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 余斌：怎样认识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的特征与走势

最近，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了上半年我国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总的形势是好的，经济增速保持在预期范围之内；但同时，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增多，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仍然严峻，影响我国经济平稳运行的不利因素仍然较多，经济发展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联系到近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关于我国上半年GDP增速“破八”和经济形势的种种议论，我们有必要请专家对近期我国经济形势和走势进行深入分析。近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应本刊之约，对当前人们较为关心的经济形势方面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解答。

――编者

■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的新情况、新特点

理论周刊：多年来，GDP增长率一直是人们判断经济形势的一个重要指标。上半年，我国GDP增长率为7.8%，这虽然高于我们制订的预期目标，但有些同志仍对我国经济形势产生一些担忧和悲观情绪。那么，究竟该如何认识上半年我国经济形势呢？

刘世锦：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环境非常复杂严峻。党中央、国务院对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困难早有分析，为今年国民经济制订了7.5%的预期发展目标，上半年实现7.8%的增长，仍然高于这一预期目标。从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的情况来看，内需和外需增速均有所放慢，生产活跃度降低，产能利用率不足，经济运行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情况、新特点。

一是出口短期内大幅波动。上半年，我国出口增长速度不仅明显下滑，而且出现大幅波动。1月份出口负增长，2月份增速达到18.4%，4月回落至4.9%，5、6月又有所回升，这是近年来少见的现象。除了季节性因素影响外，还有以下原因：欧洲经济剧烈波动，国际经济复苏进程波折，市场预期不稳，我国出口呈现短单化倾向，一定程度上导致出口增长的起伏；光伏、化肥、新电子产品等出口受美国“双反”、市场投放节奏等特殊因素的影响，波动幅度较大。此外，我国经济发展状况成为外部世界判断全球经济和大宗商品价格走势的重要依据，内需收缩、进口增幅下降也间接拉低了国际市场对我国出口产品的需求。

二是企业去库存、去杠杆并存。今年以来，生产侧的工业增加值、主要工业品产量、发电量等增速的降幅，总体超过了投资、消费和出口增速的降幅。生产侧与需求侧的偏离，主要是企业对未来经济增长和价格持悲观预期，调减原材料库存和产成品库存，降低产能利用率。在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下调之后，货币条件改善，市场利率持续走低，但信贷有效需求不足。在新增贷款中，中长期贷款占比明显低于历史平均水平，企业资产负债率也有所降低，表明企业投资意愿不足，去杠杆、去库存同时并存。

三是产能过剩突出，经济效益下滑。在传统产业中，产能过剩已经从钢铁、电解铝、水泥和汽车等行业，扩展到焦炭、电石、铁合金、铜冶炼、纺织、化纤等行业。在新兴产业中，由于不少地区采用多种刺激政策推动投资，产能快速扩张，部分新兴产业，如碳纤维、风电、多晶硅、锂电池、光伏等，先后出现产能过剩。低水平同质化竞争和价格战，导致企业利润大幅下降，经营模式表现出明显的“速度效益型”特征。

四是地区经济运行分化明显。1-6月份，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分别增长9.7%、10.6%、15.1%和15.5%。东部增速最慢，对整体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中部增速延续下滑态势，已落后于西部。

余斌：五是房地产市场出现新变化。从全国看，房屋新开工面积增速已连续25个月高于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已连续20个月高于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来源增速，预计全国房地产市场继续呈现回落趋势。但近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6月份，不少城市地价、房价出现上涨。贷款利率下调，在降低购房成本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房价预期。

六是就业约束有所缓解，财政金融风险约束上升。就业和通胀是宏观调控中两个重要的压力测试指标，就业状况明显恶化常常成为调整宏观政策的依据。在本轮持续较长的回调过程中，就业压力尚不突出。就业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有所缓解，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但应注意就业指标是一个滞后指标，反映较为迟缓。如果短期内增长下滑过快，至少结构性就业压力仍会出现。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地方政府债务、银行资产质量、企业资金链等方面的风险开始显现，经济增速下降使得这些风险点（环节）的脆弱性增加，可能引发局部甚至系统性财政金融风险。

