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永胜：美欧经济动荡及其对中国的深远影响

【内容提要】美欧自金融危机爆发延续至今的经济动荡，并非源于偶然的政策失误，也不能归于周期性经济阵痛，实际属于经济模式遭遇的深刻危机，这意味着美国金融霸权主导的国际体系已处于超载状态，世界经济将长期陷于低迷，步入重大动荡期和调整期。为摆脱危机美国的政策调整可能在世界范围产生传导效应甚至危害，对国际战略总体形势以及中国的发展与安全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已进入深度互动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将持续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中美之间尤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博弈，不仅具有前所未有的全面性和深刻性，也具有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对此中国应充分认识国际体系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国家间关系的复杂化趋势，趋利避害，有效消解战略压力，坚决维护对外关系的总体平衡和稳定，本着冷静观察、充分准备、积极应对的原则，有针对性地投棋布子，积极运筹国际变局，尤其应重点强化经营周边的力度，拓展回旋空间。

【关键词】金融危机； 国际体系； 安全压力； 战略博弈

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并持续至今的美欧经济动荡，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局势发展演变进程中的重大事变，须予以高度关注并进行深度解析。到目前，美欧经济动荡的综合效应正逐渐显现出来，不仅给世界经济的发展及其未来一个时期的前景蒙上浓重阴影，而且将对国际战略总体形势以及中国的发展与安全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对美欧经济动荡的几点基本认识

(一)美欧经历越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2008 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使持续增长近30年的美欧经济遭受严重挫折，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关节点。美欧国家为应对危机做出超常的努力，巨额经济刺激计划虽然取得了一些积极效果，但经济状况并未得到根本好转，一些国家债务负担不降反增。从2010年年初开始，希腊、爱尔兰、葡萄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相继又遭遇债务危机，主权信用评级下降，依靠本国政府在金融市场筹资偿还债务本息遇到极大困难，欧盟经济发展和欧洲一体化进程受到严重冲击。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复苏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美元疲软，房地产市场下滑，国家债务迅速攀升。到2011年8月，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标准普尔宣布将美国主权信用下调，评级展望负面，从而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剧烈波动。美欧经济不振，失业率上升，贫困人口迅速增加，引发了社会不满情绪增强，国内政治分歧加剧，民众走上街头示威要求变革。直至今日，美国和欧洲的经济状况仍未见根本好转。美欧经历的经济和社会困难可以与越战结束前后的情况相比拟，不仅短期内难以恢复，甚至难以避免又一波衰退的威胁。危机远不是当初一些人认为“仅限于行业内部而已”那样简单，而是向其他行业、向社会领域逐渐扩散，实际上至今这一过程还在延续。事实说明，美欧在冷战胜利中所获得的巨大红利已经基本消耗殆尽。“如果没有各种抵消因素机制在发挥作用，危机早就爆发了。”在这里，西方在冷战中胜利，可视为一个重要且持续时间较长的抵消因素。

(二)美国金融霸权主导的国际体系已处于超载状态

美国金融霸权主导下的国际体系已不能为各国经济增长提供必需的空间，世界经济长期低迷，步入重大动荡期和调整期。“全球治理需求加大与国际制度供应不足”的矛盾日趋突出。美欧自金融危机爆发延续至今的经济社会动荡，并非源于偶然的政策失误，也不能归于周期性经济阵痛，实际属于经济模式遭遇的深刻危机。从20世纪70 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为摆脱石油危机和经济滞胀的困境，美、英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刺激了西方和世界经济增长，但也带来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财富向大资本快速积聚。到2008年前后，西方国家经济风险积累发酵，金融扩张与金融监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必要平衡被严重打破。由美国次贷危机开始，金融危机迅速在全球范围蔓延。金融危机本质上是经济断裂、社会断裂的必然反映。当金融资本将赢利的目标扩展至美欧社会最贫穷群体的时候，就意味着其经济模式已发展到某种极限，危机爆发已不可避免，在全球范围则表现为国际体系已经饱和或超载。2009年，美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68，创1967年以来富人和穷人收入差距的历史纪录，美国也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中收入分配差距最大的国家。目前解决危机的办法未见得真正有效，所付出的代价甚至使“经济领域产生更大的不平衡”。民众的不满最终以“占领华尔街”运动等形式爆发出来。而当前西方经济深陷困局还显示，美国以金融资本畸形扩张为主导的经济模式在危机后仍难以得到必要的调整修正，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仍在进一步积累；而欧盟经济将在较长时期处于困难境地，如成员国之间不能强化坚决而有效的协调，共同应对危机，一体化进程将面临倒退危险。

