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布雷斯：没有心肝的社会

内容提要：在美国这样的“丰裕社会”中，贫困问题不仅仍未得到解决，而且丰裕本身就演化成贫穷的社会和政治条件。在过去的岁月中，通过自己的政治参与，富人们使国家实行了有利于自己的经济政策。同时，他们对穷人的境遇要么漠然置之，要么就用各种方式将贫富分化的状况合理化。作者认为，要解决贫困问题就必须依靠穷人自身的政治觉醒，穷人应该更积极地参与政治，通过选票改善自身状况。

原编者按：这位经济学家相信，当美国越来越富的时候，却对穷人的境遇置若罔闻，或者干脆把这种状况合理化了。这会对选举产生深远的影响。

当今时代颇有一些深入人心的信念，其中之一是：贫穷已不再是我们社会生活中可以接受的特征。但贫穷当然依旧存在，而且正如数据显示，它也并未缩小。根据人口普查局（the Bureau of the Census）的统计，1980年，全国人口的13％，也就是2930万美国人生活于贫困之中，这个标准是一个四口之家的年收入低于8，414美元；1983年，则有3530万即全美人口的15％生活于贫困线之下，标准是四口之家的年收入低于10178美元（这已随物价而提高）。我们必须承认，此类情况实不应该发生在像美国这样财富丰裕的国家里。

我们的生活中，有这样一个虽不曾申明却被普遍认可的假设，即在未来的某个时候，贫困总会逐渐缩小直至最终消失；而且，这个进程在政治上也有某种必然性。人们的感觉是，我们的体制终将惠及众生，惠及所有人。而穷人是一种社会与政治力量。人们会希望，同情也是一种社会力量，而同情势将终结贫困。这些因素将会共同发挥影响，由此使福利国家的舒缓和纠正效应得以维持。

有人会担心，这个舒缓贫困的过程会走得太快，会使支撑它的经济不堪重负，会对那些受其庇护之人的主动性产生太具压制性的影响，最终弄巧成拙。但我这里的探讨只涉及如何减少或消除贫困的问题。贫穷当然应该消失，这向来是毫无疑问的。在这个秋季的大选中，无论某人多么热情地拥戴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或者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参议员的经济思想，他都不会说，我们这个国家将永远会有穷人。

我要说，我本人很早的时候就对此深信不疑。这个信念，可以追溯到二十多年以前，追溯到1958年。当时我在一本书中也探讨过这个问题，书的标题几经变动，最初叫《人们为什么贫穷》（Why People Are Poor），最后变成了《丰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这本书在这个月要出一个新版本，有人要我借此机会回顾一下自己过去的观点与希望。唉，我现在可不如当时那么乐观了。有人跟我说过，丘吉尔曾说他不得不经常自食其言，并发现自食其言有益于健康。而我宁可不吃这“营养食品”！

今年我又重温自己早年对一个丰裕时代提出的希冀（以及警示），其间感受并不全是戚戚然。比如，在那距今已然久远的年代，我曾恳请人们给予环境以更多的关切，包括空气与水的污染、高速路上的商业美术以及那消逝中的乡村景观。现在，我们已经取得了比我所预想的更多的进步，虽然进步并不平衡。酸雨不仅会同时落在正人君子与无德之辈头上，而且也一样会洒进丰盈人家和贫户寒门，没有人会听之任之。当时我又曾认为，通货膨胀将成为丰裕社会里的一种典型病症，而且终有一天，用简单的货币措施来应付它将成为不可抵制的诱惑，与之相伴的一个后果则是痛苦的衰退。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般情形果然发生了。