刘世锦：上述新情况、新特点，反映了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总体看，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呈现初步企稳迹象，短期内大幅下滑的风险明显减少。随着需求约束增强，产业转型升级、兼并重组、优胜劣汰的加快，结构调整将会有所进展。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适时预调、微调，对稳定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

■下半年，我国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有望增加

理论周刊：关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一种比较主流的判断是“我国经济仍在适度增长空间”。那么，下半年我国经济运行将面临一个怎样的状况？

余斌：下半年，欧元区经济处于轻度衰退状态，美、日经济温和复苏，新兴经济体下行趋势放缓，我国出口增长将有所回升；随着政策效应的进一步显现，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有望增加。

第一，欧元区经济轻度衰退，美、日有望温和复苏。欧债危机可能反复，但短期不会引发全球性风险。欧盟内部防火墙尚未有效建立，任何负面消息都可能引发市场波动，欧债危机可能多次反复。近期，欧洲央行和救援基金采取了一系列救援行动，对稳定金融市场、舒缓债务危机将产生积极作用。欧元解体也不符合欧元区国家利益，危机会倒逼各方让步和协作，短期不会出现全球系统性风险。同时也应看到，欧元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需要进行深层次的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建立财政联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达成政治联盟，其过程更为复杂持久。预计今年欧元区经济处于轻度衰退状态。美、日经济保持温和复苏。根据历史经验，美国大选年的宏观政策反应更加及时灵敏，货币政策仍有刺激空间。日本灾后重建效应继续显现，虽然出口增长乏力，近期PMI指数也有所回落，但总体不改温和增长态势。我国对主要贸易目的地增速有所下降，但仍高于其总进口增速，说明在全球需求下行背景下，我国出口相对竞争力没有恶化；在出口占比中，对美、日和东盟均有所上升；随着进口价格指数回落，我国贸易条件有所改善；汇率升值预期明显降低，也有利于稳定出口。考虑到上半年各项“稳出口”政策效应逐步显现，以及去年8月之后基数偏低，下半年出口增长将好于上半年。预计全年出口增长可达10%左右的预期目标，进口增幅略低于出口，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负转正。

第二，内需增长降中趋稳，投资仍是稳定的中坚力量。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增长总体稳定。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政府消费总体保持较快增长。受家电、汽车及石油制品等增速下降影响，居民消费增速略有下降。但考虑价格下降和居民收入增长，以及鼓励消费政策的实施，实际消费增速基本稳定。但是，内需短期内能否稳定关键在于投资。下半年，鉴于房地产库存较高和开发商资金偏紧，房地产投资增长动力仍显不足，但受目前市场销售回升的影响，加上保障房项目一定的补充作用，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仍可以达到14%左右。基建投资将维持回升态势，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房地产投资下降的影响。考虑到地区产业转移、机器替代劳动、地方政府换届效应等积极因素，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有望达到18%左右。

当前，经济运行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但积极因素正在逐渐积累。一是工业增加值增速初步企稳，房地产销量回升，汽车等重要工业品产量增速明显提高。二是根据库存调整38-40个月的周期规律，本轮库存调整已经接近尾声。三是欧债危机的处置出现积极变化，美、日经济保持温和复苏，国际经济形势总体没有变得更坏，大宗商品价格有望逐步趋稳。另外，近期我国降准、降息、支持民间投资等政策效应逐步显现，对稳增长将发挥积极作用。总体看，需求侧降中趋稳，生产侧传递出积极信号，二者之间的偏离将会缩小。“中国经济时钟”也从衰退逐步走向复苏，给出了宏观经济企稳回升的初步信号。

