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志军：权力失衡是中国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

权力配置结构直接决定了一些集团（群体）相对于其他集团（群体）的支配权、控制权和话语权，从而也就决定了资源的配置权和使用权、收益的分配权以及制度生成和演化的方向，并进而导致资源、要素流向的失衡和收入的失衡

我们常常在媒体上看到和听到这样的话语：当前的全球经济是失衡的，中国的经济也是失衡的。那么，什么是经济失衡？中国的经济失衡又表现为什么？又是什么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失衡呢？

一般来说，经济均衡包括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两个方面。内部均衡指对国内商品和劳务的需求足以保证非通货膨胀下的充分就业，或者简单地说，内部均衡是指国内经济处于无通货膨胀的充分就业状态。而外部均衡则是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理论上，当一国经济达到平稳增长状态时应该同时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而经济失衡，指的就是一国经济没有时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就逐渐呈现出内、外失衡。

中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主要表现为储蓄过高、消费不足和投资低效。

进入21世纪后，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十分明显。2000年，中国的消费占GDP的比重为62.3%，此后一路下滑，到2009年的48%，2001年～2009年年均下降1.20个百分点。从国际比较看，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和居民消费占支出法GDP的比重都是非常低的。根据有关网站提供的资料，2009年，全球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平均为78.6%左右。其中，美国为87.5%，欧盟81.9%，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67.6%。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只有48.0%左右，其中居民消费率仅为35.6%，分别比世界平均水平低约30个百分点和26个百分点。与消费一路下降相对应的是我国的投资和储蓄自2000年后却呈上升态势。2000年，我国的投资率为35.3%，储蓄率为37.7%；而到2009年，它们分别为47.7%和52%（见图一）。

图一我国历年（2000-2009年）的消费、储蓄和投资占GDP比重的趋势图（略）

另外，从需求角度说，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源泉。进入2000年以来，经济增长结构变化的显著特征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迅速下降，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迅速增长。2000年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65.1％，2005年消费的贡献分别变为37％；2006年后在一系列政策刺激下，消费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有所回升，2009年上升至45.4。而投资的贡献率则基本呈上升趋势，2000年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22.4，到2009年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竟高达95.2%！（见表1，略）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2000-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所得

而中国经济外部失衡问题主要是指1990年代之后持续出现的"双顺差"现象。自2002年以来，我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金融账户均出现了大规模顺差，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使得外国资本大量流入我国，央行被迫大幅增加储备资产，外汇储备因此而迅速扩大。

2002年到2005年7年期间，"双顺差"更是分别接近或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2％。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看，1950年代以来，世界上主要国家中，共有10个国家曾经出现过双顺差现象。其中出现过"双顺差"规模都超过GDP1％的国家共有4个，"双顺差"规模都超过GDP2％的国家只有中国和新加坡两个。就出现"双顺差"现象的频率而言，中国达到60.87％、新加坡达到50％，俄罗斯则达到60％。如果考察"双顺差"均达到一定规模，比如均超过或接近GDP的2%的情况，则上述样本观察值当中只有中国和新加坡。新加坡就其经济规模和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程度而言，要比中国小的多。通过比较各国的情况，可以发现象中国这样持续出现双顺差的现象在大国中是没有先例的。

然而，从经济学来讲，就其根本，不管是内部失衡还是外部失衡，都是一国收入分配失衡的表现。消费不足、储蓄过度的背后其实是收入分配问题。中国的低消费、高储蓄和高出口之根源就在于中国的收入分配结构和支出结构方面出了问题。这是因为，收入分配的失衡会降低总体边际消费倾斜，从而抑制消费；而且由于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不稳，他们为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而不得不多储蓄，从而导致储蓄过度。并且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Y(国民收入)=c（消费）+i（投资）+nx（净出口），低消费、高储蓄的背后所对应的就是高投资和高出口。而高投资又会带来未来的高收入和产能过剩，为此，又不得不通过加大出口来化解国内的过剩产能。出口的扩大又导致资源向出口部门的超配以及出口部门收入的增加。

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失衡？其主要原因是什么？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解读：

其一，收入分配论。这种理论认为：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悬殊，财富高度集中在高收入阶层手中。而由于边际消费递减规律的作用，收入分配差距的悬殊会导致我国总消费不足。其中，政府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政府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的滞后又是造成收入分配悬殊的主要原因。在总消费不足时，为刺激经济增长，政府不得不加大公共投资，投资的增加又使得产能进一步过剩，产能过剩又使得中国不得不增加出口……这样，中国经济对外贸的依赖就不断增强，需要更多的贸易顺差来带动经济增长；而对外贸和政府投资的依赖加强，又加剧了经济结构失衡和居民收入受抑，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其二，储蓄过多论。经济学家何帆（2006）认为"高储蓄是中国经济失衡主因"，是决定着我国经济增长结构失衡、导致"内需不足、高投资率、高顺差"，以及投资率"居高不下、居高难下"最为关键的变量。他论证道：高储蓄率必定导致高投资率。而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长期将净出口视作拉动经济的"马车"，长期维持一个"低于均衡水平的汇率"。这样，在高储蓄和错误的汇率政策下，就产生了一个"抑制消费支出"的客观后果，进而导致我国经济失衡。

其三、资源和要素价格扭曲论。社科院的刘煜辉（2007）认为，资源要素价格扭曲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根本症结所在。在资源要素价格扭曲时：（1）投资成为经济增长最为直接的驱动方式。（2）扭曲会降低成本，增强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也会增加对外资的吸引力，加速全球产业链向中国转移，使得中国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外部需求。（3）最根本的，会造成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体系的扭曲，导致要素分配偏向于资本、偏向于企业和偏向于政府。由此带来一系列问题，使得消费增长始终低于投资增长，由此陷入一个"高投资、高储蓄"循环而难以自拔。而"高投资、高储蓄"的必然结果则是外贸顺差和资本流入。

