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邓小平是对的：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这是我去年11月8日在“复旦发展论坛”上的演讲。出席论坛的演讲嘉宾还有傅高义、郑永年和王安忆。本文根据现场速记稿稍加修订而成。经补充有关数据资料的全文发表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上。]

我今天的演讲选择这一题目是有所考虑的。一是因为在座的傅高义先生写了一本800页的关于邓小平的书《邓小平时代》，所以我想了一下，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最好用一个跟邓小平有关的题目。不过，我使用这个题目的更重要的原因是，邓小平在1985和1986年至少三次讲过一个重要的发展观。例如，邓小平1985年10月23日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1986年8月19日-21日他在天津听取汇报和进行视察的过程中又说：“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不可否认，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怀疑这个观点是否正确，甚至可能暗中批评这个观点，但我认为这个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是正确的。我今天的演讲会从一个角度来告诉大家为什么邓小平在20多年前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观点今天看起来很可能是对的。

其实我一直以来很少研究发展战略的问题。但是当更多的经济学家关注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的减速现象时，我发现更多的人开始认定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时代即将结束了。比如说，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原有的发展模式不可能再持续很久。也有经济学家认为，全球经济危机的出现意味着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需求条件不复存在。当然，也有经济学家相信，中国很难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独善其身，与很多发展中经济一样，将告别过去的繁荣。我的一些美国经济学界的同行也会写邮件给我表达对中国经济未来前途的担忧。在中国经济学界，悲观的情绪也在弥漫，前面郑永年教授提到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就常常挂在中国经济学家的嘴边。

在9月中旬的时候，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的经济学家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教授跟随一个团来复旦大学访问。他在来上海之前的电子邮件里面给我说，希望我们有机会在复旦讨论一下中国经济未来的话题并且给出了一个题目叫“中国超速增长时代的终结”(The end of hyper growth in China)。这个题目非常大，也很刺眼。我回答说我们可以就这个话题进行对话。他来了以后，我们在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进行了一场对话。后来《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根据录音和采访整理出了我们对话的内容。很多人对我说，我们的这个对话很有意义，而且在对话以后，我也开始对这个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日子我已经难以摆脱这个话题，就是中国是不是真的面临超高速发展阶段的终结？

所谓的超速增长，是指中国在过去20年保持超过10%的增长率这一现象。从数据上看，正如图1所显示的，中国的GDP年度增长率好像在2007年之后出现了持续下降的趋势。图2给出了季度GDP增长率的数据，从这里看，增长的持续减速发生在2010年之后。这样看起来，说中国经济减速，大概可能有两个情况，第一个情况是说短期出现了一些波动，这个并不可怕，因为这可能是所谓商业周期的变化引起的，是很正常的现象。另一个可能是，我们的看到的经济减速是一个长期增长下降的开始。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中国从此可能进入低速增长的新阶段，而断言高速增长时代终结就不再是危言耸听了。

那些断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代即将结的经济学家，常常是拿日本和东亚四小龙作为参照的。日本经济按照购买力计算，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增长速度超过了9%，但是在1973年石油危机和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日本经济的增长率一下子掉到4%，而且从此日本再没有回到70年代的增长率水平。到80年代末，日本经济从4%又下滑到了1-2%，所以日本经济的增长率实际上经历了两次跳水。就高速增长而言，从战后到70年代是日本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加起来不超过30年，这是非常高速增长的30年。但是，70年代初开始，日本经济增长的动力突然之间熄灭了。这的确令人不解，到现在也是个吸引经济学家的谜团：是什么原因导致日本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突然结束？

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当然比日本起步晚，但是也差不多到80年代后期告别了高速增长的时代。基于这样的经验，诺顿大胆地给出了一个推测：历史上，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都经历过超速的发展阶段并且都在25-30年终结了。不仅如此，日本在1970年前后经历了第一次石油危机，而韩国、中国台湾等则是上世纪90年代受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些经济体“超速增长”阶段的结束都有比较相似的模式：外部因素导致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似乎看起来和高速增长阶段的结束并没有特别的关联，却标志着经济高速增长的终结。

不过我的看法有所不同。我对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增长率下降并不感到惊讶。与日本相比，它们的减速更加温和与渐进。即使在1973-1990年间，韩国和中国台湾都仍然能保持超过7.5%的增长率。1990-2010年间，日本经济增长仅有0.63%，而与此同时，中国台湾和韩国都以超过4%的速度增长。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发现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增长出现减速的时候，它们的人均收入水平已经在向日本靠拢了。事实上，按照购买力平价估计，亚洲四小龙的人均GDP水平接近日本的时间就是在1995-2010年间。因此，韩国和中国台湾在保持长达25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出现减速现象，是符合经济学的“收敛”原理的。所以，它们与日本并不具有可比性。

回想过去20年，那些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走到十字路口的言论不计其数。依照这些观点，中国经济已经闯过了无数的“十字路口”，而这次又重新来到了新的“十字街头”。如果你认真分析那些关于中国高速增长阶段终结的观点，你会发现他们给出的大多数证据并不充分，不能令人信服。

