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大培：我们今日为何陷入困境

今日的整个世界都面临着经济衰退的威胁。与处在负增长边缘的西方经济大国相比，统计数字上具有8％增长率的中国，似乎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经济繁荣的区域。但是，只要我们不想自欺欺人的话，我们就应当承认，今日的中国经济也陷入了困境。

第一节 公平与效率：两方面的困境

困境首先在于社会公正方面。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不但极为明显，而且在不断加剧。现在，学术界对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到底是否比0.4高这一点还有争论，但是没有多少人敢于否认，中国已经成了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不仅如此，伴随并加剧着这种贫富两极分化的，是近几年来老工业地区大批人的绝对贫困化，它表现为城市地区形成了普遍性的失业和低工资的群体，大批人生活水平绝对下降。巨大的贫富差距、特别是近年城市地区大批人生活水平的绝对下降，已经在国内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政治上的不稳定。

经济上的困境也来源于经济效率方面。

最近几年统计数字上显示的中国经济增长率一直在7％以上，但是国际国内都有许多人对中国经济增长率是否真有这样高深表怀疑。即使中国按照自己的统计口径真的达到了这样高的经济增长率，这也丝毫不能掩饰中国在宏观经济形势上所陷入的困境，因为这个经济增长率远远低于中国的生产潜力所允许达到的增长速度。

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的经验表明，中国经济的“自然增长率”（按照中国的统计口径计）在9％左右，没有什么迹象表明这个自然增长率已经降低。连续多年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低于生产潜力的增长率，其根源显然在于宏观总需求明显低于潜在生产能力。宏观总需求不足的证据，不仅在于城市地区的大量失业和普遍的生产能力闲置上，尤其在于中国近年不断出现的物价总水平的下降上。总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国内投资小于充分就业的储蓄，最集中地表现在资金净外流上。按照国民收入核算的基本原理，这种资金净外流表明国内实现的投资小于储蓄，而这还是在中国的总需求严重不足、实现的储蓄太少的条件下出现的。

自1996年以来中国的产品（商品和除投资收益以外的服务）出口一直显著大于进口，表明中国有严重的资金外流。这种资金外流，有时通过资本帐户直接流出，表现为连年外国在华巨额直接投资的同时企业和个人在大量向外输出资金；最近这两年则主要通过政府外汇储备急剧增加而流出。2000年9月到2002年9月中国官方的外汇储备增加了将近1千亿美元，虽然同时资本帐户有大量顺差，二者相抵仍然有大量资金净流出。这种国际收支格局不过表明中国的资金净流出已经从民间的主动输出资金变为让官方输出资金，中国的企业不仅在国内不投资，甚至也已经不向国外输出资金，从而造成了严重的资金过剩。它是宏观总需求不足的集中表现。

中国在经济效率问题上的困境还表现在：整个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财政金融困难，巨额的银行不良资产和社会保障资金缺口随时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向技术密集产业升级的过程不顺利，技术进步的前途不明朗，从而经济发展的长期前景处于危险之中。

我们为什么会陷入今日的困境？不能否认，这一困境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困境是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时所难于避免的。但是光是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还不足以造成今日的全部困境。加重了今日困境的很重要原因在于，最近20年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一直存在着对自由放任和弱肉强食哲学的迷信，而最近几年这种迷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致经济政策上在有意无意地制造贫富两极分化，放任外国资本来挤垮中国经济。

第二节 公平问题为什么严重？

首先让我们看看，中国如何陷入了两极分化的社会危机中。为当前的贫富两极分化辩护的人总是说，这是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其实单纯的向市场经济转轨并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贫富分化，我们今日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最近20年来经济政策的偏向。

（一）偏向富人的政策

加剧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政策偏向，首先来源于只要效率不要公平的指导思想。中国经济改革初期所取得的显著成就，是使农村和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而这实际上缩小了整个中国范围内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但是当时许多人片面地赞扬农民内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有所上升，以为只有加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才会带来经济的繁荣。由此就使只要“效率”不要公平的观念在中国肆虐了20年。而他们所说的“效率”，其实不过是少数人的货币收入多而已。在这种观念指导下，许多人只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闭口不谈“共同富裕”，由此而派生出一系列加剧贫富两极分化的政策。

