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制度企业家与中国未来

编者按：2012年是全球换届年，也是对各国政策与制度的反省之年。中国改革再度步入关键路口，何去何从众说纷纭。值此特别时刻，大众、学者、政策制定者对于中国未来各有期待，亟需高水准的公共讨论，FT中文网特刊出经济学家张维迎文章以飨读者。

经济学家张维迎强调制度企业家的概念与作用，认为制度企业家通过不断创新，最终改变、创造出新的行为规范与价值观念，为人们所普遍接受与使用。制度企业家也存在巨大风险与激烈竞争，“所有成功的制度企业家创造的社会规范，从提出到主导人类的行为方式、人类文化的形成，需要数百年的时间，而且这些行为规范在最初提出的时候，都被当作是反社会的力量”。

张维迎指出，人类社会面临的基本挑战就是博弈论中所谓“囚徒困境”，也是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矛盾。他总结了人类合作的最重要的五条规则：“以人为本”、“推己及人”、“互助相爱”、“诚实守信”、“奖善惩恶”。为了使得这些行为规范得到有效执行，张维迎认为不仅需要人们有善心，而且需要一个奖善惩恶机制，鼓励制度企业家承担创新风险，克服“二阶囚徒困境”，人类方有望走出囚徒困境，享受和谐而幸福的生活。

张维迎教授近年关注市场理念的推广，其所著《通往市场之路》、《什么改变中国》、《市场的逻辑》构成了“市场三部曲”，未来即将出版《博弈与社会》，敬请读者留意。

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教科书里讲是研究资源配置的理论，也可以说研究理性人怎么做出选择的理论。还有一种更狭义的定义是，经济学研究的是价格机制。对此我有新的看法：经济学就是研究理性人之间如何合作。

谈到理性人之间的合作，我们首先要认识到社会面临的一个基本挑战，这个挑战就是博弈论讲的“囚徒困境”：每个理性的人都选择对自己最好的行动，但最后导致对所有人不好的结果。这就是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我们人类创造了好多的技术、制度、文化，目的就是怎么克服“囚徒困境”，不断走向合作。人类数千年来的进步，可以理解为不断走出“囚徒困境”、走向合作的结果。但每一次合作带来进步，本身又来会带来新的“囚徒困境”。比如我们有了互联网，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范围大大地扩大了，但互联网上存在着欺诈行为，本身又是一个“囚徒困境”。所以，一部人类的文明史，可以理解为我们不断的创造新的“囚徒困境”，又不断走出“囚徒困境”这样一个过程。

制度企业家的创新与风险

我们有各种制度，我指的制度是广义的，包括政府制定的法律制度，也包括社会规范、文化、价值观念等等。人类社会的这些制度，我们简单叫游戏规则，是自发演进的结果，不是一个计划的产物。比如西方的商法源自中世纪后期私人之间交易的一些规则，最后总结为商法。但我们要认识到，有一些人在这当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把这些人叫做“制度企业家”。英文有个词叫Norm Entrepreneur，是指改变社会规范，设立新规范的一些人。这个概念最早应该是芝加哥大学Cass Sunstein教授提出的，翻译这个概念不太容易，我选取了一个名词叫它制度企业家，它的含义比原来的Norm Entrepreneur要宽得多，广义的讲，邓小平也可以叫做制度企业家。但我下面讲到的是非政治人物，不包括邓小平这样的人。

企业家的概念一般指的是商界企业家。商界企业家有如福特、比尔•盖茨、乔布斯等等这些名气很大的人，也有很多小的企业家，像杂货店的老板。同样，我们说的制度企业家既包括很多大人物，像孔子、老子、耶稣、朱熹、亚里斯多德、亚当•斯密等等这些名垂千古的人，当然也有很多名不见经传的制度企业家。许多杰出的商界企业家其实也扮演了制度企业家的角色。新的产品、新的技术改变了我们生活方式，也改变了我们的行为规范，比如福特创建的流水线的生产方式，再比如互联网，它们都对人们的行为规范、行为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企业家的本质是什么？用熊彼特的话讲就是创新，创造性破坏。在商界每一个重大的技术突破都是对原来技术的毁灭。比如现在的MP3、 MP4、IPod完全替代了原来录放机、随身听。制度企业家的功能也是创新，他的创新意味用新的价值观念替代了原来的价值观念，新的行为方式替代了旧的行为方式，新的是非观和新的善恶观代替旧的是非观和旧的善恶观。我们需要认同原来我们不认同的东西，或者是我们不再认同我们原来认同的东西。比如从宋代开始中国妇女缠脚，认为脚缠得越小越美，找婆家越容易，那时候对脚的看法比对脸的看法更重要。清朝入关后下了两道令，男人要剃发蓄辫，女人要放脚。但是中国的妇女没有遵从法令，倒是中国男人乖乖地遵从了，所谓“男从女不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民国之后，缠脚就慢慢废除了。我们知道妇女放脚不是妇女主张的，而是男人主张的，主张放脚的这些男人，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制度企业家。大家有兴趣可以查一下文献，像康有为、梁启超可能就是主张放脚的这一类人。