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对改善一个人的品格更有警示作用也是更为有效的办法是指出他的失败。我的一个显著失败就是，当年我未曾预见到，在这个丰裕的时代我们将如何应对那些无从分享富裕生活的人的困境。而我本来应该认识到，随着大众福利的到来，我们将以不缺钱花的人们特有的那种源远流长、却不那么可敬可佩的传统方式来做出回应。这就是说，对芸芸大众来讲，一旦他们自己已经过上丰足舒适的生活，他们就可以找到似是而非的――更多的时候简直是强词夺理的――理由来开脱自己，使他们心安理得地去漠视穷人。而且正如实际上所发生的，当越来越多的人都富裕起来的时候，穷人就成了一个政治上的少数派；更令人哀伤的是，人们对他们要求被关心、重视以及救助的呼告充耳不闻。

要理解现今穷人们的处境，就得琢磨一下，数百年来，那些有幸发财致富了的人是如何成功地把穷人排除在他们的思想和良知之外的。只有在极少情况下，人类的头脑能如此的足智多谋。富人们的这种作法还真是有经典为证。据说与那些富人不同的是，穷人们在经历了自己短暂而不幸的人生之后，就踏上了通往天国的捷径，据说在那里已不存在剥削。只要穷人们善良而虔诚，他们所需要的就只剩耐心了。

更为普遍的情形是，千百年来，那些据说得到财神爷青睐的人，总被认为自然是得益于他们自身高超的智慧、勤奋、远见、能力、德性，要不就是他们那得天独厚的祖宗。这其中透出的意思是，那些出类拔萃的人是天赋异禀的。而那些不幸的穷人天生就受害于他们自身一贯的懒散、昏聩和无能；或者说，穷人自身就倾向于过那种潦倒、不定和随意的生活。这就是说，当他们在桥下昏睡时――当然富人和穷人都有权利这么做――他们更开心，或者就像里根总统在不久前所言，有些人宁愿睡在喧嚷的大街上。

上世纪是一个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人们特别善于编造出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把穷人排除在公众的良知之外，其中的有些说法被证明极其经久耐用。亚当・斯密（Adam Smith）设想了一个竞争的、自利的和自我激励的体制，在某种程度上是最优的，但它也并不完美，只是一个不完美世界中最好的东西。斯密的思想现今仍有人响应。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与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追随斯密的思想，并在很大程度上使其更为精练。他们强调说，老百姓在尽可能地多生孩子，这限制了他们改善自身生活的能力，只能维持在最低生存线的水平上。马尔萨斯确曾提出过这样一个建议：在婚礼上警告那些对生儿育女乐此不疲的男男女女，让他们放弃这种倾向，并让他们起誓要节制生育。但事实证明，这并非控制生育的一种有效形式。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Social Darwinists）在这方面达到了更老道的水平。其中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与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这两位在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间在美国很有影响。他们共同倡导一种异常方便的学说，即贫穷是清除“不适者”的社会药剂。这一学说后来变得更文雅精巧，变成：因为慈善捐助会阻碍进化过程，所以应予避免。不过又有一种相反的意见站出来说这不正当地限制了捐助人的自由。于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今天，社会达尔文主义仍然阴魂不散，一个表现就是，有些人认为，如果把礼物送给那些不配得到它的穷人，甚至是给那些破了产的亲戚们，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对他们的品格造成不利影响。社会达尔文主义跟原教旨主义神学的一支也有着自然的亲密联系，这一派观点认为，神把财富赐给那些配得上的人，以此来表达对这些人的肯定。这种言论可以在宗教广播电台以及“道德多数派”（the Moral Majority）的宣讲人那里得到。

不久以前，采取反对把贫穷和不幸合理化的立场，已经成为在实现了普选的民主社会中争取穷人选票的一种需要。同时，对于那些或对自己的经历心有余悸，或对他人的遭遇感到兔死狐悲，担心自己某一天也会身陷困境的人来说，要争取他们的选票，也需要端出这种立场。只要穷人的数量还是很多，只要这种担心依然压在人们心头，这种诉求就不会失去效力。从这种诉求中，而且，也从富人中那部分能说会道者的悲悯之心和谆谆告诫中，现代福利国家到来了。它保证人们的最低收入，保证向所有人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为此还要建立一个社会保障和社会安全的体制框架。与此相联的是，要致力于对经济实行全面管理，以此来确保经济发展、就业、农产品价格和收入都达到比较令人满意的水平，还要确保对工业产品充分而持续的需求。这是一种政治潮流，在英国，它与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费边主义者（Fabians）、工党（the Labor Party）以及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相联系；在美国，则与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和新政（the New Deal）有关，当然也与凯恩斯有关；而在其他的工业国家，也与上述因素的影响有关系――大体说来，就与社会民主主义及左派有关。

