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中国模式的争议与中国道路的探索

如何理解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高速发展，不仅给西方经济学家带来巨大的困惑，也给中国经济学家带来极大的挑战。是否存在中国模式的辩论，就是这一挑战的具体表现。本文重点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中国是否走出一条和英美、东亚不同的发展道路？假如不是，那么世界是否只存在一种市场（英美）模式？中国可否借鉴其他模式，例如德日模式、北欧模式？假如是，就有第二个问题，中国道路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我们判断的标准不是教科书上的理想世界，而是世界各国的比较研究。中国过去不少人追求空想社会主义，今天又有不少人追求空想资本主义，值得警惕。我们不仅要学习各国的成功经验，也要研究各国、尤其是西方和日本的失败教训，来解决中国和世界的问题。在西方面临重大经济危机的时刻，国内一些人仍然极力推销西方已经百病丛生的经济模式，不能不让人重新思考改革之初提出的问题：检验不同经济理论的标准，究竟是实践还是信仰？

盲目相信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认为：不存在什么中国模式。中国过去发展的道路就是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中国如有修正，也只是吸取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利用国内的廉价劳工发展了加工经济和出口贸易，代价是牺牲环境和国民福利。他们认为国内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企垄断、腐败和贫富差距；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赶上美欧发达国家，为此应当全面仿效美欧的福利制度和政治制度，方能大幅提高消费水平。他们欣赏东欧的政治改革和东亚的土地制度，推行西方式的城市化与现代化。他们天真地寄希望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得以继续，在经济政策上力主人民币升值，土地私有化，利率自由化。应当说，这类主张在国内有相当的市场。

在金融危机中反思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认为：西方模式不是现代化的普世模式，美欧国家目前的高福利高消费模式不可持续。日本和东亚国家屈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使东亚经济停滞不前。中国在选择性学习美欧与日本经验的基础上的创新，已经远远超越东欧模式，发展了鲜明特色的中国道路。目前的中国道路还没有定型，是否将来能让全世界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取决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能否进一步破解目前中国的资源瓶颈，并参与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秩序。

如何总结中国过去的经验，对如何探索中国未来的道路密切相关。我认为中国过去三十年发展的成就，不能简单概括为市场化改革，因为全盘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拉美和东欧国家，经济发展比中国曲折得多。中国的改革进程是独立自主的改革开放，既抓住了国际机遇，还避免成为跨国资本控制的依赖经济。在应对美国起源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表现出远比西方国家有效的应对能力。这些历史事实已经引发西方学者全面反省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深入研究中国快速成长的机制。我们中国经济学家应当负起总结中国经验的责任，并探讨后美国时代的全球经济秩序。中国未来的发展必须避免西方已有的覆辙。我们不能迷信西方的市场化和议会制，否则无法摆脱西方消耗资源、节约劳力的劳动分工模式，不能克服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也难于走出目前美国起源的全球金融危机。

一．否定中国经验的理论误区和观察局限

怀疑中国道路的人，问题出在哪里？我以为他们的思维，既有理论误区，也有经验的局限。他们的理论误区在盲目相信西方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不了解其他先进的经济科学。他们的经验局限在只了解美国的表面现象，不了解世界发展的多样性和西方本身的历史曲折。

(1.1)迷信市场化难以理解世界发展的高度不平衡

迷信英美模式的市场化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的人，似乎忘却了世界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历史和现实。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几百年，市场化并没有解决多数国家、多数人口的发展问题，包括美国的贫困阶层。

西方发达国家加上日本的总人口约6.9亿，占世界人口10%，却消耗世界40%以上的资源。中国人口近发达国家总和的2倍，韩国的27倍。中国的人均可耕地只有1.6亩，只有美国的5分之一，不到俄国的7分之一。中国年降雨量不到日本的一半，离海岸线的平均距离却是日本的55倍。中国天灾频繁，要保障庞大人口的基本生活，政府自古以来就在兴修水利和国防工程上起到巨大作用。战国时代起中国没有什么“无为而治”的政府能稳定存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在国际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如希腊、意大利、荷兰、英国和东亚的日本、韩国，都利用了他们离海岸线近的地理优势扩张海上势力。后起的法国、德国、美国和前苏联依靠国家的力量发展科学、教育、和规模经济，才得以赶超海洋国家（见表1）。“自由放任”政策的宣传无法掩盖资本主义扩张的炮舰政策和资源掠夺的历史。

