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地方竞争与中央风险

核心提示：发达国家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然后演化成2009年的大危机，那在这个阶段发达国家纷纷地转向了超级量化宽松，西方经济体美国、欧洲、日本都在大规模推进量化宽松，一手增发货币，一手增发国债，叫超级量化宽松，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特点就是零利率，名义上说是为了保就业，其实是为了帮助过量扩张的金融资本。

凤凰卫视8月4日《世纪大讲堂》，以下为文字实录：

温铁军：中央扩张信用化解地方政府财税风险

田桐：今年6月国家审计署在其官网上发表了一个报告，重点阐述了36个地方政府在2012年的债务审计，而审计结果也表示36个地方政府在2012年的年底的债务情况是3.85万亿元，较2010年的年底增长了12.9%，而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对于中国债务的数据水平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是2012年中国广义政府债务超过了GDP的45%，那么面对这样一个数据我们有没有理由去担心中国面临到的地方债务危机，而中国在改革之后带来的利益同时会有哪些的麻烦带来？就这些问题我们今天有幸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温铁军教授，来为我们阐述《地方竞争与中央风险》，欢迎温教授。

解说：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主任，中国农村金融研究所所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温铁军教授是我国农村经济基础方面的三农问题，和乡土中国治理结构的三治问题等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的试验研究专家，温铁军教授主张深入实地调查，形成问题意识，坚持从历史视角考察事物发展的脉络，倡导理论逻辑的起点，必须与经验过程的起点一致，才能真正做到联系实际，由此才能对制度变迁的国别比较研究超越一般意识形态化研究的羁绊，实事求是地探寻复杂现象背后的客观规律。

田桐：非常感谢温教授您再次来到我们大讲堂，那么其实咱们今天谈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具有现实实际意义的，就是我们上半年可以看到世界金融组织主流对于中国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评价，但是到了下半年就会有预测说下一个有可能是中国爆发金融危机，那么您怎么样看待在短短一年之内这样态度非常大的转变？

温铁军：其实世界范围内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危机的发生是风险不断累积，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它的表现为危机形式这是个规律，特别是当从20世纪80年代金融扩张开始以来，危机一个接一个地爆发，而且主要爆发在金融资本跟地产资本的结合上，第一个爆掉的是1990年的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崩溃，从此日本进入叫做“失去的二十年”，大家看在这个爆发之前呢东京的房价高于世界上任何城市，接下来第二个崩掉的泡沫是东亚四小龙，四小虎的这个东亚金融危机，它也和物业价格的过分高涨有相关性，2001年在拉美爆发的危机，接着呢拉美危机最终呢会演化到美国，也是因为房地产的次贷泡沫演化成的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海啸，都是房地产危机和金融危机几乎是同步发生的，现在人们开始关注认为这个该转到。

田桐：中国了。

温铁军：该转到中国了，所以这事呢我说它带有一定的规律性，人们的担忧呢也不能说完全是空穴来风。

田桐：那您觉得有没有（危机爆发的）可能，可能的比例是占多少？

温铁军：是这样，我们可以看这些情况，就是我为什么今天给大家拿来的演讲题目稍微可能不太好记，我说叫做“中央承担最终风险条件下的地方政府公司化竞争”，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这个房地产泡沫很大程度上和地方政府负债来催动金融与地产结合的所谓GDP，和这个GDP竞争有关，这是我们跟大多数所谓按照西方制度构建的国家不一样，我们这个政府呢叫做无限责任政府，那大多数按照西方制度构建的政府叫做有限责任政府。

