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路浚：左与右：五十步与百步之间 （二十）――中国：需要心平气地反思

近几天，我从网上转载了一组从中央高层、地方领导到草根的关于“重庆” 的话题。请注意，我在“重庆” 的上空加了引号，不说大家也明白。

我是浙江衢州的农民，1990年代初在辽宁沈阳待过四年，最近最近四年在广东佛山，可惜没到过重庆。中国的辽宁广东浙江三地曾经的或在位的封疆大吏都同重庆有缘。

重庆那个市长，1952年5月生，浙江诸暨人。在去年的全国人代会上，那个市长接受了浙江媒体专访。杭州《都市快报》记者问道：作为一个浙江人，您如何看待浙江商人和浙江的民间资本？重庆那个市长答道：

――从古至今，浙商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坚之一。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浙商活跃于大江南北，为各地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浙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敢为人先，敢于“无中生有”，不仅善于捕捉商机，还善于创造商机。浙江桐乡不出羊毛，却有全国最大的羊毛衫市场；余姚不产塑料，却有全国最大的塑料市场；海宁不产皮革，却有全国最大的皮革市场；嘉善没有森林，却有全国最大的木业加工市场。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浙商精神是一座思想“宝藏”，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和学习。浙商是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目前，有20多万浙商在重庆投资兴业，投资总额超过700亿元，年营业额超过400亿元，提供就业岗位30余万个。浙商除带来了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理念外，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宝贵的浙商精神。我们期待，更多浙商来重庆投资创业，传经送宝，共谋发展。

《都市快报》记者又问道：您曾对比过，重庆经济发展模式和长三角地区的模式。您能否给我们解读下什么是所谓的重庆发展模式，目前看来这种模式效果如何？能否复制？重庆那个市长答道：

――过去因“两头在外”，进出项物流成本高，加工贸易主要布局在沿海，内地几乎是空白。为突破这一困局，我们紧紧抓住并充分利用国际电子信息产业重组的机遇，在转变内陆地区加工贸易发展模式方面，重庆作了两大创新：

一是建立整机加零部件生产的全流程产业链，变水平分工为垂直整合，通过零部件70%-80%本地化制造，变零部件供应、销售“两头在外”为“销售在外、零部件原材料配套在内”，使进项物流成本大大降低甚至归零。

二是改变高附加值的结算业务长期滞留在外的格局。在引进惠普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这个过去普遍存在，但大家都没有引起重视的问题，把美国惠普公司在新加坡的1000亿美元结算量的亚太地区结算中心搬到了重庆，由此，每年结算产生的大额税收和银行中间服务收入留在了重庆。通过这些模式创新，成功构建起以惠普、宏为龙头，富士康、广达、英业达、纬创、和硕、仁宝六大代工商和200多家零部件配套企业的“2+6+200”笔记本电脑产业集群，形成1亿台产能、1000亿美元进出口的亚洲最大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重庆经济结构也将由此产生重大变化。

――这种模式对广大内陆地区来说，的确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目前，内陆地区不少省份都来渝考察和交流，也有些省份正在积极探索和尝试，并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我认为，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模式。发展经济应从本地区的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大胆创新，而不是简单照抄照搬模式。我相信，每个地区都会找到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好路子。

《都市快报》记者再问道：您曾经说过，“十二五”期间重庆要发展微型企业15万个；而刚刚过去的2010年重庆新诞生的微型企业是1万余户。15万个微型企业至少带动15万个家庭、150万人创业或就业。重庆如何推动这些微型企业的发展，具体做法有哪些？您知道在浙江也有很多小老板、小作坊，重庆的做法是仿效还是继续创新？重庆那个市长答道：