(三)美国的政策调整可能产生持续的危机扩散效应

由于金融与贸易之间、收入与债务之间以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失衡，始于美国的危机才以如此之快的速度扩散至全球，并导致可怕的严重后果。反观美国，尽管美国经济遭遇巨大困难，但在未来较长时期里，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并不会动摇。在当前经济社会持续动荡的情况下，美国仍然会运用手中的各种霸权工具尤其是金融手段，通过影响和破坏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乃至欧盟国家金融稳定等各种可能的方式，促使国际资本流向美国，确保美国经济优先走出危机。持续的全球性通货膨胀、欧债危机的恶化与美国资本为摆脱危机而进行的操作密切相关。然而，金融资本远未被摧毁。实际上，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金融资本的渗透扩张能力和转移危机的能力已空前加强，甚至越是在发生危机的情况下，资本积聚效应越会明显表现出来，利益倾斜更趋严重。对于发展中国家，由于其中大部分至今并未确立成熟的市场经济，缺少资本积累能力，不可能自我完成对经济结构的有效调整，在美国金融资本的冲击面前，将进一步失去经济自主权，金融安全与经济发展面临严重挑战，社会可能出现更多动荡，其中一些国家甚至将成为国际经济动荡与调整的牺牲品和减震阀门。就总体世界经济而言，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必将呈现加剧趋势，即使原来发展势头良好的新兴国家也将发生分化，只有那些具有规模潜力、经济结构合理、政策适时调整的国家才可能在全球经济动荡中站稳脚跟进而切实提升现代化水平。

(四)美欧社会动荡可能呈现更大范围连动循环蔓延趋势

美欧经济社会困难引发的民众抗议出现了“网络运作+和平抗争”的新模式。这种模式目前几乎不分国界、不分政体、不分国家经济发达程度，呈现连动扩散趋势。“占领华尔街”运动曾从美国的“草根”向中产阶层拓展，形成明显的联动效应，并且一度向欧洲国家蔓延，然后向亚洲国家传播，进而反向刺激“后革命时代”局势不稳的中东地区。当前的社会动荡态势，时间周期短，辐射效应大，实际上存在着缓释或极端两种可能走向。如果动荡局势以缓释方式较为平和地发展，全球治理尚有逐渐适应并修复的空间；但积重难返的经济困难仍有可能继续演变成一些地区的政治动荡，甚至不排除以局部冲突或战争的极端方式解决。在这种态势下恢复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增长，美国以外的国家所需付出的代价将会更为惨重。当前，中东、南亚等地区一些国家的社会和安全局势发展中潜藏着巨大的风险，与美国的关系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叙利亚和伊朗问题的突出绝非孤立事件。事实上，美国的霸权难以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根本保障，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会加深富裕与贫困、利益垄断与分散需求之间的对立与冲突。

二、美欧经济动荡对中国发展与安全的深远影响

美欧经济动荡及由此带来的国际局势变化，一方面为中国和平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如能善加利用，对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整体有利。经济上，近两年中国经济增长虽有所减缓，但仍保持较高的增长率，中国依旧是吸引国际投资的主要市场，同时还吸引美国等西方国家研发基地转向中国，促进低端人才向中高端人才转变；同时，危机引发“倒逼效应”，实际上为中国转变经济模式带来动力，进而推动中国有实力的企业和资本走出去反向投资，拓展海外利益。政治上，美国等西方国家政治与民主模式自身缺陷明显暴露，为中国更好地调整制度体系、提升全民族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加快社会转型提供了经验与教训。而在安全上，美欧经济社会动荡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美国全球霸权基础及战略扩张的步伐，为中国创造出实现和拓展国家利益的有效空间。但另一方面，我们应该保持高度警醒，美欧经济社会动荡对中国国家经济、社会与安全的挑战更加现实而紧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面临更大风险

