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2009中国经济如何闯关？

王鲁湘：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为了应对当前的经济形势，2008年11月初，中国政府公布了10条经济刺激措施，投资总额超过4万亿元，两年时间要花费4万亿，这种大手笔的财政支出是否能让中国经济度过这一次的金融难关？起动民间消费，拉动内需的关键何在？2009年中国经济又将呈现怎样的发展态势？有关这样一些问题，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先生。

陈志武，1983年获中南工业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86年获国防科技大学硕士学位。1986年去美国留学，放弃了攻读7年的计算机专业，转而学习经济，并于1990年获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2000年，一项颇得全球经济学家首肯的世界经济学家排名出炉，在前1000名经济学家中，陈志武教授身列202，专业领域更是囊括了股票、债券、期货以及宏观经济。

陈志武：明年经济增长保8%概率很小。

王鲁湘：现在中国政府已经确定了明年经济增长的目标是保8％争9％，那么您认为4万亿的这样一个投资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个经济发展目标吗？

陈志武：现在看的话，特别是过去两天公布的那些新的数据看，我觉得明年保8%概率很小，很难实现。

王鲁湘：很难。那么您预测呢？

陈志武：我估计可能会在6％、7％左右。

王鲁湘：那这是一个很不令人振奋的预测。

陈志武：因为道理很简单，比如说现在看的话，如果没有这一次刺激方案的话，明年上半年GDP的增长率如果有5％或者4％，那就应该是很不错。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这4万亿里面，有2万亿基本上留到2010年才花的。那么从现在到明年年底，2009年年底，差不多花掉2万亿人民币，最多乘上0.3、0.4这个样子，也就是说这2万亿可以转变成6000亿到8000亿人民币的明年的GDP，这就相当于现在的GDP的1.5％到3％左右，那么在4％、5％的基础上再加上2％。

王鲁湘：到5％点多就算是可以了，就是说6％就已经是很乐观了，是吧？

陈志武：所以，这次4万亿开支的投资方向，在结构上，我个人觉得尽管用意是很好的，但是从效果上来说，我觉得不是像我们预期的，或者像我们希望的那么好。

王鲁湘：我活了50多岁，从来没感觉到全民所有。

王鲁湘：我前不久在我们中国的《参考消息》上读到一篇您的文章，您在那个文章里头提出一个很大胆的建议，就是把一批应该本来是还给老百姓的一笔钱。建立一个这样的基金，那么您当时怎么会提出这么一个设想呢？

陈志武：大概的意思说，我们从50年代初开始，从最初的国有化到现在，我们都是按照全民所有的概念来，首先做国有化，把所有私人的财产，包括楼房，都要归为公有，然后归为国有，当时的用意是，最终要建立一个全民所有，也就是大家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公有制体系，但是实际上50几年下来，真正的老百姓能够感受到的这种全民所有制之下的全民所有，大家都应该有的那一部分好处是不怎么看得见的，没有感觉得到。

王鲁湘：我活了50多岁，我就从来没感觉到全民所有，我觉得那就是国有，跟全民没关系。

陈志武：对，尽管按照我收集的数据算的话，你应该有差不多5万到6万人民币的这个财富。

王鲁湘：应该是属于我的。

陈志武：属于你的，这就为什么回过头来看，每一个人的那6万块钱属于自己的国有资产，到最后并没有对中国的老百姓的消费，对老百姓的福利产生实质性的后果。除非这种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是私有制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我讲的民有化改革，把这些财产最终的产权的所有者，具体落实到每一个个人的身上，如果不做这种民有化改革的话，最后中国现在大家都希望发生的所谓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最后这种转型的愿望是很难实现的。

王鲁湘：既然如此，中国政府这一次的投资扩张仍然采取这样一种靠投资驱动增长的这样一种模式，是不是也有某种现实考虑，比如说现在我听到像他们有一些官方的解释，就说这样一些项目的大型的投资，能够解决更多的人的就业和形成一个更长的产业链，是这样的吗？