在只要效率不要公平的思想指导下，加剧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作法首先表现在，中国经济中的优惠政策几乎从来都是只给予市场经济中的强势集团。20年来中国的经济政策已经形成了一个恶习，这就是只给富者以优惠政策，只给富裕地区和富裕的个人以优惠政策。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不公平，是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在人均财富和收入上的不平等。外资企业的利润是外国人的收入，我们却总是千方百计地要保证外国人、外国企业的盈利，为此不惜牺牲中国企业的盈利机会。这是最大的扩大不平等。可口可乐、通用、德国大众、柯达都把中国变成其最大的利润源。

这种制造贫富两极分化的政策偏向首先表现在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上。当今中国收入最高的群体之一，是在外资企业工作的高薪阶层。许多人以为这种特高的薪金来源于外资企业的高效率，其实外资企业的这种巨额薪金支出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税收政策优惠造成的。

由于许多制定政策的人只追求地域内的产出（GDP）而不顾本国人民的收入（GNP），在追求产出时又只看到外资企业增加产出的一面，看不到它挤掉中国企业产出的一面，20年来我们一直在力求给外资企业以种种超国民待遇。在中国的土地上，外资企业所享受的政策待遇往往比中国企业优惠；特别是在税收上，外资企业一直就享受着远远比中国企业优惠的政策待遇。

这种畸形的税收政策优惠不仅表现在法定的税率上，表现在外资企业一直享有低于中国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一定年限的所得税税收减免上，而且表现在操作层次上的税收征收方式上。对中国企业，超过一定数额的员工工资不能计入成本，而应当视为利润的一部分，从而不仅员工应当缴纳相应的个人所得税，企业还要为此缴纳相应的企业所得税。但是这种作法却没有适用于外资企业给其员工的工资，外资企业的员工工资就都可以不视为企业利润，从而不必缴纳相应的企业所得税。

在这种不平等的税收待遇下，中国企业由于税负过重而难以提高职工工资，外资企业却由于税负较轻而乐于给其员工高薪。实际上，外资企业给其员工的高薪在很大程度上是拿着中国政府的企业所得税送人情。外资企业薪金普遍高于中国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造成的。

本来东南沿海地区在市场经济中天生就有地理上的优势，可以长期保持比内地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它们却在最近20年中一直在政策待遇上享有比内地多得多的优惠。在改革开放初期，当中国经济还带有强烈的计划经济色彩时，东南沿海地区不但在物资分配、资金调度上享受了许多计划经济下的特殊优待，而且在税收上得到了特别的优惠，而税收优惠即使在市场经济下也对一个地区的经济状况极为重要。当国家财政状况紧张、中央政府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向老工业基地增税时，东南沿海的某些省份却可以保持着改革开放初期极低的向中央上缴财政收入基数，一定多少年不变。到90年代初，东南沿海的富裕和老工业基地的贫穷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某些部门给东南沿海特殊政策优惠的恶习仍然没有终结。这就造成了经济政策上的一大奇观：发达国家政府的特殊优惠政策都给予贫穷困难地区，而中国的特殊优惠政策却集中地给予最富裕繁荣的地区。结果是老工业基地由于不堪财政重负而衰落，形成了今日大批人绝对贫困化的局面，而东南沿海的个别省份却富冠全国。这样造成的地区性贫富分化绝不能算是公平的。

（二）虐待国有企业职工

最近几年中国的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进一步加剧，这主要因为国有企业剥离了几千万员工。对国有企业员工的这种“剥离”，不仅意味着原国有企业的员工因同时失去工作和收入而“下岗”，也不仅意味着他们按西方国家的定义陷入失业境地，更主要的是意味着他们失去了任何社会保障，落入了被国家和社会完全抛弃的地位――他们往往被迫以几万元甚至仅仅几千元就“买断”了工龄，从此政府就摆脱了向他们提供养老金的义务，这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将来有可能得不到任何养老金。