除此之外，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包括外国人，发表对中国经济未来看法的时候，他们习惯于仅把眼光放到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当最近两年中国经济出现减速的时候，很多经济学家热衷于到广东、长三角等沿海地区去考察，然后就匆忙得出一个结论，认为中国经济下滑的很厉害，甚至依据这个局部的观察来怀疑国家统计局的增长率数据高估了实际的增长率。我认为，在增长或者发展阶段上如果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整体，是会产生误导和加总谬误的。不可否认，按照同比和环比口径，现在的中国经济的增速确是在下滑，特别是2012年以来，出现了逐月的下滑。不仅是工业增加值，新增贷款，而且进出口也出现相似的趋势。但是如果我们把中国放到全球经济中，甚至考虑到当前金砖国家的所谓“失速”现象，也许我们就会看到不同的东西。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去看待经济下滑现象，我们或许就应该问这样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为什么2008年以后外部世界的冲击没有让中国的经济增速下降得更多？我认为这个问题可能更重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即使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大概为8%左右，也还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欧美的经济估计今年只有不超过2%的增长率，而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金砖国家的表现也令人失望。印度、俄罗斯和巴西、南非当中没有一个国家的增长率会超过5%，而且它们还都经历着严重的通货膨胀。换句话说，同样是大家非常看好的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几个金砖经济体，特别是金砖五国，其实只有中国保持了将近8%的增长率。所以我们真正要问的问题应该是，欧美经济危机发生之后，那为什么对以上那些国家的影响那么大，中国反而没有变得更糟，或者没有下降得更多。

我觉得，如果我们这样来看问题，就需要把我们的注意力从沿海转移出来。大家知道，过去20年从邓小平南方讲话开始，中国经济的确进入了快速增长的阶段。在他讲话之前的头15年，中国经济大概保持着百分之9点几的增长速度，可是在90年代中期到现在，我们的平均GDP增长率是10.5%，显然是一个超速的增长。至于增长的源泉或者说实现这一增长的基本条件，经济学家比较认同的有这样几个，一个是90年代我们有非常成功的结构改革，把国有部门压缩到了比较小的规模和有限的部门；其次，我们有了劳动力从内地向沿海的快速流动，导致了经济结构的迅速变化；第三，我们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FDI），迅速地把我们的制造业融入到了全球的生产链过程当中；还有，我们成为了世贸（WTO）的成员；最后，我们也遇上了一个好的外部环境，就是2008年之前的全球经济，特别是美国，保持了非常好的增长势头。这些东西加起来帮助我们去解释过去20年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保持这么快的增长速度。

但是，以上这些分析还只是总括型的。一个重要而常常被忽略的事实是，从地理上看，我们这么快的增长速度主要还是发生在东部的沿海地区，沿海地区的快速资本积累和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拉动了整体经济的发展。不妨说，沿海地区成了过去2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火车头。

2011年11月4日，我应邀在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年度中国讲座上专门讨论了90年代以后为什么长三角会迅速崛起。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因为中国早期的改革开放是在广东和福建地区的，所有的特区也都是在广东和福建。上海和长三角地区的经济一直到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前的一段时间里都不见起色。为什么在1993、94年之后整个长三角地区像凤凰涅盘般的重生？当上海和长三角地区进入到一个非常快速的发展轨道之后，用了差不多10年的时间就超越了走在长三角之前的广东和福建地区。

广东、上海和长三角率先进行改革开放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这跟邓小平先生关于部分地区先行一步的思路有很大关系。邓小平清楚地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战略上必须改变毛泽东时代的平衡思想，因为毛泽东时代的发展把更多的资源推向内地。邓小平的思想是要通过利用沿海的地理优势（所谓的比较优势）迅速地把中国经济能够纳入到全球的生产链过程当中。这个时候正好是亚洲四小龙需要把它的低端制造业转移出来的时候，所以广东和整个沿海地区的开放正好提供了一个对接的机会。如果没有这个战略的话，沿海地区是不可能获得如此快速发展和进步的，特别是像长三角地区是不可能在过去20年有这么快速的财富积累的。这个战略今天我们很容易理解，它是符合了所谓的动态比较优势这样一个发展经济学的非常重要的理论的。

对过去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有了这样的了解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回答上面的重要问题了。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减速为什么没有那么多？因为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而内地，也就是我们的中西部地区，其实受到全球危机影响的程度并不大。最近我到了广东，两次去了浙江，两次去了安徽，为什么去这三个地方呢？的确是想感受一下，在我们的沿海，在我们的中部地区，他们经济发展的格局到底发生了什么，有什么样的不同。我到了广东和宁波，见到了政府和企业的朋友，可以说大家非常悲观，因为那里的很多出口企业很困难，欧债危机和美国经济不景气对当地企业的影响非常大，因为外部的危机冲击了当地企业的出口，这些出口加工行业基本上都是中小企业，对他们的冲击实在很大。我们大概有几百万家这样的企业是在做出口。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因为世界上很少有一个国家存在着那些只做出口而不做内销的企业。最近，很多经济学家来解释这样的现象，试图回答为什么中国会存在着只做出口的企业。正常情况下，一个企业可能处在出口和内销之间的某个比例上。可是中国存在着大量的中小企业，他们不做内销，只做出口。个中道理也不难理解，中国国内的市场整合不够，整个市场的整合速度比较慢，渠道资源多被垄断。中国的很多东西为什么比美国还要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整个物流的效率不高，大量的费用发生在中间环节。所以很多企业不愿意做内销，因为他没有渠道，而他要进入这个渠道是非常困难的。虽然利润率很低，但做出口相对比较容易，不需要投入大量的中间费用。我认为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如果说中国要启动改革的话，其实一个很重要而又被大家忽略的改革就是流通领域的改革。国务院在今年5-6月份的时候出台了一个关于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但是没有引起媒体的足够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