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2012 中国地产的末日传说

如果告诉中国，不要向往第一世界国家的生活水平，中国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态度。但是你要第一世界国家人民放弃他们如今的生活水平，他们也不能容忍。那么大家都过上“穷奢极欲”的生活呢？地球又不能容忍。

中国飙升的房价通过从制造行业转移而来的钱而被炒起来，仅仅是助长了中国的‘泡沫经济’，中国的制造业将是它发展的尽头。因为制造业领域所面临的两大难题，第一是跨国投资环境的恶化，第二则是严重的产能过剩。

房地产带动了汽车、装修、建材、家具、家电、园林和基础建设；一旦地产停摆，这些行业也将面临着雪崩的危险。

如果说如同战争一般的房地产狂潮是一场社会财富再分配的话，那么在后地产时代的物业税则是另一场财富大洗牌。

两年之前，一部好莱坞电影风靡全球，《2012》――这个出自灾难片大师罗兰?艾里奇的视觉大片在当年中国和世界票房榜上独占鳌头，“《2012》讲述是一种可能性，地球会不会在2012年迎来他的终点，如果是真的，人类文明何去如从？”在许多故事和传说中，马上就要到来的2012年无疑是一个诡异的年份。天体物理学家指出，地球与太阳的磁极将在这一年发生颠倒；根据日食―厄尔尼诺系数理论，这将可能引发地球生命的毁灭。在古老而神秘的玛雅传说中，2012年12月21日将是人类文明结束的日子。这个神秘的预言在西方世界广为传播，《2012》就是对这个玛雅预言的夸张演绎。

古老的玛雅历法认为，地球生命有5个太阳纪，分别遭遇人类的5次浩劫：第一个太阳纪是洪水浩劫，世界遭受大洪水；第二个太阳纪是风蛇浩劫，建筑物被飓风催毁；第三个太阳纪是火雨浩劫；第四个太阳纪是地震浩劫；第五个太阳纪就是世界末日，太阳会消失，大地剧烈摇晃，灾难四起……当第五个太阳纪来临，地球会彻底毁灭，按照玛雅历法为3113年，换算成耶稣纪元的公历便是2012年12月21日。

所谓中国模式

在电影《2012》中，美国政要面对即将修建完成的诺亚方舟赞叹道：“这么艰巨的项目交给中国是对的，没有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比中国做得更好。”这句台词在中国影院中引发了观众们的狂笑。

作为《枪炮、钢铁和病菌》的姊妹篇，《崩溃》一书的副标题是“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贾雷德・戴蒙德在书中用大量笔墨来分析中国的现状和未来。即使有危言耸听之嫌，但戴蒙德的话绝非杞人忧天，更像是一部“盛世危言”。他提出两点：一，中国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是世界性的问题；二，如果中国人也想过上发达国家人“穷奢极欲”的生活，那么地球就要崩溃。戴蒙德将中国的环境问题归为6大类，即空气、水、土壤、栖息地破坏、生物多样性消失以及超大型工程。因为污染，中国城市居民平均血铅浓度几乎是世界其他地区的两倍。每年因空气污染而导致的死亡人数大约30万，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和消费国，每年中国大约有73万人死于抽烟。

加入WTO10年来，中国经济在后发优势下，依靠全球化经济分工体系，一直在“大规模快速增长”。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也是世界上化肥生产和消费最多的国家。自1981年以来，中国的化肥使用量增长了5倍，每亩农田的化肥使用量是全球平均值的3倍。中国农药生产和消费位居世界第二，占全球农药消费量的14%，是农药净出口国。此外，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和水泥生产国。在过去20年里，中国的钢铁、钢铁制品、水泥、塑料和化学纤维产量分别提高了5倍、7倍、10倍、19倍和30倍，而洗衣机的产量则增加了34000倍。

随着肥胖病的增多，中国食肉者也越来越多。猪肉是中国首要的肉制品，牛肉、羊肉和鸡肉等产品的消费量也快速增长，而中国的人均蛋类消费早已与第一世界国家等同。动物类食品人均消费量在30年间翻了几番，这意味着粮食消耗和农业废弃物也随之增加，因为每生产1斤的肉食就需要10或20斤的粮食或植物。中国也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玉米进口国。而饲养动物所产生的排泄已经远远超过工业废弃物，更加重了对土壤和水资源的污染。