在美国，大萧条是这种趋势的一个特别的刺激因素，其他国家在较美国为轻的程度上也是如此。大萧条给工人、农民和城市中产阶级带来恐惧、不安全和切实的剥夺，而此前这些人处境还算差强人意。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在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后的整整一代人，福利国家的自由派辩护人仍然被认为是在反对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与大萧条，而这些反对者也确保了自己政治上的成功。或许同样不足为怪的是，他们的成功还包括，这在所有那些参与者或相关者的意识中造成了一场持久的革命。人们曾经以为，这场革命将使得其创始者能永远地占据主导地位或者至少有影响力。

实际上，诚如越来越多的参与其中者（也包括我本人）已经看到的那样，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丰裕，这场运动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都变成一场自行变本加厉的政治运动。随着福利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沾沾自喜于他们的经济状况。一旦他们的福利得到保障，他们就会跟过去所有时代的富人们一样，找到一个能安心适意的理由，让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良心远离那些仍然挣扎于贫困之中的相对少数的穷人。在过去，这种合理化的做法已经成功地使人们心安理得地对穷人漠然不顾，对贫困置之不理；而现在这一套做法依然效力不减。那些在经济上有保障的人一向也是愿意在选举中投票的人，特别是在美国，他们还是能为花费高昂的现代政治选举活动掏腰包的人。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自然不愿意给那些为穷人和无保障者发动变革的人投票，也不会选那些继续努力替越来越少的穷人说话的人。

与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派一样，美国自由派有一个未曾言明的假定：新生的富裕阶层――包括有着中产阶级收入的蓝领工人、飞黄腾达的新的职业阶层、相对有较高收入的现代白领管理阶层，以及那些受到保护而能免于失业和病老困扰的人――将满怀感激之情，从而具有与老一辈富人不同的政治态度。而他们的那些更为幸运的后代们，大概也将如此。但是，自由派们错了。历史表明，更为可能的情况是，那些现代社会的安全与丰裕的设计者们当年在引领潮流的同时，也埋下了日后自身政治衰落的伏笔。

对于美国的里根革命、英国的撒切尔革命，以及在德国和其他地区相对没有那么明确的潮流，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个人因素常被提及，这是那些容易被电视左右情绪的人的特别偏好。在美国，卡特总统在外交政策中的霉运，伊朗人质危机经常被当作一个解释。的确几乎没有什么疑问的是，卡特先生过多地受到了他手下那些经济学家的影响。在这些经济学家劝说下，他实行了强有力的货币政策，由此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大量的失业在1980年的大选中起了作用。正如我曾在别的地方也指出过的，经济学家们做事就是这么精确。但是更为深刻和更经得起考验的解释是，在现代工业经济中，那些获得保障的富人们已经成为选举中的多数派，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实际参加投票的人中的多数派。他们的政治倾向跟过去的那些富人毫无二致，即反映了由来已久的那种漠视贫富差别或将之合理化的力量。对过去的经验有所思考的人，谁也不会对此感到奇怪。

1981年里根总统上台，他剥夺或者说削减了对穷人有着基本影响的社会福利。国会预算办公室（the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最近报告说，1983～1985年，那些年收入低于2万美元的家庭将损失200亿美元的收入，而那些年收入在8万美元以上的家庭，将因预算和减税而获得350亿美元。1983年，年收入低于1万美元的家庭每年损失了270美元的收入，而收入在8万美元及以上的家庭则增收7070美元。他们提出的理由是，富人不工作或不投资，是因为他们钱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