陈志武：不是这样子。因为他们是从绝对的角度来讲，我花4万亿，是不是多少可以给GDP带来一些贡献，这个从绝对的意义上来说，肯定是不会等于零的，所以我刚才说至少还有几千亿的可能给明年的GDP的贡献，所以这个数字也不小，听起来也不小。但是如果我们换一种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比如说我现在提的有一个建议或者说一个方案就是给中小企业，全国所有的中小企业，2009年免税一年，因为全国的中小企业大概给中国的国家财政收入大概贡献46％左右，同时给中低等收入的家庭和个人，比如说月收入在一万以下的，明年也什么税都不交，这两项加在一起，大概会为中国的企业，中小企业和老百姓家庭节省3万亿左右的税钱。这3万亿流到中国的中小企业，能够带来更多的新GDP增长。由他们去做投资，而不是由政府官员来投资，因为由各行各业的那些中小企业去做投资的话，他们在那些行业，他们在前线，他们更多的能够知道今年没交税的这个钱如果都由企业去投资的话，带来的回报会是完全不同的样子，那么由此产生的就业效果和对于整个社会收入的效果，对于产业的优化，结构的优化，对于整个中国的经济模式更多地转向内需，转向消费带动的那个转型，会是一个根本性的帮助。

GDP增速放缓，全球金融动荡，2009，中国经济如何闯关？国富民穷，四万亿财政投入怎样拉动内需增长？印度、巴西、美国模式，中国如何取长补短？耶鲁大学经济学终身教授陈志武考量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陈志武：刚才跟王先生我们已经谈到了一些，实际上我今天要谈的一个主题，那就是对中国经济模式或者中国过去30年所依赖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再思考。当然我讲的这个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这个话题有一点太大了，因为我们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定义中国的模式到底是什么，我讲的这个模式，大致上讲，主要侧重点是下面这几个方面。第一就是中国老百姓不太喜欢消费，不太敢消费，所以中国国内的民间消费，总是上不去，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就是国家是主要的花钱和投资的一方，换句话说，从某种意义上，老百姓不花钱，更多地把钱存到银行，那么这样的话就让政府通过财政税收，通过银行对于金融资源的控制，还有特别是通过国有制，让所有的土地，几乎所有的土地直接间接地属于国家所有，还有那么多的大的国有企业，尽管从数量上来看，不一定像原来那么多，但是国家控制的生产性财富，生产性资产，照样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总资产的大多数，所以这样就为所谓的投资驱动的模式提供了基础。

大政府，小国民，启动民间消费的关键是什么？三十年中国经济的成功依赖怎样的发展模式？政府投资过旺，为今后带来怎样的羁绊？

当然从我们搞经济研究的角度来讲的话，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一个社会一方面是民间消费不足，大家都不愿意花钱，另一方面通过国家在大的工业基地方面的不断地投入，使得工业产能上升这么多，这两者之间需求不足，产能那么高，这个不平衡就在过去30年，实际上变得越来越严重，生产这么多东西往哪里走呢？好就好在有出口市场，所以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第三个特点就是国内需求不足，但是产能越来越高，那没问题，靠出口，那么依赖国外的出口市场为中国的投资驱动这种增长模式提供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必要条件。到了现在金融危机，使得这个必要条件现在变成是一个大的问号，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政府对于进一步的经济增长，想要做的事。一个是担心很多，再一个大家都在动脑筋，想办法，怎么样让中国能够在这一次的全球经济危机挑战之下，能够突破目前的这个局面。

当然这一次挑战确确实实从很多方面来讲，可能是1978年以后的中国面对的最大的一次挑战，当然另外一个，我今天也想要谈到的一个方面就是中国为什么7％或者8％的GDP增长速度好像还显得不够，因为这个对西方人，对其他的习惯于自由市场经济的，私有经济的那些国家的人来说，就有点抓破脑袋不能够理解，为什么对中国来说，要是GDP增长速度降到了7％或者6％，就会很有问题，但是要我看的话，中国的GDP增长速度，就正因为整个中国的制度架构的安排，不能够直接跟其他的私有制经济做直接的比较。