(1.2) 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拉美、东欧、前苏联，经济增长远远落后于发展混合经济的中国

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发展归结为市场化，甚至是推行华盛顿共识的结果，几乎无视拉美、东南亚、尤其是东欧和前苏联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主导下，推行华盛顿共识主张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宏观紧缩政策的严重后果（见表2）。

1960-1970年代，世界增长最快的国家和地区是东亚的日本、韩国和拉美的巴西，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行了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我在访问日本、韩国、巴西等国时，当地的经济学家告诉我，华盛顿共识的提出并非出于发展经济学的规律，而是基于美国资本控制全球的利益。美国在拉美推行金融自由化以后，导致拉美的的汇率大幅波动，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不得不重新依赖美国资本来稳定宏观经济。日本和韩国在金融自由化以前，成功抵制民族企业被美国资本控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外国股份在韩国排名前十的大企业不到10%，危机之后超过50%。日本在美国压力下汇率大幅度升值，先后引发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导致1990年代以后真实经济增长率持续20年的停滞，至今未有起色。1990年代在东欧和前苏联推行的休克疗法，更导致东欧和前苏联的去工业化和经济的大幅度倒退（见表3，表4）。华盛顿共识推行的金融自由化，最终让美欧自己的经济遭受重大危机。英国前工党首相布朗在主持伦敦召开的20国首脑峰会上宣布华盛顿共识的终结，中国却有不少经济学家还在为华盛顿共识辩护，其观念之落伍值得我们反思：中国和美国过去二十年的经济教育，究竟是在传播新的教条，还是教会学生观察世界的工具？

在改革开放的32年间，中国真实GDP增加了近20倍，东欧，俄国却只增长了不到1倍，西方发达国家的增长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见表3，表4, 表5）。在转型过程中，中国保持连续高速增长，而东欧1996年真实GDP比转型开始的1990年下降了27%，俄国1998年比1990年下降了42%，超过二次大战（下降17%），接近一次大战加内战和大饥荒（下降44%）的损失。转型期间东欧国家单方面对西方开放，西方却并未对东欧产品对等开放，导致巨额贸易逆差与通胀，企业大量倒闭。波兰的通胀达500%以上，俄国的通胀达4000%， 俄国的卢布贬值到5500分之一，乌克兰的货币贬值到76000分之一，东德的国有资产在西德政府主导的私有化过程中的净值为负，等于无偿加补贴奉送给跨国公司（陈平2006）。这导致前苏联地区重新出现大规模贫困，东欧人口大流外流，妇女不敢结婚生育，人口连年绝对下降，国际经济地位大幅下降。

(1.3) 前苏联的瓦解，输在封闭政策而非经济竞争

仔细观察表2，就可以看出：1970年代，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增长率都高于日本、美国和西欧。西方经济学宣称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私有经济优于国有经济的观点是没有历史依据的。包括中国改革的前三十年和前苏联七十年的实践，社会主义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发展科学、教育、保健、基础工业和国防上优于西方。中国独立研发原子弹的成本只有美国的百分之一。怎么能够断言国有经济不如私有经济？当然，马克思过低估计了市场竞争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使前苏联在发展技术创新和多样消费方面不如西方；其原因有二：一是西方的封锁限制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分工和科技交流，不得不重起炉灶；另一方面苏联自我封闭的政策也限制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创新和竞争。