在2010年，天灾人祸中的海地让全人类提前看到了世界末日，人们怎会相信它曾经是地球最为繁荣富裕的殖民地，而且它第一个取得独立。中国用全球7%的土地，养活了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事实。但很少有人提及另一个事实：中国占全球7%的耕地，消耗了全球35%的氮肥，单位面积上的磷肥和钾肥使用量也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从1984年到2007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增长21%，但化肥投入增加了3368万吨，增长200%。中国的粮仓东北，农业正在陷入对化肥的过度依赖。农民的化肥用量，逐年增加，不仅造成了土壤土质的恶化，而且某些化肥所含有的重金属，正在威胁人类的安全，而过度使用的化肥，也使水和空气的污染加剧。实际上，化肥的边际效应在逐年递降，但农民对于化肥就像吸毒一样，产生了依赖，欲罢不能。在不久的将来，随着土壤的进一步被破坏，东北这个粮仓，将出现大范围的危机。换言之，粮仓将有崩解的危险。中国农业问题专家党国英说：“中国目前粮食高产主要是依靠化肥、农药，依靠地表水和地下水灌溉，为此我们付出了极大的环境代价。”

随着中国交通的提速，灾难与成本也在迅速上升。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轮子上的中国，机动车保有量超过2亿辆。根据官方统计，每年因车祸死亡者达到10多万人，受伤者有100多万人。平均每天要用300个中国人的身体和生命来祭拜轮子。尽管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只占全世界的1/18，但每年车祸死亡人数占全球的1/5。中国的车祸死亡率已经连续10多年保持世界第一，中国以世界3%的汽车保有量，制造了全球16%的死亡人数。中国城市每万辆车死亡率是美国的17.8倍。在过去一年，小悦悦事件和甘肃校车事件引发全社会关注。

北京的机动车数量超过500万之后，首都不仅变成了“首堵”，汽车排放的废气污染在2011年的冬天发展成为一场社会事件。对很多人来说，空气污染唯一的好处是污染面前人人平等，即使你是身家亿万的老板，或是身居要职的高官，在一个重度污染的环境中，你也必须接受这种看不见蓝天的囚禁。或者说，除非你乘坐直升飞机，那怕是悍马或宝马，也照样得在路上“卧着”。面对未来，中国还将会生产更多的汽车，也会有更多的土地被改造成公路兼停车场。无论是在路上或者在家里，你都必须呼吸汽车排放出来的尾气。

从经济结构来说，所谓中国模式可以归纳为“廉价劳动力+投资+加工制造+出口+外汇储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世界工厂，中国的出口工业将制造成品运往国外，污染物则留给自己，而且这种现象正在变本加厉。贾雷德・戴蒙德指出：“如果告诉中国，不要向往第一世界国家的生活水平，中国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态度。”但是你要第一世界国家人民放弃他们如今的生活水平，他们也不能容忍。那么大家都过上“穷奢极欲”的生活呢？地球又不能容忍。可以说，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发展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关于人类未来的最大的政治问题。值得赞赏的是，作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正在转变态度，开始接受相应的减排义务。

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说过一句实话：“缺乏自由的繁荣是另一种形式的贫乏。”中国政府为此反驳道：“希望有关国家尊重各国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毫无疑问，经济增长是一个社会繁荣的基础，但如果经济增长的成本过高、代价过大，这种弱肉强食的繁荣与杀鸡取卵的暴富只会带来巨大的社会不公，从而出现崩溃的危险；这种饮鸩止渴式的所谓增长其实是不可持续的。一旦中国的经济真的开始崩盘，它内部的纷争会事整个国家陷入混乱。根据孙立平教授的说法，去年中国有多达18万起抗议和骚乱（官方称为“群体性事件”），平均每天500起。

《谎言帝国：21世纪的中国真相》一书的作者、法国政治经济学家居伊?索尔曼指出，中国的最大变化不在于经济的层面。自由市场的发展如果没有和自由思想的进程同步，那么经济的发展将是毫无意义的。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模式现在已经走到一条死路。因为任何增长终究会到达一个瓶颈。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征只是资本的重复堆积，这种陈旧的经济模式就是典型的“重商主义”。因此说，貌似强大的中国其实只是一堆木头捆在一起凑成的庞大的木筏，而不是一艘真正的有机组织的、形成强大力量的战舰。这样的中国不管怎样庞大，也是不堪一击的，一个小小的风浪就足以使其瞬间崩溃。

