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票子毛了”怎么办？

统一发行货币的权力是把“双刃剑”。国家拥有了它之后，能不能谨慎地使用这个权力，这是现代经济史的一条中心线索。

政府发行纸币，实际上不是很久远的事情。1935年国民党政府才对货币制度进行改革，完成了法币化。

为什么会发生以纸币代替贵金属这个转折？其中一条大家都能接受的理由就是贵金属作为交易的媒介不是那么方便，沉甸甸的、目标又大，容易被贼惦记。

统一发行货币的权力是把“双刃剑”。国家拥有了它之后，能不能谨慎地使用这个权力，这是现代经济史的一条中心线索。

国家发行票子本身有巨大的好处。法国历史上每当国王有了财政困难，往往从这个环节下手，铸币的名义值与实际的含金量之间开始有了差额，这就是劣币的由来。所以很多势力都要争夺国家政权，从经济角度看首先就是争夺铸币权。从经济史来看，很多国家在很多时候都经不起印钞机的诱惑。把手里的印钞机开得快一点，就可以解决财政缺钱的问题。所以金本位解体后，全球经济的波动就不是金本位时代可以比拟的。

在政府介入货币领域后，当政府有财政需要的时候，本可以靠税收体系征税，但很多没有完成现代化改造的国家税收基础很薄弱，也不愿意通过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发放国债来筹钱。在政府机器运转又需要大量钱财时，它就直接印钞。从历史上看，这样做后来都酿成了大祸。最著名的就是上个世纪1921、1922年的德国。钞票印得离谱，物价指数有过每月上涨500%的纪录。德国那场危机最后导致了希特勒的崛起。而在中国历史上，蒋委员长也是这方面的一把好手。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要打共产党，又没有税收基础，只好直接印钱。那个时候的记录每月通货膨胀率大概是50%以上。这累积起来是非常惊人的。而且为了让老百姓接受这种越来越毛的票子，规定民间不得持有美元、英镑、黄金、白银，强力推行这种政策，把民间的贵金属全部收掉，你只能用它发行的金圆券，而金圆券越印越多，使国统区民不聊生。

我们北大的季羡林教授，前几年他就住在我们CCER(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后边，我们过年去看他，聊起老蒋的事很有意思。他当学生的时候，一个月七块大洋就过得很好了，这些钱足够他交学费、吃饭了，他有时出去时还可以坐坐黄包车，等到他当了教授，月收入提高了很多，那时候有一两百块、两三百块大洋，但到40年代中后期，物价涨得很离谱，季老领到钱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跑步去买米，而且跑慢了与跑快了米价都是不一样的，这是当年大学教授的生活，更不要讲普通老百姓了。还有个是费孝通的故事，《乡土中国》是他从美国回来以后40年代后期写的，写得非常短。后来有人就问费老说，那么好的学术著作你怎么写得那么短？他的回答就是因为通货膨胀。因为你必须写完就发表，发表就领稿费，领了稿费就跑去买米。这个流程不能打乱。所以如果写一部大著作，等写出来早就不值钱了。这就是通胀对人民生活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获得国家政权以后，在货币问题上接受了老蒋的教训，接管上海后的第一仗就是打通胀的仗。

当时外国人、国民党都等着看共产党的笑话，看它怎么收拾这个局面。

解决通货膨胀的办法就是增加生产，减少货币供应。讲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很困难。所以共产党刚刚进城时候的那些政策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当时怎么保障增加供应？

现实情况是战争已经毁了整个生产系统。资本家认为共产党来了要共产，都不敢开工生产。资本家不开工不生产东西，但货币还是这么多，最后货币可不就是毛了吗？

我是上海人，过去听父母讲，当时上海人人都在囤积，一领了钱就跑步去买米。剩下的钱就囤东西，有囤毛巾的，有囤纸张的，每个人都在囤东西，只有实物才能保值。

但是陈云组织把煤炭和大米源源不断地背进上海。三野后来就组织部队不断往上海背米，你囤我就供应，要一直供应到让市场上的米价撑不住。预期都是过了一定临界点后才会破。粮商看你还有便宜的米，他再囤，直到钱也没有了，仓库也没空的了，最后他看市场上米的价格比他进货时候还要便宜了，那他不就要亏了吗？这时他就往外吐。这样物价就平了。所以上海是靠一黑(煤炭)一白(大米)把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收拾了。

