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贫困经济学――资本化与制度成本转嫁

当代人们讨论的贫困，是个相对于发展的概念。那么，什么是发展进程中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呢？在做了多种不同的国家比较和国内的区域比较之后，我的归纳叫做制度成本转嫁论，即“成本转嫁理论”。从理论资源来说，它是从阿明的“第三世界依附理论”和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统论”进一步演化而来。认为世界发展不平衡、贫困的原因，是制度成本转嫁形成的。当代加快全球化中的贫富分化本身并不可能靠任何现代化的发展过程来化解，反而会随之加剧。对此，我有几个去意识形态化的经验性的归纳。

资本要素绝对稀缺下的亲资本政策是不论何种体制下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趋势大多数后发国家因要进入所谓发展主义现代化，而首先遭遇到的最大困境是资本要素的绝对稀缺。西方经济学立论的前提是要素相对稀缺；这个前提下的要素配置方式在理论推导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发地配置要素达至最优。而发展中国家客观上最大的麻烦却在于，不具备这个西方经济学构建理论逻辑的前提，经济学和我们要研究的客观现象差距太大。发展中国家不存在要素相对稀缺，而是西方经济学不讨论的要素绝对稀缺。如果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困境是资本要素绝对稀缺，那会怎么样？它就会亲资本。

我们做的国家比较研究结果发现，不论何种主义、体制、政府，不管谁当领袖，都有一个共性的特点，就是只要资本绝对稀缺，政府就会采行亲资本的政策体系，除非被封锁。

例如中国60年代被两个超级大国封锁，资本绝对稀缺甚至趋零，因此就出现“去依附”，而转向亲劳动力，亲民众，亲社会。因此60年代是中国最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年代，也是最大规模动员劳动力，以劳动力替代资本继续维持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年代。在资本趋零的状态下，中国人只能靠高度集体化，成规模地组织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去替代最稀缺的资本。而当此前的50年代中国先是获得苏东资本、此后的70年代又可以获得西方资本时，中国就先亲苏东资本，后亲西方资本。客观地、纯粹从发展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些亲不同资本的政策体系和发展模式没有什么好坏对错之分。

从1929-33西方大危机演变为世界大战到战后的新趋势

1929-33年西方大危机爆发，本为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的全面爆发――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业化扩张势必导致生产过剩。当在像欧洲这样半岛型的狭窄大陆上全部工业化国家都发生生产过剩的时候，就无法解决，只能靠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摧毁过剩生产能力。

相对而言，在美洲大陆之所以有罗斯福新政，是因为它是西方新开拓的殖民地，物理空间广大，可以让国内所有一般资本主义经济暂停。罗斯福新政之所以能够救美国，无外乎是政府在生产过剩条件下，直接把过剩劳动力和国家工业化过程所创造的设备生产能力结合起来，去做国家投资的基础建设，开发中西部。这个做法与中国1990年代末期朱基铁腕调控、大规模增发国债投资中西部基本建设的做法差不多。

当年美国人在西方29-33大危机中能够幸免于难，但在狭窄的欧洲大陆上，大家都生产过剩，就不能幸免于难，于是欧战爆发，最后蔓延成世界大战。应该提出的问题是：二战之后，人们都担心要打三战，因为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生产过剩并没有解决，只是被战争摧毁了一遍，然后战后恢复重建。那么，战后发生什么改变使人类免于三战了呢？是造成矛盾的产业资本移出。

从原来的帝国主义列强纷争（这在政治经济学上可以引入多次博弈来研究），变成两个超级大国双寡头控制，重新按双寡头控制愿望瓜分世界，于是形成一个新地缘战略的发展趋势。双寡头都在尽可能地更多分割势力范围，导致出现与冷战对抗同步的“双雁阵产业转移”。

二战中西方唯一没有被破坏的经济体是美国，它的庞大制造业生产能力开始了战后对大西洋的西欧和太平洋的日本，做两条线的产业转移。而这个产业转移，与后来日本1970年代的第二次“雁阵转移”之不同，在于早期的这种产业转移是战略性的装备输出。与美国同时同理，通过战争形成庞大生产能力之后，前苏联也是陆上两条线的产业对外输出，一条战线输出东欧，一条输出中国、蒙古等。那个年代只要宣称社会主义的国家，大都得到前苏联的产业转移。

