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宏源：中国渐进式改革经济隐患凸显

短期经济增长均衡性矛盾突出

对于下一阶段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从短期来看主要是经济增长的均衡性，其中隐含着几个问题。

第一，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财富没有被有效率地分配，或者说没有被公平分配。即“二八现象”，我国所创造的80%的利润被20%的人所分享。其他的，例如农村人口就相对贫困。现在农业产出占GDP 的份额只有15%，但农业所维持的人口占全国60%.农业吸纳50%的劳动力。也就是说，15%的经济承载着总劳动力的50%，承载着总人口的60%.可以看出，这是突出的二元结构的矛盾，所以这对下一阶段经济的增长会造成影响。这也是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启而不动的主要原因。

第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值得高度关注，包括对人民币从中长期来看是否该升值的问题。因为目前在经济学上所有的判断人民币应该升值的观点，都是基于中国的经常项目收支做出的判断，而这里面没有包括我国的服务业以及脆弱的金融体系。如果把这些因素算进去，人民币究竟应该升值还是贬值这是个还需要重新评价的问题。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主要反映在银行的质量不高的资产负债，以及政府垄断定价所形成的一种低效率运行的特征上。

我们注意到，商业银行传统业务占了主导地位，而传统业务中85%以上的利润来自于存贷款息差，四大国有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利润的主要来源都是存贷款息差。而现在国务院为保证四大银行能够稳定上市，制定了垄断性的存贷款利率，这种息差已经达到国内外都罕见的高度。国际上平均的息差是1.5～2个百分点，北美比较高，是2.5个百分点，中国是5～6个百分点，再加上存款上面封顶，贷款可以上浮70%，所以存贷款利率的实际息差要远大于法定息差。可以看出货币政策在调控中为了保护商业银行的短期利益，而牺牲了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的中长期利益。

第三，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方式还没有很大的改变。总体上看还是基本延续了一种粗放型增长的格局，经济增长的内在传导机制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变化。

这里有个很简单的数据比较：从2002年4月到2004年3月，在两年的时间里，全国信贷规模扩张了5万多亿元，而我国从1952年到2002年3月底，50年的时间里总共贷款才11万亿元。所以这5万亿元信贷出笼后，全国到处都是工地，出现房地产热、开发区热、期货热，就只差股票热还没热起来。现在产业投资的机会比较好，热钱都流向产业，包括炒钢铁、木材、煤炭、水泥、焦炭、电解铝和部分有色金属，炒作后的结果跟1992年、1993年的情况非常类似，这说明银行自身的一种冲动。

现在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是积极的财政政策逐渐淡出，转而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尽管还是讲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实际执行的结果是积极的，两年贷出5万多亿元怎么也不能说是稳健的，而是一种过分的冲动，冲动加上结构性的扭曲尽管带来了短期的高涨和局部的热潮，但会产生长期的不良后果。

如果要采取什么措施的话，我觉得应该进行大力度的结构性调整，把贷款更多的投向能够创造就业的部门、中小企业、非国有经济部门和服务类企业。

以上分析的是当前经济运行方面存在的三个主要问题。当然还有其他问题，包括政府潜在的债务风险、包括我国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全社会综合投资效率低下，这都是影响经济短期增长，从而会对长期经济安全构成威胁的主要因素。2003年下半年至今所采取的一系列紧缩措施，下半年会初见成效，但由于经济增长的惯性，下半年的经济增长率怎么也会在8%以上，所以全年平均下来看，实现9%左右的增长是没有问题的。

在经济增长稳定的条件下，我们应该加快改革步伐，这里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如果改革不推进的话，将使中国经济的中长期潜在增长率降低。

中长期经济发展面临三大安全问题

如何认识中国经济的安全问题，我想应该从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的共性问题和中国作为转轨国家的特有问题两方面来把握。

涉及经济安全的第一个问题是资源安全问题。从共性问题上看，中国面临着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的安全问题，包括：粮食、淡水、石油、铁矿石。在国家发改委列举的45种矿产资源中，我国有20种存在安全问题。可能这是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加速工业化过程中都会面临的问题，所以这是共性问题，不用过分担心，但要高度重视。不是缺了就没有了，这些资源多数是可贸易商品，但其中有技巧，比如如何规避价格风险。

例如石油，我国2004年进口原油可能会超过1亿吨，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原油进口国。但我国在世界的原油定价机制上和油价形成中都少有话语权。石油期货、石油价格被美国、日本为主导的资本和一些欧洲资本所掌握。

我们建议应允许国内大的企业进行套期保值的交易，同时在国内建立大宗商品的期货交易，让别的国家也来关注你的国内市场的价格变化，在国际商品市场主要产品价格形成上要有发言权。以前我国的农产品期货没人看，但现在美英期货经理与交易商也开始关注中国期货市场的变化。

对于中国来说，不是有没有资源的问题，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完全而充足地拥有发展所需要的全部资源，而是要在贸易中学会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这是发展中国家的第一个安全问题，即资源安全问题。

第二个安全是产业安全，目前经济学界关于中国产业空心化以及拉美化倾向的讨论是最近很热的话题，担心过度开放会使中国产业都控制在国际资本手里，如轿车业。

中国资本项目还没开放，如果逐渐开放，我国的银行业、保险业，外资控股会越来越多。很显然的道理，制造业的利润很大部分给了跨国公司。还有我国的大企业在海外上市，中国电力、中国石油、中海油、中石化，包括中国联通、中国移动这些所有国民经济命脉的产业确实存在产业安全问题。

