1950年代末的状况，所以，两者的增长潜力很不同；第二，日本在1973年结束高增长的时候，人均GDP已经达到美国的60%以上。假设没有1973年的外部石油危机和美国对日本的汇率干预，日本的增长也一定会在那个时候开始放慢下来，但不是比较陡地下来。

根据日本经济学家的研究，1960年代开始日本就出现了人口老化的趋势，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就逐步放缓了。所以说，劳动成本在1973年之前就开始上升，日本经济的减速也就开始了，石油危机打击了它，加快了它减速的步伐而已。如果没有石油危机和汇率危机，它整个趋势往后平移个5年，还是会下来。

但中国不一样，中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20%，按照官方汇率计算只有美国的10%，增长潜力足够的大。2008年全球危机发生以后，沿海的增长率下降了很多，但内地的增长变化不大。即使沿海停下来不增长，内地可能也还需要20年才能使劳动生产率达到沿海的水平。而这20年，内地消除与沿海的劳动生产率的差距的20年，也足以维持中国经济较快的增长，更何况沿海本身也在转型中继续保持适度的增长。

上海经济评论：美国《外交杂志》上有一篇文章，讲到全球真正实现收敛的国家很少。

张军：我没有注意到这个文章，但我不同意他的说法。这要看他使用了什么样的数据。事实可能正好相反。美国的一位经济学家最近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编注：系指Arvind Subramanian的《这是全球增长的黄金时期》一文)，里面写到，19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体收敛的速度其实加快了。从战后到1960年代，全球只有20个经济体平均GDP的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1.5倍，但是1980年代以来，约有80个经济体的人均GDP的增长速度3.5倍于发达国家。这说明，低收入国家收敛于高收入国家的速度在加快。

这个现象的原因值得好好研究。起码有一点，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在宏观经济上保持比较稳定和谨慎的政策至关重要。其实，每一次外部危机里面我们都在不断地吸取教训，使经济政策更加有效，因为宏观稳定最重要，它确保着增长的环境。

上海经济评论：但非洲一些国家却在原地踏步，没有发展。

张军：全球将近200个经济体，就算80个也是很小一部分，还有很多国家的情况比较糟糕。但上面我提到的这篇文章里也谈到，撒哈拉一带的国家，甚至是在拉美，也有不少的经济体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增长速度也上来了。按照这样的趋势，50年以后，目前最穷的那些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可能达到智利今天的水平。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现象。

■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

人口转变或者人口出生率的持续下降就是个长期因素，教育或人力资本的水平不断积累也是。劳动力在城乡和行业之间的流动也是一个长期的因素。

上海经济评论：你不同意韦森所讲的经济增长的长周期问题？

张军：不光我本人，我想今天的经济学家不怎么会接受长周期的假说。长周期只是个陈旧的假说，相信它真的存在的人其实并不多。如果真存在的话，那么经济学家就可以准确预测周期了，经济世界就变简单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没有太大的用处。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欧美经济出现了问题，大家说现在进入衰退的长周期了，美国欧洲短期内不可能恢复，即使恢复了，也是新常态，但由此断定世界进入了衰退的长周期，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我改一个字，从长周期中拿掉一个字，变成“长期”。经济学家历来认为经济的变化中存在着长期的因素。同样，看中国经济的未来增长前景，我们也要看长期因素的变化。人口转变或者人口出生率的持续下降就是个长期因素，教育或人力资本的水平不断积累也是。劳动力在城乡和行业之间的流动也是一个长期的因素。这些长期因素的变化会逐步改变两个重要的经济增长要素：一个是劳动力的供给速度将慢下来，另一个是储蓄率将降下来。一个国家不可能长期保持高储蓄。20年后，我们的储蓄率很可能下降10个百分点，因为人口在老龄化，随着人均GDP上升，储蓄的倾向会下来。

还有，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速度从长期来讲会越来越慢，很多地方已经没有年轻劳动力可转移了。20年前，劳动力首次向沿海转移的时候，大家可能谁都没想到中国有一天会出现劳动力在沿海地区的短缺。

这些长期因素的变化自然会推动工资水平的上涨。这个现象在5年前就已经出现了。短期来看，工资上涨对经济增长会是一个负面的影响，我们现在的经济减速与这个有关系。所以，这几年的增长减速不是什么长周期可以解释的。长期看来，工资上升反映的是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和技能在提高，它应该有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因为当工资水平越来越高时，企业是要用资本替代劳动的，这样的话，那些劳动密集的制造业部门就会不断去提高它们的资本密集程度，只有这样，产业结构才能逐步升级起来。

上海经济评论：增长潜力和资本边际收益率也有关系。现在有些讨论讲到投资回报率下降。

张军：在经济增长比较快的阶段，投资回报率看上去有下降的趋势。当然以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这种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当年克鲁格曼批评“东亚四小龙”的发展模式时就断言，因为投资增长太快了，边际回报率会下降。但对我们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而言，我们知道实际情况可能没那么简单。超常增长的经济大都有这个资本深化的特点，因为为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政府要阶段性地进行基建投资，而基建投资的回报率往往都不高。特别是基础设施的投资，本来就有正外部性，它可以提高那些生产性投资的回报。比如说物流企业，因为有很好的基础设施，物流成本降低了，效率提高了，周转时间短了。所以等到社会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增大之后，宏观的投资回报率就会上升。这不是因为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率上升了，而是私人部门的投资回报率上升了，前者改善了经济运行的效率。中国也不例外，这是所有高速增长经济体的共性。学术一点的话，可以说这些经济的投资回报率也好，全要素生产率也好，它们的变化都是波动的，不是线性的，它们与投资增长之间存在着“二次关系”。

我这里特别想强调投资的阶段性，是因为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和发达国家的经济有一个很大的差别，那就是发达国家的投资增长比较稳定，而在所有快速增长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投资增长波动都很大。发达国家的投资每年2%、3%的增长，而赶超经济呢，在一段时间里，比如5年、10年，投资增长率都是20%，甚至30%，经济增长快的时候投资增长要更快，资本的折旧也较快。

比如说高速公路和轨道交通线路。你看我们在一段时间里的每一年的投资增长速度可能都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