事实上，受援国接受产业转移的同时，也都接受了产业资本输出国的政治意识形态……

接着，到1970年代多数西方国家复兴的产业资本进一步对发展中国家转移，造成生产过剩的内生性矛盾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生三战的威胁也就淡化了……

中国50年代上层建筑乃至意识形态的全盘苏化

战后发生的这个双寡头两翼输出产业资本的过程本身也是新的地缘格局形成过程，而这个过程因为是战略性的，所以输出的是装备制造业，于是有了中国50年代在没有来得及搞轻工业的条件下就直接进入重工业的状况。而重工业有一个内生性特点，就是资本增密、技术增密，而且由此势必是排斥劳动的。

中国人口这么多的国家，还没有发展轻工业和一般消费品，就先得到发展重工业的机会，那会发生什么呢？于是，大家看到，当中国刚完成一五计划时，就发生了城乡二元结构。城市不再需要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因为它是重工业打头。再加上1957年，中苏两国发生了一些问题，第二个五年计划苏联不再给予援助性的投资了，所以中国重工业为主的经济发展不得不中辍。

据此可知，二战之后两个超级大国的双雁阵转移有一成一败。

美国战后的产业转移和地缘控制战略基本完成，西欧和日本战后复兴，在60年代到70年代，原来被摧毁的工业基本上恢复了；同时也构成了西方的政治军事同盟。但是，前苏联的转移，对东欧和蒙古相对顺畅，因为二战期间它占领了东欧和蒙古。麻烦在于对中国的转移。二战之后，苏联在中国保留了中长铁路、大连特区和旅顺港的控制权，前苏联的远东舰队（太平洋舰队）驻扎于旅顺口（旅顺口是为苏联太平洋舰队在太平洋一线唯一的不冻港的入海口）。中国在东北并没有构成完整的国家主权，军队、行政乃至于经济，很大程度上还受苏联控制。

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上有着漫长国家史的国家，也许是由于历史记忆太沉重，或者是殖民化时期被打了一百多年却没有被帝国主义全面占领，中国人格外重视国家主权完整。当苏联在一五计划对中国进行战略性的援助投资时，中国确实要按照苏联的经济管理方式建立政府、学校、科研机构等。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道理是，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形成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为了适应苏联投资形成的这种工业化经济基础，中国当年的上层建筑乃至意识形态“全盘苏化”。八大工业部、计委、财委、建委、经委、农委，所有这些政府设置都按苏联的模式来建立，苏联从它的政府部门中派官员到中国都被叫做“专家”，每个部门都有，实际上按照苏联的经验指导着中国建立政府和院校机构。

但在1955年，中国人已经开始提出全盘苏化对中国维持国家主权有影响。1955年的年末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当时有30多个部委的负责人参加，讨论如何改出全盘苏化。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时候中苏之间尚在蜜月期，中国人就有了这种讨论。接着是1956年苏共20大两党之间开始发生分歧；同年是中国要按照中苏条约规定收回旅顺口、大连特区和中长铁路的控制权，收回过程中也出现很多问题。此后，与苏联关系的恶化导致中国出现很严重的投资不足和债务危机等。尽管危机严重，可当中国人1958年试图正式改除全盘苏化的时候，仍然是非常困难的！

为什么呢？苏联模式的重工业作为主要的经济基础，甚至成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的时候，中国想改变全盘苏化的上层建筑，乃至于已经被知识分子们当成看家本事的外来意识形态，能改吗？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人们：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就会反过来制约经济基础。直到全部经济基础发生根本变革，庞大的上层建筑和滞后的意识形态才会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1950年代末期到1960年代为什么出现很多政治领域的复杂情况？表明这个调整是痛苦的，代价巨大。

中国人提出现代化的背景：农业集体化的作用主要是向国家工业化贡献剩余

中国经过三次以土地革命战争为实质的国内战争，土地革命内在地反映了农民几千年来的基本诉求――“耕者有其田”。这不可能符合19世纪欧洲阶级政治经验基础上形成的西方的任何理论，不论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左右派对中国都不大适用。土地革命战争的结果是占人口88%的农民平均分配村内土地，成了小土地所有者。这些小土地所有者过度分散，是一盘散沙。此后，中国社会乃至于各级政治的很多复杂情况，与无产阶级革命或社会主义体制并无关碍，而更应该和我们这个分散的小有产者群体占比过大的基本国情有关。