――大企业强国，小企业富民。在我国大中小企业发展上，一直缺少微型企业这一环。微型企业，是草根经济，十来个人就可启动；也是民生经济，会激发出全社会自主创业的活力和智慧。在发展产业、扩大就业过程中，我们按照国际惯例补上了微型企业这个缺环，制定实施了三方面政策：一是对每个微型企业，按照注册资本的30%-50%给予资本金补助。二是按实际投入的资本金，等额返还应税地方留成部分。三是给予资本金总额1-1.5倍的融资贷款。为加强对微型企业的管理，确保“存活率”，我们要求“三个不允许”：即不允许空壳经营，不允许抽逃资本金，不允许拿财政补助炒股炒房。去年仅半年，就创办微型企业1万多户，带动10多万人就业。预计今年可发展2.5万户，今后五年将发展15万户，解决150万人就业。英雄不问出处，小企业也可以成长为“参天大树”。浙江是“草根”企业的重要集聚地区，在推动中小企业发展方面有很多好的经验和做法，我们将认真借鉴和学习。

上面的问与答，2011年03月04日08:21曾转播到腾讯微博。

这么多年下来，我心目中的浙江是一个改革的实践和理论探索的前沿阵地。对于“重庆” 的关注并不是因为“唱红打黑”， 而是那个市长将“重庆” 依然是置于市场经济内在逻辑之上的 而且要学习借鉴“浙江” 的“重庆” 的定位 ，引起我对“重庆” 的关注与思考。“重庆” 的这个定位，就是我关注与思考“重庆” 的基点。

这里，用不着像专家教授学术大师那样对市场经济内在逻辑界定来界定去。从组织生成视角，商品经济有简单形态与发达形态之分，简单对应农业社会，发达对应工业社会。发达形态的商品经济，就是工业社会的市场经济。从组织生成视角，我们也可以说，现代社会是置于市场经济内在逻辑之上企业社会，现代经济是置于市场经济内在逻辑之上企业经济。企业无疆域，其触角可以伸向全球，除非退回到1970年代以前。所谓市场经济内在逻辑，最通俗的理解是，个人能管的事个人管，企业能管的事企业管，社会能管的事社会管，只有个人企业社会不能管的事政府管。亚当-斯密那个纯粹的“自由” 在现代社会现代经济中是不存在的，反之，由一个全智全能的政府全面介入个人企业社会领域，就不叫市场经济了，如1970年代以前将近30年的中国。这段话加上前面那么多的“问与答”，无非说明这么一句话：

――因“文革” 的复辟或流毒而剑指“重庆”， 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错误”！？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理想与追求，一代人有一代人重复忘记历史的错误。

如果将时光逆转到30年前。今非昔比。30年前的拨乱反正，说的就是拨“文化大革命” 之乱，返1949至1966年的十七年之正。今非昔比，如今却成了返“文化大革命” 之正，拨改革之乱了，也就是说大有一股势力托“文革” 之亡灵而痛批改革了。我在文（二）中这么说道：

今天回过头来看，正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老一辈革命家集团” 从意识形态到国家政权的全面掌控之后，前脚跟上赫鲁晓夫后脚又深陷于“文化大革命” 之中 ，从而被动地为后来30年的社会历史走向铸下一个大漏洞，使人们迷惘错失于这个漏洞之中！

之所以有这么一个说法，是因为，多年来在思考1978年，这一后来者看成是思想解放与改变国运之年，并在“真理标准大讨论” 与“十一届三中全会” 这两个特定的政治显词中，看到当代中国的思想与行动蕴含着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

我是农民，在追寻“包产到户”的来龙去脉时发现：

――“真理标准大讨论” 还没有认识到“包产到户”的历史真面目；

――“十一届三中全会” 在批评极左路线的同时, 继续强调用法律保护“人民公社体制”；

――1979年，国务院在京召开的七省农口和安徽三县负责人会议形成的精神是“不许搞包产到户”；

――直到1980年9月才在“贫困地区” 为“包产到户” 开了一个口子。

――1978年“洋跃进” 宏伟规划滑铁卢之后的三年，前脚跟上赫鲁晓夫后脚又深陷于“文化大革命” 的修理型的“改革” 终究未能再现农村曾经有过的繁荣，“包产到户” 成了一条别无选择的选择――也是农民无声无息不停地抗争的结果。也就是说，“包产到户” 根本不是什么“英明决策”， 也是最不值得替高层“歌功颂德” 的一项由农民自己创造自自选择的历史性政策。