最简单的举个例子，比如最近大家看电视上报道美国底特律要破产，那底特律作为一个非常大的城市，那它的政府是可以破产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政府是有限责任，那因此它的制度呢是各自政府承担各自的责任，那各自政府收取各自的税收，所以它叫做联邦制的政府，有限责任政府，那它的财税制度呢就是联邦制的财税制度，中国这政府几千年来它都叫做无限责任政府，那它因此它不破产，很多老同志至少记得20世纪90年代、80年代的时候曾经出现过比较长时间的财政亏空，很多地方都是财政严重赤字，入不敷出，但是官员就是发不出工资，还包括教师，即使发不出工资，不论是政府干部还是警察，还是教师都该上班上班，该干活干活，没有出现过这个政府破产，所以美国可以呈现破产，底特律可以先是警察不上班了，因为不发工资了，那这种现象呢对于中国这种无限责任的政府来说是不能发生的，所以当我们要分析比如说中国是否政府债务过高，政府所推动的金融地产相结合的这种发展模式，是不是会导致连锁效应，这东西要看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而不能只看某一个单个现象。

田桐：那您今天的演讲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地方政府的公司化竞争”，其实很多外国媒体会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密码，那么您认为长期以来这样的一个形式到现在会积累出很多的成效来，当然也会有很多问题。

温铁军：对，当今天人们都在说这个“十八大”以后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时候，我想点醒的是当你要改革的时候，你的改革问题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改革的问题意识，那这个改革的问题意识产生于什么呢？产生于如何认识现在的经济体制，那我们大家一般都会说过去是计划体制，现在是市场体制，现在是市场体制进一步完善，进一步深化，但是其实得告诉大家中国的真实体制，就是中央承担最终风险条件下的地方公司化竞争，正常竞争条件下大家知道只要你是市场竞争，一定有外部性，一定有风险，那市场的恶性竞争就是完全是把政府当成一个公司主体，在恶性竞争的话那它产生的风险就会更大，那这个风险呢各级地方政府都不会承担的。

田桐：为什么不会承担？

温铁军：怎么说呢，你的财税体制和你的实际政府体制之间是对立的，是矛盾的，于是乎当然就是地方政府本来应该成为它同样承担无限责任的，但是现在地方政府因为它的财税是各自负责的，于是乎地方政府就宁可不承担这个无限责任，而把责任把风险上交给中央，那于是乎中央呢它作为最终承担责任的这么一级政府，中央干什么呢？中央只能靠扩张信用，扩张信用就导致我们今天大家都在说所谓M2和GDP的比值太高，我们现在已经有的时候达到200%，大量的这个180%以上的这样的M2和GDP的比值源于何处，大家说中央超发货币了，其实是中央承担到地方上交的风险之后，只能有信用扩张的手段，才可以把这个风险转化成全社会承担。

田桐：实际上我们今天谈的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多元化的问题，下面有请温教授来给我们带来今天的演讲，演讲的题目是《地方竞争与中央风险》。

解说：20世纪中国土地革命改变了世界格局，两极冷战促使东亚均分土地，形成制度收益及稳态的社会基础，中国半世纪的工业化仍主要得益于土改红利，什么是中国的金字塔形，双稳态经济社会结构，制造业的低成本如何在中国实现，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如何向发达国家进行着双重供给。

温铁军：土地均分使中国长期保持稳态社会

温铁军：我们刚才这个话题入手，中国这些年的改革和发展我们实际上形成的是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然后咱们再来看我们现在面临的体制难题到底是什么，大家看这张题板，这个一边是经济结构，一边是社会结构，那这张题板呢大家可以看是两个正向的金字塔，很多人都不太理解说中国现在到处出这么多的复杂的问题有很多批评，但是为什么中国还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社会？为什么中国经济似乎仍然保持一个相对稳定增长的态势？这要取决于这两个结构。

经济结构上我们是个金字塔，底座是庞大的物质财产，为什么？是因为过去我们的庞大的物质财产没有被货币化，在1992年之前中国所有的物资供应靠国家计划分配，老百姓的消费靠票证来决定，从1992年我们放弃了所有的票证，中国的货币就人民币才成为人民币，中国进入了货币化元年，从1992年中国的货币称之为货币了，于是乎从这儿开始呢货币大幅度增发，同期中国开始放开了三大最能吸纳货币的市场，房地产、期货和证券，也就是股票，这三个最能吸纳货币的市场配合了货币增发，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那这个过程实际上是起了个什么作用呢？把过去没有货币化的实物资产变成了货币化的可交换的金融资产，于是乎就在庞大的实物资产这个底座上长出来了一块金融资产，那我们的实物资产有多少呢？大约现在有200万亿，我们的金融资产有多少呢？大约有150万亿，那再上边就是所谓债务资产，这块呢较经济上呢你看债务相对占的比重还是最少的，所以我们才说它是一个正的金字塔结构，底座是庞大的物质资产。