综合判断，随着宏观政策效应的进一步显现，经济运行将初步企稳并可能有所回升，三、四季度经济增长有望略高于二季度，全年GDP增速可达到8%或略高一点。但必须看到，目前经济回稳的基础仍不牢固，如果出现意外冲击，经济仍有可能重现下行态势。

■注重增长阶段转换期短期与中长期政策的衔接

理论周刊：关于我国经济增长阶段，有专家提出我国经济整体上开始进入一个由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的“平台整理期”。那么，这种判断是否符合我国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

刘世锦：应该说，这是基于我国经济运行整体情况做出的一种判断。我本人也认为，我国经济增长阶段将在“十二五”后期进入一个转换期。

本轮经济持续回调，已经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商业周期，是多重周期因素叠加和中长期增长潜力下降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短期看，我国正处于商业去库存和经济刺激计划的拉动作用减弱时期，也处于国际主要经济体大选的政治周期和国内换届时期。从长期看，全球都处在金融危机后新技术和新产业寻求突破的时期，新的技术周期尚在孕育之中，全球经济增长整体放缓。多重周期力量交织，使经济运行呈现十分复杂的局面。

应该看到，经济增长既受宏观政策和短期需求变化的影响，更取决于特定发展阶段的潜在增长水平。二战后实现成功追赶的经济体，如日本、韩国、德国等，都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在人均GDP达11000国际元(购买力平价)时，无一例外地出现了经济增长下台阶的情况，降幅达到30%以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路径，与这些成功追赶型经济体比较接近或相似。2011年，我国在人均GDP接近9000国际元。保持目前的发展态势，今后一两年，将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此外，我们分别对全国和不同类型地区的经济增长以及电力、汽车、钢铁等重要工业品产量的峰值进行了测算。上述研究得到的基本结论是，在“十二五”后期，我国经济增长将从高速转入中速增长阶段，潜在增长率将出现自然调整。

近期经济运行出现的一些新变化，表明我国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有很大可能性已经开始。一是基础设施投资的潜力和空间明显缩小。2010年以来，基础设施投资增长明显回落，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从近十年来的接近30%下降到目前的20%左右。二是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明显回落，去年这些地区工业生产、投资增速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这些地区经济总量接近全国经济总量的一半。这些地区的人均GDP已经达到增速下降的时间窗口，增长阶段率先转换是符合逻辑的。三是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市场风险明显增加。人们对这些领域投资回报率的担忧，实质上是对其增长潜力的担忧。另外，城市化尚有较大空间，但由于我国经济规模大幅提升的基数效应，即便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在明显降低。这些都可能预示着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也预示着本轮经济调整不同于以往的短周期调整。即便下半年出现回升，经济增速不大可能也不宜回到原有高增长轨道。在增长阶段转换期，GDP增速维持在7%-8%是比较适宜的。实际上，从全球范围看这一速度并不低。

理论周刊：GDP增速降低，经济进入转换期，将会给我国经济运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余斌：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经验表明，经济增长阶段转换期的到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一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至为关键。特别要警惕并努力避免两种倾向：

一是试图回到以往高增长轨道的倾向。长期以来，政府、企业、市场和社会适应或习惯于高速增长的宏观环境，短期内难以接受增速的趋势性下降。增速一旦回落，容易出现不顾潜在增长率下降的事实，试图通过政策刺激使经济回到高增长轨道的倾向，结果不但不能恢复高增长，反而推高通胀和资产价格，形成泡沫经济，引发更大的风险。

二是放任经济自行下滑的倾向。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后，由于原有预期被打破，新的稳定预期尚未形成，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明显增加。一旦遇到大的冲击，很可能短期内出现增长的大幅下滑或波动。对这种特点认识和重视不够，抱着对经济下滑不用过多担心的态度，忽视市场主体对经济减速需要逐步调整和适应的事实，政策应对不力，就可能由于经济增长短期过度下滑而引发系统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