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树清：中国经济均衡发展需要解决的若干特殊问题

作为一个人口超过北美、欧洲和日本总和的国家，中国持续25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历史奇迹。任何经济体系处于高速增长时期，都会发生不均衡问题。没有不均衡就没有发展。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均衡应当能够自动得到调整，中长期会趋向均衡。但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一些年里，形成了非常独特的非均衡形态。不仅持续时间很长，而且影响范围极广，提高了发展成本，降低了增长效益，限制了未来的潜力。树立科学发展观，落实“五个统筹”，必须实现中国经济的均衡发展。

一、特殊的非均衡表现

中国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发展潜力最大的国家。现阶段面临的问题也堪称复杂之最。一方面，有各国工业化、现代化都会遇到的困难，例如能源紧张、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另一方面，还有转轨经济在市场化进程中必然发生的问题，例如企业行为不规范、市场机制不健全，以及银行不良资产率高、金融体系薄弱，等等。更突出的是一些非常独特的矛盾和问题，从一般经济学的角度来归纳，有以下四个方面：

（1） 需求波动剧烈。进入90年代以后，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出现疲软，投资需求大起大落。存货增加过多。工业产销率经常低于96%的水平（2003年投资很热，也只有98%）。平均每年新增的库存高达2000多亿元。对外贸依赖程度不断提高，违反了大国经济的一般规律。此外，出口价格水平持续下降，进口价格水平持续上升，贸易条件趋于恶化。

（2） 就业形势恶化。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非农就业岗位的增长就逐步放慢步伐。乡镇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日渐萎缩，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更是与日俱增。从1996年到2002年，非农就业在全部就业中的比重一直停留在50%左右。这意味着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作为总体，连续多年没有额外提供新的就业岗位。而1978年到1995年，非农就业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

（3） 收入分配失衡。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达到了历史最好时期。然而，收入分配的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在经济起飞的前期呈现缩小趋势，后期却转变为扩大的趋势。这与发展经济学关于收入分配的U型理论正好相反。然而，占人口多数的农村居民，最近一些年来收入增长缓慢，生活条件与城市居民进一步拉大距离，这意味着他们的平均收入相对下降。城市特殊困难人群的规模也出现增加的势头。

（4） 资本相对过剩。早在90年代初期，我国出现了投资率低于储蓄率的现象，1993年投资膨胀，情况有所改变。但是，之后十多年时间里，如果把外汇储备的因素考虑进来，总体上呈现出资本净流出趋势，平均每年200亿美元左右。一个低收入或低中收入国家却长期为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弥补其储蓄不足。

按照世界上已有的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在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系中，不应当出现上述问题，至少不应当同时出现上述问题。上述诸点大体上也反映了现阶段经济生活的热点和难点，例如“三农”问题、就业问题、国内外不平衡问题，等等。它们发端于九十年代初期，从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开始愈演愈烈。在当前经济超常增长的形势下有所变化，但是，多种迹象表明，这种改变并不具有根本意义。换言之，这些问题并未得到真正解决。

二、远离常态的经济结构

2003年，按现行汇率计算，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02年的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390美元。这两个数字都属于低中收入国家范围。如果观察一些综合性发展指标，例如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成人识字率等，中国都属于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将中国经济与其他国家进行结构比较，可以看到许多重要的差异。

（1）产出构成。在全部GDP中，中国的三次产业比例是15比52比33；低收入国家是23，32，45，中等收入国家是10，38，52，世界平均是5，31，64。中国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方式与国际上不完全可比，服务业产值的低估可能较为严重，但是即使考虑这个因素，中国第二产业的比重也显然过高。

（2） 就业构成。据统计，2003年中国的三次产业就业分布为49.1比21.6比29.3。其他国家的普遍规律是，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为第二产业的2－3倍。过去实行计划经济的东欧国家，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略高一些，但是第三产业比重也明显高于中国。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就业统计中没有考虑农民广泛存在的兼业问题，如果按实际工时的分配来测算，那么农民真正用于农业生产的时间可能平均只有两个月左右。将这个因素考虑进来，估计我们的三次产业实际就业分布大约为25，35，40。第二产业就业比例过高，第三产业就业比例过低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3）支出结构。近些年来，中国GDP的最终使用中，家庭消费支出占47%，政府消费占12%，资本形成将近40%。世界平均为61比17比22。其中，低收入国家为70，11，20；中等收入国家为59，15，25。这说明，一方面，中国的资本投入水平是极高的，另一方面国民经济总体效益是较低的。此外，中国的净出口占GDP支出的2%，这表明国内储蓄对外转移。

（4） 资本结构。资本形成包括固定资本和存货增加两个部分。中国的存货比重畸高，九十年代经常持续在资本形成中约占10%左右，约相当于GDP的3%，这意味着平均每年有数千亿元的产品生产出来，计入GDP，但是没有卖出去，形成库存积压。10多年来，累计的存货增加高达2万亿元以上，除极少部分为扩大生产所必需之外，主要是产不适销的缘故，由此增加的银行不良贷款至少在一半以上。

（5） 城乡结构。2003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40.5%。世界平均水平已将近50%。城市的定义在世界各国都不尽相同。按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口径，人口在2500人以上且就业以非农产业为主的居民区，就被归为城镇而非农村。如果仅就人口聚集程度和非农就业比重两项指标来看，中国的城市化率估计早已超过50%，因为，现在有数以万计的农村和集镇已经实现了非农产业为主，且聚集人口超过2500人的规模。但是，其他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及生活条件依然没有实质性改变，生活方式与城市相比差别较大。