特别是对开放度的把握，我觉得有必要慎重一点，至少对外资实行超国民待遇是毫无必要的。也许在改革开放前十几年还有必要，比如三免五减，所得税从低，那么到现在已经到了深度开放的时候，已经加入WTO ，而且人家已经对政策优惠不看重的前提下，超国民待遇就毫无必要了。

第三就是金融安全。之所以把它单独列于产业安全之外，是因为二战后全球爆发的经济危机，90%以上是从金融危机开始的，而古典意义上的传统经济危机已经越来越少，更多的是以经济危机为先导或者说以金融危机为突破口爆发的。

2007年是国内银行业的大限，2007年1月1日后，国外银行可以开展本币业务即人民币的存贷款业务。也就是说国内银行的低效率、落后技术、脆弱的财务资产负债状况会经历更严峻的挑战。中国经济存在20年高增长的可能性，但对金融领域是否能稳定重构需要高度关注，要看是否能实现平稳转轨，这其中也包括商业保险与社保体制效率的提高。这三大点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

渐进式改革对经济增长存在四大负面影响

渐进式的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步显现，我把它所造成的问题归为四个方面：第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是市场处于无序状态，导致资源配置的效率低下。我国是混合经济，既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也不是过去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在很多调控领域是计划，有的说是行政＋计划＋市场＋地下一起在调节中国经济运行，其结果是导致中国整体效率的低下。资源配置扭曲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整体效率的低下，单位GDP 的能耗5倍于世界平均水平。

第二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不能带来就业的增长。这实际上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产物，改革的不彻底使我国承受的代价越来越大。从1995年以来，我国国有企业部门的劳动力增长是负的，不仅不吸纳新的劳动力每年还裁减在业人员，在减员增效，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但是我国所有的资源包括银行系统和中央财政系统，包括地方财政系统的所有资源还在集中地向国有企业注资。银行系统这5万多亿元的贷款中有2/3贷给了国有企业，也就是说有3万多亿流向了一个总体上没有就业增长的部门，贷款就不能带来相应的就业。

其三，我国没有建立起合理的收入分配调控机制和合理的转移支付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一种不均衡的增长特征，这会对中国的中长期增长形成挑战。社会各阶层之间、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差距急剧拉大，这与我国目前收入分配调节机制有比较大的关系，所有省市的个人所得税主要依靠的是中低收入工薪阶层，而先富阶层和企业家所缴个人所得税远低于其收入水平，没有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另外，社会保障体制建设的落后。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做到全面就业，一定的失业是正常的，但是关键是要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个人账户上的钱自己无法支取，形成社保体系个人账户的空转，潜伏着很大危险。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不够，下岗职工，农村无职业、无土地、无收入的“三无”农民，城镇的中低收入阶层没有充足的社会保障，所以社会矛盾冲突加剧与社会保障体制的覆盖面不高、资金来源不够有很大的关系。

其四，对中长期经济发展形成挑战的就是生产关系改革的滞后，这种严重的滞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通过25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GDP 翻了两番还多，生产力的发展突飞猛进，这是世所公认的，但是生产关系的调整相对滞后，包括政府和企业之间关系问题、计划与市场的问题、垄断与放松管制的问题都还没有完全理顺。

六大举措化解经济隐患

第一，加强教育，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如果在农村还不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问题会越来越大，因为消灭贫困的惟一的途径就是受教育。这是全世界发达国家无一例外的经验。我认为中国现阶段应该把教育放在第一位。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不是就业岗位少，关键是政策的协调。如果中国可以做到让高中以上学历的人都就业的话，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20年翻三番也没什么问题。

第二，解决非均衡增长，建立起有效的国民收入转移支付体系，否则有可能出现社会问题并引起社会的动荡。

第三，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强化技术标准，改变经济考核指标，把教育、文化、卫生列为地方政府官员考核的重点内容，不能用GDP 一俊遮百丑。

第四，善于利用两个市场与两种资源。在中国外汇储备充足的情况下，应该鼓励企业到世界矿产比较丰富的地区投资，推进中国资本的海外发展战略。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对不可再生资源使用的控制，采取用市场换技术的战略，立足于培养中国自己的技术创新和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第五，加快结构调整，培育经济自主增长能力。推出相应的技术标准，限制过热行业的投资。如果强制命令银行不准给予房地产、水泥、钢铁和电解铝这三大行业贷款，还是计划经济的模式。而通过制定技术标准，比如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来控制企业的投资比用计划手段要好得多。

第六，加快金融体制的重构，推出金融衍生品的交易。利率期货，外汇期货，国债期货以及重要产品期货都应逐步推出。我国在全球初级原材料消耗的增量上占有很大份额，铁矿石增量的60%、钢铁增量的2/3都在中国，如果这么大的增量，仍对全球定价没有话语权的话，那是一个悲哀。

另外也要通过金融创新来规避金融风险，包括我国的原油期货。当然仅仅有金融创新是不够的，还要有金融体制的重构，这是重中之重。通过金融创新和金融体制重构并举，来回避经济中长期发展的风险还是有可能的。

文章来源：原载《新华文摘》2004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