我曾在1985年开车从西德去过捷克和东德，近年多次去过德国、东欧和俄国。社会主义下的东德在基本生活保障和教育、医疗的普及上高于西德，没有类似美国大城市中的贫民窟。但是，居民消费的多样性和汽车、计算机技术比西方落后，原因是国防开支挤出民生工业。前苏联过高估计西方发动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低估了社会主义国家开放竞争的能力。前苏联民族矛盾导致的政治瓦解，不等于社会主义经济必然输给资本主义经济。假如东欧像中国那样自主地向西欧选择性开放，东欧工业会迅速成为西方的竞争者。东欧实行休克疗法时，西方跨国公司借自由化和私有化之名，让东欧骨干工业被西方全面收购或破产，从而消除西方一个巨大的竞争对手。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反而为中国产业升级打开大门。世界历史的巨变不能完全归之于体制，历史是人创造的。中国出乎意料地超过苏联，重要原因是邓小平的远见高于前苏联的领导人。毛泽东反对苏联式的垂直劳动分工，也为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区域竞争格局铺平道路。

以我的观察，柏林墙的倒塌和前苏联的瓦解，原因不在经济而在政治。前苏联用专制手段来维持东欧的稳定，导致东欧人民对西方自由民主的幻想。德国统一之前，东西德的明智人士主张东西德要渐进统一，才能稳定调整经济和政治结构。但是西方民主的选举政治导致政治家的短期利益高于国家的长远利益。东西德在1991年7月实行没有过渡期的货币统一。为了获取东德人的选票，西德政府决定，东德居民持有的东德马克可以1比1的比率兑换西德马克，这远高于黑市上的几乎是6比1的真实汇率。这给东德居民一笔飞来横财，成为弗里德曼直升机撒钱理论的经典实验。其结果大出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意外！大笔撒钱不仅没有刺激消费，反而摧毁了东德的工业。 统一货币后，东德所有的出口须用西方的硬通货付款，打断了苏东以货易货或用卢布进行交易的传统，使东德企业倾刻丧失东欧的传统市场。东德居民用手中飞来的西德马克，买西方的时尚商品而非东德的老式产品，使东德企业进一步失去了国内市场，从而大面积破产。西德企业向东扩张的东德市场陷入萧条，西德居民不得不交重税支持东德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障，导致德国利率上升、增长放慢，并拖累欧元区的发展。国内主张均分外汇储备来刺激消费的经济学家，大约不知道德国货币统一的前车之鉴。

德国统一后把首都从波恩迁到柏林后，我到西柏林自由大学讲学，发现柏林经济十分萧条。周末柏林自由大学附近餐馆都没几家开门。惊讶之余，西德学生告诉我的故事，方让我醒悟东西方冷战的核心竟然是心理战。原来，冷战期间西德各州补贴西柏林表面的高消费，用媒体制造西方自由繁荣的假象。东德人以为只要翻过柏林墙，自由、民主、繁荣就都有了，人心思变导致柏林墙的倒塌。谁知柏林墙垮之后，西德各州停止给柏林市的财政补贴。柏林没有工业，经济远远不如有汽车制造业的南部各州。年青人找不到工作大批离开东德和柏林，导致当地房价低迷，服务业也一片萧条。要是前苏联有勇气像邓小平一样打开国门，西德就会像如今美国阻拦墨西哥移民一样，限制对东德的开放了。

在开放的条件下，中国和美欧究竟谁更有竞争力，是实践的问题，不是理论的问题。苏联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是封闭经济的理论，不考虑国际竞争下的复杂格局。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走过了曲折道路。在19世纪西方炮舰打开中国海防之前，中国明清两代是东亚贸易的中心，而且外贸持续顺差。当时中国和英国比，税收和军备是真正的“小政府”。西方殖民主义用战争强迫中国接受鸦片毒品贸易，并靠强权控制了中国的关税和财政，接二连三的巨额战争赔款使清朝政府破产，帝国主义和地方军阀合作瓜分中国的势力范围，使民族工业难以发展。是危机迫使中国革命志士奋起反抗，经过中国革命、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胜利，中国两弹一箭的研发成功，才使中国到1970年代才能获得加入世界市场的机会。换言之，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是打出来的，不是西方恩赐的。俄国总统叶利钦以为推翻苏联共产党，解散苏联，就可加入北约，获得西方的援助和伙伴地位，结果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西方不可能容忍中国、俄国这样的大国成为西方强权的平等对手，甚至是挑战者。日本经济学家告诉我，日本是缺乏资源的国家，但是任何收购西方控制下的天然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