当然更重要的一招是旧币换新币。解放区当时也印了好多钱，各个根据地的钞票五花八门，东北就有十几二十多种，当时叫解放票。中国中央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南汉宸的回忆录里说，他当时就跟中央讲，说我们解放军占领了北京，不能像八国联军进北京一样。后来他做的一项工作就是统一货币，一万块换成一块，等于是一次币制改革。那次改了以后新中国在货币问题上一直是比较谨慎，特别是陈云管经济的时候。那时他老讲三大平衡，其中一个就是货币平衡。

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货币体系也出过问题，最突出的大概就是1958年、1959年“大跃进”时候。

冒进的政策背后要有货币基础，实际上1958年、1959年超发货币情况也是蛮厉害的。流入到市场中的钱多了，商品没有相应增加，甚至在1961年、1962年时还出现了供应量减少，不管是东方社会主义还是西方资本主义，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即钞票就会发毛。但那时与现在不同之处在于，那时是所谓计划时代，我们对价格是进行管制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后来叫做隐性的通货膨胀。就是在计划体制下，物价没有变化，鸡蛋总是五分钱一个，但常常买不到。因为钱比货多，鸡蛋一来就卖光了。我们国家后来出现的排队、发票子，其实都是因为隐性通胀。

隐性通胀在中国持续了好多年。苏联也有相同的遭遇。当时苏联老大妈上街就背个大口袋，一看到排队也不管卖什么就跟着排上去，因为不排的话家里生活就会有问题。匈牙利有个经济学家把计划经济下出现的这种情况叫短缺经济。

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老是生产过剩，东西都卖不掉？我们却老是短缺？这个谜今天看来很好破解，其实就是因为物价管制加上钞票偏多。

市场上的隐性通胀很严重。那后来怎么解决问题？

陈云在第一代领导人当中是最懂经济的一个，他知道问题出在票子太多，那就回笼货币，那么怎么把发出去的钱给收回来呢？当时想了很多办法。当年国家就用很少的外汇进口了一批伊拉克蜜枣，然后高价在市场上卖。市场上不是没有农副产品吗？就把伊拉克蜜枣价定得很高，记得上海卖到5块人民币一斤。就通过伊拉克蜜枣把一部分货币回收回来了。

陈云还提议，用外汇进了一些比较好的面粉，加上黄豆粉，用来做高级点心，然后放开这个市场。

北京财贸战线的人后来回忆陈云时，说到这个事，因为当时计划时代的人还没做过高级点心，做完送到中南海给陈云看。陈云看了以后就批评说做得这么粗糙，这怎么能高价卖？拿回去重做。后来改了模具，把这点心做得比较好一点了，然后高价卖。

还有一条是开放高价饭馆。1962-1964年时，北京、上海有很多高价饭馆。我的父母后来跟我讲，建国以后所有储蓄，就在那几年全部吃光了，因为我那时还很小，要长身体，所有东西都是定量供应，老吃不饱。我记得有了高价饭馆以后，我们好开心，一到周末父母就带着我们下馆子。而开放高价饭馆其实就是回笼票子，就把票子收回去了，多发的票子收回去以后，物价就比较平衡一点了。60年代后期国民经济形势好一点就跟这次回笼货币有关。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有过两次超发货币。第一次是1978年。当时因为农民穷了几十年，一毛钱一斤粮食从农民手里收了几十年，这是农民给国家工业化做的贡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上，陈云就说农民太苦了，要让农民休养生息，减少农村征购的任务。

那怎么满足城市需求啊？第一个举措是用外汇进口一部分粮食，第二个举措是提高国家对农副产品收购的价格，

但是农副产品价格提高后，城市里国家机关公务人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人员还是低工资。过去之所以实行低工资，就是因为物价低。为什么物价低？就是因为压低农副产品价格，这是计划经济时代最重要的几个法宝，牵一发而动全身。

国家收购农产品的价格高于城市卖的农副产品价格，财政就出现了赤字。当时财政盘子很小，赤字大概就有两三百个亿。还用老办法，财政有窟窿，人民银行多印一点钱，使财政收支平衡。第二年又有窟窿，再多印钱。这么连续超发货币，1985年以后市场上就看出来了。