其四，计划生育论。郭誉森（2006）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解释。他认为，导致中国经济失衡的原因是中国实行的"只生一个"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他看来：计划生育政策下孩子少了，家庭规模变小，会造成储蓄率增高。这是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真原因，即儿女少了，为养儿防老，只好靠多储蓄物质资本来防老；另一个是假原因，即国民收入(GDP)账上把部分人力资本投资错算成了消费，孩子少，其实是人力资本投资少，却在账上被记成是消费少了。因为现在的GDP计算，把抚养孩子所需的牛奶、尿片、小孩房间的租金等都算成是消费。正确的算法，应先算成储蓄，然后被投资成人力资本。因此，储蓄与投资都被低估了。不止如此，父母投入的服务，接送、做菜、洗衣等家庭生产，GDP根本就没有估算进去。错记与漏计，使收入、储蓄率及投资率皆被低估，孩子愈多，被低估得愈多。这本错误的账，造成了生育率较欧日高的美国，储蓄与资本形成率被相对低估，而生育率极低的中国，储蓄与投资率相对别国被高估。

不过，在笔者看来，以上说法或者只是从某些方面探讨了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表现（如储蓄过多论或者收入失衡论，储蓄过多或收入失衡本身就是经济失衡的表现之一）；或者虽然涉及到了我国经济内外失衡的某些决定因素，却未能展开进一步深入分析，也未能联系全球化及美国主导下的经济和资源配置格局（如资源和要素价格扭曲论）。我们需要问的是：是什么导致了我国资源和要素价格扭曲、储蓄过度和收入分配失衡？又如何联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经济失衡来理解中国的经济失衡？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所能寻找的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一个解释是：全球权力失衡（主要是美国的金融霸权）和国内权力失衡。这是因为，权力配置的失衡会直接影响到各国和各阶层的话语权和收益权，权力强势者在讨价还价、制度生成和变迁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进而导致资源、要素价格的扭曲和收入分配的失衡。应该说，正是全球和国内权力失衡的共同作用才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失衡。下面我们看看，权力失衡对于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具体影响。

（一）中国国内的权力配置失衡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前面论证了，中国经济失衡的根本表现为收入分配的失衡。而造成中国收入分配结构和支出结构之问题者，在于中国权力（资源）结构的失衡。这是因为：

一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导致收入向政府倾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从总体上来说是一个政府主导的发展。政府掌握了大多数资源和绝对的权力，并且，这种"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改变。因此，政府可以依赖其掌握的税收权和资源控制权，不断把财富从企业和居民手上转移到自己的手上。由此，我国的税收增长率连续多年远远高于GDP增长率（见图二）；同时，政府的资源所得也连续多年高速增长，如我国的土地出让所得增长率就远高于GDP增长率。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78-2009

图二1978年以来我国的税收增长率和GDP增长率（略）

二是国有企业的垄断权导致收入向国有垄断企业倾销。作为政府职能的延伸，中国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资源、烟草、金融、铁路运输、汽车等行业，并在这些行业实行事实上的垄断经营。由于免征资源税，许多资源性开采国有垄断企业获取了大量的利润；同时由于国有垄断企业基本不用分红，这些国有垄断企业积聚了大量本应分给国内居民的财富。由于资源和经营权力的垄断，这些国有垄断企业中的经验管理者和员工就可以利用手上的资源控制权和垄断收益为自己分配更多的利益。因此，我国垄断行业从业者的收入远远高于其他行业从业者的收入，据统计，2008年，占从业者总数不到8%的垄断行业的从业者占有了全体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的50%以上的份额。这样，通过资源和权力垄断，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就进一步被挤占，从而也进一步加大了我国的贫富差距。

三是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利用手上的公权力来设租、寻租，从事腐败活动，获取大量灰色和黑色收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的腐败现象不仅没有杜绝，反而愈演愈烈，很多领域都受到腐败的困扰，一些掌权者通过腐败攫取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使原本属于劳动者的收入转移到了自己的手上。据估计，我国每年因政府和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腐败所导致的国民收入转移额大约在8000亿元以上。而资源和权力垄断者为自己攫取的灰色收入则更多。这无疑，也降低了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增长率及其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占比。

四是地方政府手上拥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和巨额的资源，在GDP导向的政绩观下，也会引起收入分配失衡。改革开放之后，在财政分权、晋升锦标赛等机制的作用下，为追求政绩和GDP最大化，地方政府采取了：重资本、轻劳动，重城市、轻农村，重投资、轻民生的行为。这些行为都会导致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公。

而如果中国的民众具有选举官员的权力，如果中国的民众能很好地监督官员，如果多数资源（比如金融、矿山、土地）不是掌握在政府手里，如果多数财富不是国有化而是私有化，那么就不会生成如此激烈的地方政府竞争，不会产生以GDP增长最大化的政绩观和发展观，也不会衍生出前述的三种地方政府行为。因为来自选民的压力会迫使政府官员关注民生、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就业、推进城乡一体化、扶持民营企业发展和保护环境；因为资源和财富的居民所有，政府和国企就无法推行投资主导模式、无法垄断经营、无法利用手上的权力为自己获取巨额的灰色收入。

由此可见，在权力结构失衡下：①收入就会偏向于政府、垄断国企（据报道，中国垄断行业的职工数不足全国总职工的10%，然而其工资额却占到了全国职工总工资的50%以上。）、资本所有者和城市居民，从而导致中国收入分配上的严重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