当然接着下来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种增长模式，刚才我们讲到的那种中国的经济模式，在过去30年能够发挥这么大的作用？原因大致上来说的话，当然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前提的条件或者是前提的原因，就是经过200多年工业革命的发展，到1978年的时候，那么多的工业，那么成熟的工业生产技术，不管是交通运输技术也好，还是电脑技术，还是其他的运输容量，生产容量来讲，都等在中国的门口，所以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1978年只要中国愿意开放，愿意加入全球的贸易秩序，同时也愿意引进这些技术，那么这个所谓的后发优势，确确实实可以很快地体现出来。

那么第二个很重要的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在过去30年很成功的一个原因就是国有制，国家对于资源的垄断，这个资源的垄断在一定的发展时期，可以有它非常正面的贡献。

我说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一个最好的理解，我说的这个意思，这个办法，就是把中国、印度和美国做一个比较，因为美国的话，它是自由市场国家，是私有制国家，它有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市场，所以美国尽管没有国家拥有资产，国家没办法，就是布什总统或者是未来的奥巴马总统，他没办法就是总统签署一个命令，把属于老百姓的私人的财产给他调动，要调动4万亿去盖一些大楼，要建奥运会的场馆或者是盖国家大剧院或者要修更多的高速公路，没办法，他总统不可以侵犯私人财产。但是没关系，美国在私有制之下，它有资本市场把分散的民间的这些资源可以通过资本市场的交易给它调配到一起，也可以做一些大项目，大的企业，像GE这样的大公司，或者微软这样的大公司。

中国的话，没有美国这么发达的资本市场，但是在过去30年，通过国家垄断了所有的土地和当年几乎所有的生产性资源和资本和储蓄甚至于，所以国家可以通过发改委或当年的计委可以调配资源，相对来说成本比较低，因为只要国务院那些部门发一个这样的文件，就可以把那些资源重新，按照他们希望的方式去调配，不需要支付其他的司法方面的成本或者是要经过国会的很长时间的听政的过程，所以调动起资源可以很快。

但是印度正好是处于一个两边都不靠的这样一个局面。也就是说印度是一个私有制国家，所以印度政府要去做大项目，要做大的形象工程或者是工业基地，办工业工厂或者是像武汉钢铁厂，或者是宝钢这样的大的项目或者是三峡这样的大工程，印度政府要调动这些资源很难，因为他不能够命令所有的印度老百姓，把他们的土地财产全放弃掉，把属于他们的钱，属于他们的房子可以奉献给国家，或者由国家首相或者是总统可以任意地去调配。他们没有这种权力，但是同时他们又没有一个很发达的资本市场，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就是印度在工业基地，基础设施方面，确确实实赶不上中国。

当然我今天要讲的就是，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看，为什么中国的这种增长模式，最后如果不是从制度层面，从基础性的制度层面去理解，和做进一步的改革的话，最后要改变，要从这种模式里边走出来是很难的，简单地说，今天的这种基础性的制度或者上层建筑和市场制度，经济制度决定了一个根本的一个局面，那就是国富民穷。为什么我说国富民穷的这个局面，是制约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最核心的约束条件？这个约束条件如果不打破，国富民穷的这个局面如果不改变，即使总理或者是其他的政府官员，每天去求着老百姓多花钱，刺激经济增长，老百姓也没办法。

那么从一些数字来看，因为我不给大家一些数字的话，可能会感觉到我又是在说一些很抽象的定性的这种话。比如说如果我们把民间消费占GDP的百分比和政府消费、政府开支占GDP这两个指标来看，过去50几年中国变化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单看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在过去50年的变化的话，1952年的时候，民间消费占，差不多占GDP的69％，1978年的时候，就改革开放的初期，民间消费占GDP的45％，然后改革开放的第一期，也就是第一期结束，差不多1992年或者邓小平南巡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的民间消费占GDP是42％，就今天的话下降到35.5％。民间消费占中国的GDP的比重从1952年到现在，总体上是在直线下降，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期间，50年代初到1978年，是更加地大幅度地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