（6） 地区结构。尽管最近两年，某些中西部省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东部省市，但是从总体上看，并没有改变东部沿海地区占全国GDP比重持续上升的趋势。去年以来投资迅猛增长，又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目前沿海12省市的人口在全国人口的比例为41.3%，在GDP中所占比例为68.7%。一个国家高速增长25年后仍然没有出现地区之间趋向平衡的调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中国经济结构偏离世界常态源于增长方式。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过去，又不同于国外，但都有所继承和学习的新的增长方式。由于采取“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总政策，政府和市场共同导向，农村和城市一起推动，数量和质量目标并列，工业化、信息化都加快了步伐。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全面鼓励外贸外资和引进技术、管理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同时，从这里也能够看到过去我们倡导的一些发展方针的影子，例如，放权让利，调动地方积极性，大中小并举，土洋结合，农村办工业，等等。这种增长方式的优点和成就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它也带来了一部分消极后果。上述对经济结构的简略描述和分析，可以从基础上说明这些事实。

这种增长方式的弊病在90年代中期积累到比较严重的程度，矛盾开始尖锐化。促成这种形势突变的原因有多个方面。一是随着国内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一般性的制造业产品趋于饱和，竞争激化，不仅是国有工业企业，而且包括乡镇企业开始陷入困境；二是遍地开花的工业化方式，造成了生态和居住环境的急剧恶化，经济增长成本成为人们不得不关注的问题；三是外商投资企业持续增加，不仅主导了对外贸易，而且开始引领国内产业和市场；四是银行不良资产负担日益不堪承受，靠巨额贷款增加支持高速经济增长扩张难以为继；五是农业长期停留在小农式的家庭经营为主的方式上，与现代化的工业和市场难以契合，极易出现波动和反复。

在研究和制定“九五”计划时，我们提出了转变经济体制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所谓“两个转变”方针。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增强了发展战略调整的紧迫性。自那时以来，经济发展取得了新的巨大成就。但是，就增长方式转变而言，并没有取得理想的进展。

从1998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全面过剩的状态。商品销售困难，劳动力富余，资金闲置，而且由于粮食库存过多，土地一时也成为非稀缺要素。这一切发生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上述问题被正确地概括为有效需求不足。其实也同样可以归结为生产结构不合理，也即有效供给不足。工业结构雷同，低水平重复和过度竞争，高附加值产业缺乏。除了有相当大比例的技术设备需要进口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制造业在开拓市场、引导需求、创造新产品方面能力十分薄弱。在大量产品滞销积压的同时，有许多居民和社会需要且有能力支付的服务处于严重的短缺状态。仔细分析，几乎全部服务产业都是供给不足的。商品批发和零售业提供的服务远远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提并论，相反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现象十分严重。金融业对居民个人的服务，总体上与发达国家50年前相比都有较大差距。教育、文化、科技、医疗卫生、法律、会计和审计，更是严重滞后。毫无疑问，资源配置是严重不均衡的。在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很少看到这种现象。

三、内在的体制和政策原因

为什么资源不能从过剩部门流入到短缺部门？为什么制造业不能从高成本地区转移到低成本地区？为什么粗加工工业不能从沿海发达城市退出来？为什么沿海地区外来农民工的工资十多年没有提高？

中国经济增长偏离均衡状态，既有内部的原因又有外部的原因。从国际来看，生产和贸易的全球化改变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由于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的制造业被迅速纳入世界产业链之中，中国经济以一种特殊的“加工厂”或“生产车间”的方式融入世界经济。工业的超高速增长及加工业比重畸高，沿海地区经济与内地联系相对减弱，国民经济外贸依存度不断趋高，等等，都与此不无直接关系。从国内来看，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因素也必然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影响到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非均衡发展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我国各方面人才、经验和知识的缺乏。但是，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国内体制和政策方面的。

（1） 政府主导经济。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开启，以党和政府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标志。没有各级政府的积极努力，过去25年不可能达到年均9.4%的增长速度。但是，政府直接干预经济活动，带来的消极影响是严重的。投资和经营决策与市场真实情况相差甚远；成本约束机制不健全；风险无人承担；持续地侵蚀和破坏市场。政府主导经济模式，还是在高度分权的背景下形成的，所以有五级或六级的政府经济主体在同时活动。政府与政府之间的竞争明显超过了合理的限度。

（2） 要素市场滞后。对于转轨经济国家，市场体系的恢复和发展需要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与商品和服务市场相比，要素市场最近十年来的发展，无论是资本市场，还是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都远不如预期，许多方面停留在“双轨制”上。与中欧和东欧的一些国家相比，我们从遥遥领先转变为远远落后。要素市场的开放，无疑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对此必须慎重考虑。但是，问题在于，因之而不开放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可能更要大得多。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关系就是如此。过度担心资本市场出乱子，那么就会不断加大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在要素市场没有达到一定成熟程度时，所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就很难实现，行政低效率与官员腐败也与此不无关系。

（3） 激励机制扭曲。在政府部门和国有经济部门，向上级负责的“官本位”导向不仅停留在观念上，而且体现在体制上，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非公有经济部门。地区发展的衡量和考核及相互之间的竞争，主要使用产值指标和财政收入指标。现行财税体制继承了传统的间接税为主、生产环节征收为主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