这一系列的发现，又使我发现，1978年的真实的历史走向。

1977年8月的中共十一大报告仍然为“文化大革命” 高唱赞歌。继续强调“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中心”， 宣布“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直到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展开之际，“文化大革命” 作为过去时代的神圣历史不容否定。可是，“好” 景不长，随着被排斥在“文化大革命” 体制之外的老同志归队，体制内就凸现了“文化大革命” 既得利益集团与“老一辈革命家集团” 的交锋。1978年5月真理标准大讨论形对“两个凡是” 实为反“文化大革命”。 起源体制的“老一辈革命家集团” 为自已寻求掌控国家权力合法依据以及社会潜存的广泛的但却是自发性的反“文化大革命” 的意识形态的力量。这两股力量至少在南京大学一位哲学教师写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前，还没有契合。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式发表，已经不再是南京大学那位哲学教师的原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式发表，并不是哲学作为时代的精华，充当了反“文化大革命” 的文化革命的先导，其真实的意义在于使体制的“老一辈革命家集团” 为自已寻求掌控国家权力合法依据的动机与社会潜存的广泛但却是自发性的反“文化大革命” 的意识形态的力量之间确立一个契合点。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一个直接的成果是，“老一辈革命家集团” 最终掌控了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而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其意义无需赘言。这次全会也有不少排斥在“文化大革命” 体制之外的老同志重新获得党内重要领导职务。这无疑标志着“老一辈革命家集团” 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契机，迅速完成了从意识形态到国家政权的全面掌控。

多年来，我有一个想法是，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2年十二大，整整5年，“老一辈革命家集团” 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契机，迅速完成了从意识形态到国家政权的全面掌控后，并没有新的独立的东西――仍然停留于1956年八大的历史框架之中。或者说，新的东西不在中央，而在地方和民间。另外，“老一辈革命家集团” 在建国初头7年及“文革” 前10年，都在体制内，“文革” 使他们处于体制外，“老一辈革命家集团” 从意识形态到国家政权的全面掌控之后，很自然会剑指“文革”。 这就遗留下一个历史问题，因为历史从建国初头7年及“文革” 前10年走来，事实上，“文革” 及后来的改革的种子早在建国初头7年就已埋下了。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 既宣布了结束“拨乱反正” 又对“文化大革命” 作出了不无仓促牲的论断。今天回过头来看，至少在党的十二大之前，“老一辈革命家集团” 从意识形态到国家政权的全面掌控之后，前脚跟上赫鲁晓夫后脚又深陷于“文化大革命” 之中。因此，他们的反“文化大革命” 的文化革命――意识形态的“革命”， 只能限定在巩固刚刚谋得的权力范围之内，绝不允来自体制外的任何意识形态的力量对新建立的权力结构的冲击。因此他们不可能彻底反“文化大革命” 的。如在法律上明确宣布废除“四大”(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封西单“民主”， 朦胧诗“爆炸”后，查封《今天》文学杂志等，都是“老一辈革命家集团” 反“文化大革命” 的文化革命――意识形态的“革命” 的目的指向与行动纲领的具体表现。

时隔30年的今天，至今不敢正视1949年到1956年的历史。就是直到今天人们仍然用阶级斗争扩大化，对经济规模规律认识不足以及用苏联斯大林模式为自己开脱历史责任！特别是对革的失误又形成了“张果老倒骑驴――背道而驰” 的解释：一种是“文革” 遗毒说，另一种是因否定脱离“文革” 所引致失误的复辟说。而这些统统是割断历史的形而上学的历史推论。

正是从这个角度说，因“文革” 的复辟或流毒而剑指“重庆”， 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错误”！？

“重庆” 近几年经济成就已引人注目，用不着多说。

回往1949至1978年近30年。在社会被国家掩抑的前提下，以往所谓的“阶级路线斗争” 都是虚拟的――势不两立的左右的前提都站不住脚！因为社会主义在中国有影无形！我们从土生土长的社会国家主义走来（详见文十）！1949年以后，一次又一次的社会整体化改造，消亡了传统中国数千年的那个对抗对立依附国家的“民间” 或“社会”。 一 次又一次的社会整体化改造另一个后果是消亡了个人立足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