对商界企业家来说一样，任何一个创新都要经过市场的经验，制度企业家也是一样。你的创新是不是成功，你提出的游戏规则是不是会变成人们普遍接受的行为规范，就看它们是不是能够满足社会这种需要。满足市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对人性必须有非常透彻的理解。一个商界企业家如果不能透彻地理解人性是不能成功的，比如苹果的产品大家都非常喜欢，就是因为它完全是从人性出发制造出来的产品。

制度企业家和商界企业家稍有不同。商界企业家同一个行业有不同的产品，不同的产品满足不同人的需要。而制度企业家面临的一定是大众市场，不是一个小众市场，这个大众市场有赢家通吃的特征。并且，大众市场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考验，他们提出的行为规范要能真正被人们所接受，需要构成博弈论上讲“演化稳定均衡”。所谓演化稳定均衡，是指随着遵守规范人们的越来越多，对每一个人来说遵守这种规范的好处就越来越大，最终形成了一个普遍的行为规范。由于这一点，制度企业家对人性的理解要比商界企业家更透彻，所以伟大的思想家都要从讨论人性开始。

从判断需求的角度，商界企业家可以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能够猜得到消费者自己都不明白的需求，像我刚才讲的乔布斯、比尔盖茨这类人；第二类是能够满足已经在市场上表现出来的需求，像盖房子的、开饭馆的企业家；第三类更简单，叫订单生产，人家交给你设计好的东西你生产出来，像中国企业做的OEM。

制度企业家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创造社会上大部分人需要但不太明白应该是什么样的游戏规则，像孔子、苏格拉底、耶稣这样的人，他们生活的那代需要新的游戏规则，但大部分人不清楚新的游戏规则应该是什么。第二类是创造社会上已经表现出来、但还没有生产出来的游戏规则。所谓表现出来，就是说大部分人都觉得应该改变，但是人们仍然在沿袭旧的规则。第二类包括我们知道的好多国家的不同政见者。比如像东欧剧变的时候，在罗马尼亚的群众集会上，数十万都高呼齐奥塞斯库万岁，但是突然有几个人高呼打倒齐奥塞斯库，很快所有人都跟着喊，结果齐奥赛斯库政权就垮台了。这说明社会本身已经表现出这种需求，只是没有人在这之前真正把它挑明。这个时候只要出现这一类人把它挑明，他就可能很快成功。我们看到一些移风易俗的倡导者和旧传统的叛逆者，也属于第二类制度企业家。旧时代奉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有些年轻人自由恋爱，要冲破种种阻力，这一类人也可以称作制度企业家。

与商界企业家一样，制度企业家的创新同样面临着巨大的风险。这个风险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市场需求充满了不确定性，他们可能判断不准确，特别是很多人感觉需要变化，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怎么样变化，制度企业家要能做出大势的判断。第二个原因是“二阶囚徒困境”带来的风险。一阶囚徒困境简单说就是合作对所有人都好，但每个人都选择不合作。和一阶囚徒困境不一样，二阶困境是说维持合作本身需要规则，如果你违反了这个规则，应该有人惩罚你，但因为怕报复或失去赚便宜的机会，应该惩罚你的人没有积极性实施惩罚，结果规则得不到遵守。就像我们看到很多不文明的行为，比如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等，你想指出来但是却不敢指出来，因为你怕对方骂你，还有可能打你，这就是二阶“囚徒困境”。改变旧规则也面临“二阶囚徒困境”：已经有一种规则在那儿，大家已经习以为常都在遵守。改变旧规则对大家都好，但率先站出来改变这个规则的人会面临其他人的惩罚。人都很爱脸面的天性，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看别人会怎么看待自己，比如你想自由恋爱，但是你不敢，因为你自由恋爱别人会对你说三道四，对你父母家人都会说三道四，所以即使父母给你安排一个你不喜欢的媳妇你也会接受。这样一种二阶囚徒困境导致的风险也是非常大的。 第三个原因，是制度企业家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比好多商界竞争还要激烈。