而且随着政府大规模用国债带动金融投资投到基本建设领域，当你把铁路、公路、机场、码头、车站等等把这些都修到了各地基层，它其实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原来的那块地产增值，所以原来说的这个200万亿的实物资产它还会不断地向上抬升，那这样呢你的金融资产也还会扩张，那只要实物资产，金融资产都扩张，债务的比重还会下降，那我们再看我们的社会结构，为什么中国仍然是一个稳态社会呢？

大家看我这儿有一张图，这是土改，世界上这是西方人做的表，世界上的土地均分主要发生在东亚社会，发生在中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越南，发生在这些（地方），就是在东亚这一片，全部都是按家庭人口来平均占有土地财产，于是乎它客观上造成了什么？这个东亚社会基本上就都构成了稳态结构，所以东方制度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超稳态，超稳态的前提是农民平均分配土地，变成小土地所有者。

所以你们再看中国整个20世纪前50年打的三次土地革命战争，最终打的结果是平均分配土地，实现的什么呢？实现的是农民几千年的那个基本诉求，就叫做“耕者有其田”，那这个东西实现了，就会导致什么呢？社会的底座不是赤贫，甚至你把联合国给定的那个人平均收入每天达到1.25美元作为赤贫（标准），这个贫困线的标准，在中国都不适用，尽管他可能每天没有一美元的收入，但他有地，有房子，他不用去付房租，不用去付地租，不用去付这些东西，他就是稳定的，能够自食其力的小农家庭，所有东亚社会农民作为小土地所有者群体，他的财产关系只要稳定，就不再会出现农民为了追求他的基本诉求“耕者有其田”而发生社会大规模的革命。

那现在他之上是什么？这个下层社会就是小有产者，或者叫小资，我们叫做小资社会，因此中国长期以来自从分了地中国就是以小资特点为主要社会矛盾的社会，小资又以为弱小资又来不是一个自觉的阶级，因此小资的高度分散性，利益的分散性使他几乎不能集中表达，也形不成自觉阶级，那好了，这些年的改革开放在小资的基础之上长出来一块什么呢，占人口接近30%或者超过30%的中产阶级，或者叫做中等收入人群，或者叫做中资，那中产阶级是否代表下层社会的利益呢？不代表，他能否集中表达自己利益呢？不能。

于是乎这个社会就出现了越是分散的利益表达，就越得靠现在大家都熟悉的这些现代媒体、新媒体、微博、微信等等，靠这些表达，于是乎这些东西就变成了舆情，它就显得这个社会很热闹，但是其实呢大家都很无奈，因为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集中的利益表达，中产阶级是不是一个自觉的阶级呢？当然不是啊，为什么呢？他连基本的做那个所谓利益相关者，叫Stakeholder（利益相关者），连这个都没有做到，为啥呢？正常的所谓西方世界它的中产阶级之所以作为社会中坚，是因为中产阶级是这个社会的纳税主体。

我们以美国为例，美国70%以上的税收来自于所谓直接税，也就是说以富人为主的利益群体他所缴纳的收入税或者叫财产税里支撑这个社会分配，因此他是利益相关者，他的发言权相对来讲就声音很大，而我们这个国家92%的税收来源于间接税，间接税是一种累退税，是大众交的税，穷人、富人你买东西反正你得交税，就是消费税，你办个企业你总得交营业税，所得税等等等等，而这些东西都是间接税，我们真正说我们这些人富起来了，我们根据自己的财产根据自己的收入去交税，占的比例多少呢？7%，而其中完全由个人直接我承担责任地我去交的税，只占不到1%，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说，从这个结构来说，我们连起码的责任担当，或者叫做利益担当在这种地步还没做到，因此这个表达呢不仅是高度分散。

并且还因为他不是利益担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