1984年，北大学生国庆游行的时候打出“小平你好”的横幅。1985年以后牢骚、怪话、异见就开始多了。这当然有各种原因，其中一个经济原因就是票子开始发毛(钞票贬值)，物价上涨的压力开始逼近。

1980年、1988年、1993年，弗里德曼三次来中国都是通货膨胀比较高的时候。他是货币主义者，讲来讲去就这一条。不管是什么主义什么国家，票子多了，物价一定要上涨，通货膨胀是个货币现象。这个规律全球是一致的。

实际上1986年-1988年是以前累积的通货膨胀释放过程。最严重的是1988年。中国不得不面对物价上涨的问题，所以从1988年3月份邓小平见外宾就不断讲价格要放开，要进行价格闯关。当时为了进行物价改革，在物价改革决定之前大概半个月的时候，先放开了名烟名酒价格，20来块的酒一下子就变成200块，涨了10倍，香烟差不多也涨了这么多倍。于是老百姓就得出一个简单公式，价格放开就等于物价涨10倍。所以人们一听价格要改革，他先把下个月的米买回来再说。于是谁也没料到，1988年那次《中共中央关于改革物价工资体系的决定》一发表，竟变成了一个抢购动员令。

没人好好学习中央的决定，都去买东西了。这就是货币偏多的情况下，价格一旦放开，隐性通胀就变成显性通胀了，有价无市变成了商品价格急剧往上冲。

就在几个礼拜里，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大概一下子比正常情况上涨了两三百个亿，很多商店都卖空了。凡是不要票不要本的东西见什么买什么。最厉害的是挤兑。人们为了要抢购就要把银行的存款拿出来，这下银行傻眼了，因为银行的钱已经全部用到基建项目里去了。现在那么多人同一时间取钱，哪能应付？前头的人领不出钱来，后头的老头老太就急了。这个局面还怎么稳定？

后来中央出来声明，价格改革要持续五年以上。现在就是要控制物价，谁也不准涨价。我记得国务院还发了明码电报给各地，共产党员，国家机关干部，不准到银行取钱。后来总算把局面稳定住了。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政府货币发行超过经济增长需要，引起了这么大的麻烦。

第二次是1993年。实际上是阴差阳错导致的结果，当时为了回收80年代初期多发的货币，1989年-1991年，中国政府实行了严厉的宏观调控措施，控制基建规模，控制投资规模，就是要消化多余的货币。那时的经济增长率非常低，增长率只有1%-2%。

当时这样收缩了两三年后，过度货币回收差不多了。邓小平在南方说经济增长不能这么慢要加快，中国还是要发展。

南方一些银行就把贷款额度全部发光，然后跟中央银行要钱，倒逼中央银行放款，于是中央银行也开始放款了，一下子基本建设1993年比上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几，1988年中国的CPI最高达到19%，1993年，1994年达到24%，这样下去一定要翻车！

后来据说邓小平很快明白了加快经济发展没有错，但是不能通过一下子发这么多票子来发展。朱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调到北京当副总理主管经济工作，兼任央行行长。他当时主要任务就是关货币龙头。所有借出去的钱一道命令下去都要收回来。北京上海1994年房地产价格大概跌了一半以上。

当时许多人都批评朱基的调控，但事后看要没有这次调控中国经济这艘船早就翻了。朱基在三年之内把CPI从24%降到了3%以内。之后人大通过了《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财政出现赤字再也不得向人民银行透支。这是非常重要的，有了这部法律，货币发行一定要跟经济增长保持平衡这个原则才在制度上落实下来了。政府花钱只能第一靠税收，第二靠发债。做这样的自我约束，在发展中国家还真是不多。

1994年以后，财政向中央银行透支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开放环境下，货币发行遇到了被动多发的问题。外贸顺差导致大量的美元流进中国，因为中国实行外汇管制，企业赚到美元以后必须把它换成人民币。央行拿什么换？就是基础货币。在美元流入量很小的时候它不是个问题，中国过去多年封闭，没有多少外汇进来，而且国家外汇严重不足。可是我们没有想到外汇问题竟转变成这几年宏观经济不平衡的根源。

一元美元进来，八元多人民币就出去了。现在一个工作日流进中国的美元有26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