首先，中国面临的金融风险已明显上升。大量持有美国国债使中国陷入一种两难境地： 一方面，美国国债不断缩水，中国增持面临长期风险；另一方面，如大量减持，又会导致市场价格暴跌，拖累外贸，造成更大损失。同时，由于西方经济困难，更多“热钱”将涌入国内，这种来去便利的“飞燕式资本”投机性过强，对经济成长可能带来的冲击绝不可小视。面对经济困局，美国希望中国承担更大责任，其主要目的并不仅仅在于促进全球经济稳定，而更在于维护美国金融利益集团的利益。国际金融资本的根本意图就在于要求中国实施金融市场化，在利用货币霸权攫取巨额利润的同时，进一步裹挟中国经济。

其次，美欧经济困局的持续极可能加剧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不论是外汇投向、债务关系还是汇率调整，最终都将作用于具体的产业，进而带来经济结构及其价格体系的相应变动。中国持续多年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政府主导投资大幅度增加的基础之上，并需要依靠贸易顺差才能消化制造业过剩的产能。随着经济运行中诸多矛盾的积累，急需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投资转向以内需为主，调整任务十分艰巨，而国际金融资本的压力和渗透将使这一调整面临更多挑战，中国当前面临的经济调整难度已超过2008年前后的情况。考虑到当前在全球金融市场上只有极小部分的资本流动与生产、贸易等实体经济有关，如果宏观调控失当，金融市场的波动更容易首先失去控制，对经济结构的冲击会被迅速放大，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破坏性影响更严重。

(二)社会稳定将面临更严峻的考验

美欧经济社会动荡造成国际体系加速变迁。在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过程中，大国关系的不确定性将有所增强，中国实力的迅速提升更容易引起反弹，处理不当就有可能成为体系变迁中诸多矛盾聚集的焦点。而当前美欧经济困难以及由此带来的转移危机的迫切需求，使得这一危险明显增加了。

由此，中国国家安全将面临巨大挑战，体现在经济、社会、政治等诸多方面，中国的制度优越性和社会稳定性必将受到严峻考验。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将努力实现历史性跨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也将进入自我完善的关键阶段。与此同时，传统遗留问题和由于快速发展而带来的新问题相互影响渗透，诸多矛盾累积起来很可能达到一个高峰，发生动荡和危险的可能性就会空前集中。中国的基尼系数十年前就已超出警戒线，如今更趋于严重。在此背景下，一些社会问题和矛盾难以简单缓解。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将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关键与敏感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也将更加复杂。外部一些力量急于插手和引发中国社会危机，国内维稳形势很可能趋于严峻，进而严重挑战中国制度体系的有效性和优越性。

(三)外部安全压力将明显增加

美欧经济社会动荡促使美国尽快调整其对外战略。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轮廓已经显现。随着美国战略调整，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已进入深度互动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将持续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对新一轮中美战略竞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我们应有充分的认识。中美之间尤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博弈，不仅具有前所未有的全面性和深刻性，也具有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敏感性。美国也已意识到：“今天与中国的关系，是美国有史以来必须管理的最具挑战和影响最大的双边关系之一。”

美国的战略筹划有其自身特点。有人过于看重过去十年美国的战略失误，对中国的处境和未来表现得过于乐观。实际上，在国际关系发展不确定性增强的条件下，国际竞争将空前激烈残酷。历史表明，美国的战略筹划即使出现一些比较严重的失误，也能够修正并继续取得战略优势，特别是在和其主要对手的较量中，美国至今还没有失过手。在历史上，美国曾历经四届政府，深陷“越战泥潭”十几年，但最终还是纠正了错误从越南撤出军队，随后又及时改变了对苏战略，以“缓和方式”从外部推动了苏联解体及东欧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