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原住民国家，从来没有被外来殖民者彻底改造。而美国原住民人口仅为52万，占总人口不到2%。如果单纯从农业角度来说，大农场的产业化农业与福特主义大生产相适应而被西方意识形态当成先进的模式，但，没有哪个大农场国家不是靠殖民地形成的资源条件而形成规模经营的。世界上的大农场国家几乎都是把原住民人口减少到10%以下。而整个亚洲基本上都属于原住民国家，由于亚洲原住民人口在西方推进殖民化的几百年中没有被大规模减少，因此，多数亚洲国家的乡土社会是相似的，很少有大农场形成。中国的发展过程根本就不可能和大部分殖民地国家一样。

我为了做国别比较，跑了世界上四五十个国家开展调查和比较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像中国这样的原住民大国，它所充满的内部矛盾，并非当代形成，而是历史延续而成。而当代中国人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在这么多的农村人口都变成小土地所有者的状况下，政府要进行工业化，交易费用奇高。按诺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当交易对象大到一定量的时候，交易就无法进行，因为交易成本过高。同理，政府无法跟大量的分散小农交易，因此中国为了推进工业化而开始搞农业集体化，用集体化解决政府为了工业化原始积累而需要从农业提取剩余的矛盾。

集体化建设起来以前，因为搞工业化粮食供给跟不上，陈云1953年开始搞“统购统销”。但政府面对那么多农民无法交易，于是毛泽东发起合作化运动高潮，到1955年大部分农民进入初级社。毛泽东称之为从“满头乱发没法抓”到“编成辫子就好抓”。换句话说就是，通过建立组织解决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这也就是科斯所说的“组织是反市场的产物”。对中国在50年代的实际经验归纳，也就从诺斯的交易成本理论转化成科斯的企业组织理论。

1955年中国已经成规模生产苏式的拖拉机，但只有七八户、十来户农民组建的初级社，根本用不起那些大马力履带式拖拉机，势必造成浪费。于是，各个工业部门纷纷向中央建议，敦促中央提高合作化的层次，搞高级社，只有以乡为单位建设土地规模经济，才能接收大型拖拉机。于是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农业现代化，其真实内涵是集体化+机械化。如果没有以乡为单位进行规模经营，就没有国家机械工业的出路。这就是中国最早提出农业现代化的背景。所以，农村集体化算是以很平和的形式，服务于工业化早期的工农两大部类交换的要求。

这种生产履带式拖拉机的厂子之所以关不掉，是因为拖拉机厂还得建坦克生产线，国家必须要搞现代化国防。这就似乎是一个两难选择了。周边许多敌对势力，国防需要生产坦克。工农产品剪刀差体制下的拖拉机一定是高价。怎么让农民接受呢？当年矛盾就是这么复杂。

十一届五中全会给历史问题定调以后，薄一波写了两大本《建国以来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回顾》，其中写道，国家要搞工业化，就得积累，这就得让一部分人作出牺牲，中央反复讨论，决定只好让农民作出牺牲，作出贡献。邓小平当时也参与了中央这个集体决定。因此，农业集体化并非农业自身的错误。第一，集体化是为了服务工业化建立的；第二，集体化有利于工业化提取积累。因此，农业集体化的微观不经济乃是国家为了工业原始积累大量提取农业剩余造成的。至于集体化向国家工业化贡献了多少，一直以来都有研究。80年代的农研中心研究剪刀差大约8000亿，我们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荣誉教授严瑞珍在90年代初期的研究中提出，通过集体化向国家贡献的剩余大约在7千亿到8千亿。与另外一个数据对比，到1978年改革之初，中国全部国有工业固定资产只有9600亿。近年来我们院党委书记孔祥智教授的研究是60年三农做出的各种贡献约为13.7万亿。

我来做一个简单的综述，1949年，在土改期间造就大量分散小农的情况下，毛泽东代表整个中国人民最大多数根本利益推行的是发展重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