由于有三个原因，一个制度企业家能不能成功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很多伟大的制度企业家在他们活着的时候，一般都没有好运气。如今这些人的名字对我们来说是如雷贯耳，很受尊重，但是他们当时的日子并不好过。比如孔子活着的时候其实是很悲惨的，领着他的徒弟到处游说，没吃没喝的，还没有人听，经常被别人赶走。苏格拉底被雅典政府判处死刑，耶稣被罗马帝国的统治者钉死在十字架上。朱熹活着的时候，他的学术被定为“伪学”，他被叫“伪师”，连他的徒弟都被叫成“伪徒”。像穆罕默德可能是个例外，他活着的时候既是宗教的领袖，又是国家元首，合二为一。

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制度企业家之间竞争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赢家通吃。在制度创新方面，赢家通吃是通例，而在商品市场上赢家通吃是一个特例，像微软叫赢家通吃，但大量的非平台产品或者网络效应比较小的产品没有赢家通吃。北京有很多饭馆，四川的东北的陕西的饭馆都可以有市场，都可以赚钱。制度企业家之间的竞争类似微软平台和安卓平台之间的竞争，或者像不同3G标准的竞争。

第二个特征是规则市场的竞争，是一个长期的竞争。制度企业家的客户和商界企业家的客户不一样。商界企业家的客户基本上都在今天，有些可能稍微晚一点，总体来讲都是当下的活着的人。而制度企业家的客户主要都在身后，甚至数百年之后。比如说孔子，他去世的时候，仍然是百家争鸣难分高下，他的影响并不那么大，他真正的客户是他死后之后，特别是汉武帝之后，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是孔子的客户。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商界企业家即使仅仅因为想赚钱，也可以成为一个很了不起的、很伟大的企业家。但是制度企业家不同，他不可能以赚钱为目的，他的客户即使最后接受了他的规则，接受了他的产品，并没有办法给他付钱。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每个人都享用它但是没有人愿意付钱，所以制度企业家不可能以盈利为目的。

这些人为什么冒那么大的风险为人类创造游戏规则呢？我的看法，一定是基于他们对人类博大的爱，对改善人类命运独有钟情，基于他们与众不同的崇高理念和神圣的使命感。这种对人类博大的爱和使命感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并不一定是自觉的意识。所以我们称这些人是“圣人”，他们跟我们普通人是不一样的，从普通人的角度很难去理解他们。你可能觉得我说的很抽象，如果举个例子你就不觉得抽象了。比如你写了一篇文章，你知道官方很不喜欢，你的父母和亲朋好友一定会劝你得小心，文章千万不要发表。你说了某一句话会有朋友劝告你，这话最好不说。对常人来讲，我们每做一件事衡量的标准都是近在眼前的利益。但是，对于这些“圣人”来讲，眼前利益是不重要的。你可以想象一下，苏格拉底如果认错交了罚金就可以流放，不会失去生命；耶稣只要认错就不会被钉上十字架；孔子如果愿意配合各个诸侯国的君主，他能在任何一个国家找到一个很好的位置，过荣华富贵的生活。我相信很多人劝过他们，要他们不要太较真，“好汉不吃眼前亏”，但是他没有听，不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利害关系，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这些“圣人”一定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他们的那种使命感，那种为人类的博大的爱，我们真是没有办法按常人的想象力去想的。

即便不是“圣人”，他们也一定与众不同。至少他们对死后的名声比身前的名声更加看重，否则他们不会为了坚持理念而忍受身前的痛苦。也可以反过来说，对他们来讲这个痛苦不是痛苦，因为违心地改变自己的理念才叫痛苦，对他们来讲殉道是才是真正的快乐，绝不是我们一般人想像的那样一种痛苦。裴多菲有一首诗大家都知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兼可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