塔吊上的中国

在电影《2012》中，代表官方话语的中国军人正在进行末日宣传：“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可以创造更多工作的机会。”毫无疑问，就业与GDP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无论怎样，“发展是硬道理”；不断地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成为权力合法性的最重要支撑。在衣和食的问题解决之后，住和行成为最大的消费市场。住房与汽车齐头并进，成为中国经济的两根铁轨，使中国经济迅速驶入快车道，连续10多年保持着两位数左右的增长率。反过来，唯GDP主义发展模式也产生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负面效应：收入分配不公平、社会分化、劳工权利得不到保障、环保恶化和社会道德体系瓦解等等。

当水立方的泡沫造型为中国树立了一个“不差钱”的形象后，泡沫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现实。早在2008年，《福布斯》评出了全球七大的经济泡沫，其中中国房地产市场位居第二大泡沫。依靠中国政府4万亿强心针救市，有惊无险的2008“拐点”被成功延后，地产继续一路狂奔。王志纲认为，2008年出现全球金融危机，正是中国宏观调控的绝佳机遇，借此给过热的中国经济泼泼冷水，趁势痛下决心实现转型，中国经济将更有后劲，更加可持续。但相反，盲目的货币投放，只不过把危机向后拖延，实则加重了中国的经济病。到2009年，中国土地出让金总金额达15000亿元，占当年GDP的4.4%。中国70个大中城市土地出让金共计10836亿元，比2008年猛增140%，比“疯狂”的2007年增加49%。“卖地”持续多年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柱，许多城市包括北京的土地出让金实际占到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今年初，中国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公开承认，最近5年来，中国政府出售土地3300多万亩，获得土地暴利7万多亿元。

“退休女工”王炼利女士的《中国房地产之厄》一书历经坎坷，日前终于在香港出版。王炼利通过对来自国家统计局的公开信息中有关房地产的统计分析，她不仅“证实”了“很多专家学者违背了常识在信口开河”的现状，更重要的是告诉了人们“中国的方方面面是怎样‘被’房地产的”。在这个过程中，全国城镇野蛮大拆迁、居民就业难、社会消费难以启动等等社会动荡因素，都可以从“中国‘被’房地产”中找到答案。中国房地产真正的高速发展，其实是从1998年开始的，至今已经一路狂奔了整整13年。如果从2001年入世算起，中国房地产用了10年时间将房价推高了整整10倍，而相反，股市还在2000点徘徊，这显然与货币超发有很大关系。10年前，当时中国住房实物分配制度彻底结束，整个金融行业几乎毫不例外地纷纷开办房地产按揭业务。银行的介入使中国房地产业开始空前繁荣。按揭拉低了购房门槛；宽松的信贷政策降低了开发商的融资成本；“招拍挂”的土地财政彻底消除了土地瓶颈。

对中国来说，房地产从来就是政治问题，对中国房地产来说，这里没有真正的市场，却有真正的政治。可以说，这10年来，地方财政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依靠玩弄房术的“土地财政”，而中国政府成为房地产狂飙中的最大获益者，大部分地产收益最终都会落进政府的腰包。据全国工商联对三个一线城市的调查，上海财政从房价中分得的份额为64.50%，北京为48.28%，广州为46.94%。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地产都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火车头，或者说是中国经济的“劫持者”。房地产业即使不占据支柱地位，也是这10年来地方政府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以2009年为例，房地产行业创造的增加值占GDP约6%；中国民众当年消费性支出约12万亿，其中商品房消费支出为6万亿。2010年，鄂尔多斯的房地产开工面积是1009.4万平方米，而同期北京市是1639.5万平方米，开工面积已经接近北京市的2/3。鄂尔多斯人均的购房面积是15平方米，而北京的数据则只有0.78平方米。作为狂热的投资品，房地产资产的高度泡沫化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不用说唐福珍钱云会们――1.2亿失去了土地的失地农民与300万户城市拆迁户的血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