从当时的情况看来，这样大规模剥离原国有企业员工似乎是迫不得已。因为当时国有企业的大面积亏损极为严重，这些被剥离的员工大多数已经实际上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有些人据此认为，这是国有企业没有效率的必然结果，是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

实际上，这样一种说法也是在抹煞政策因素对原国有企业职工的困境所起的作用。诚然，20年来国有企业的改革一直没有取得重大的突破，这是国有企业陷入今日的困境的主要原因。但是，错误的经济政策一直在加重国有企业的负担，从而加剧了国有企业今日的困境，它对国有企业今日的困境也要承担重要责任。

国有企业今日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最近20年来一贯对国有企业竭泽而渔，不但扼杀了大部分国有企业发展的后劲，而且造成社会保障资金的枯萎，以致今日使大批的原国有企业职工丧失了任何的社会保障。

这种对国有企业竭泽而渔的政策，集中体现在超比例地向国有企业收税上。近几年的中国经济学界惯于向原国有企业横加罪名，说政府给了国有企业过多的优惠，国有企业占用了过多的资源。其实这都是极其片面的歪曲。从转向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政府就基本上不再向企业实行大量的财政性投资。国有企业能够得到的主要“优惠”和“资源”，其实是银行的贷款。而一旦银行转向商业化经营，对企业实行硬预算约束，这些大额贷款的还本付息就不仅不是国有企业得到的优惠，而且成了压倒许多企业的最大包袱。而在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也是真正的政策优惠――税收上，国有企业不仅从来就没有得到什么优惠，而且一直是受到虐待的。

20年来我国颁布的税收优惠不谓不多，先是乡镇企业与外资企业都有税收优惠，后来是外资企业继续有税收优惠，其它的地区性、行业性、暂时性的税收优惠更是多得不可胜数。但是我们从来就没有见到过给全体国有企业的一个税收优惠，而只知道每当政府财政紧张时，就以一切可能的名目、甚至以违反法律和政策规定的方式来增加对国有企业的税收。在实际收税过程中，由于片面使用行政手段维护“税收纪律”，造成对非国有部门没有足够的税收纪律约束，以致非国有部门逃税严重。

这两方面因素联合作用的结果，是国有部门承受了不成比例的负担，国有企业在税收总额中所占比例极大地高于它在整个经济总产出中的比例。目前国有企业只占工业总产出的三分之一，但是却缴纳了70％的政府税收。人称浙江宁波地区的民营企业发达，已经占了GDP的80％，但是它也只占缴纳税收的50％。这样的竭泽而渔不仅吸干了国有企业的投资资金，使国有企业丧失了发展的后劲，而且也吸干了本来可以为国有企业储备起来的养老基金，从而造成了今日国有企业职工丧失养老保障基金的困境。

就是在国有企业改革没有取得重大进展这一点上，流行的经济学思潮对经济政策的错误指导也不能辞其咎。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本来应当是形成足够有力的国有财产保值增值机制，在这个前提下以一系列的制度建设来保障职工权益，减缓改革对原国有企业职工福利的冲击。但是20年来的流行思潮几乎从来不将重点放在这上面。它从来就是单纯强调发展其它所有制成分的企业，企图以此逐步缩小公有制企业的比重而使其消亡。对国有企业本身，它先是鼓吹“放权让利” ，后是大力推进“产权交易”、不同所有制混合经营，最近几年则以“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和“改制”为旗号，公然将国有企业赶尽杀绝，实行少数人掠夺全国人民财富的权贵私有化。

最初的所谓“放权让利”，就偏离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它将企业的一切大权都让给厂长或经理一个人，不对其资金运作进行任何监督。结果是方便了国有企业的少数经理人员大肆进行在职消费，任意挥霍企业资金，甚至侵吞公有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