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有光：从偏好到快乐：较全面的福祉经济学

今天是我第一次到天则研究所。虽然我认识茅老师已经很久了，但以前还从未到过他所创办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所以非常高兴。也很高兴这次有机会再到北京来。我在北京只呆到本月28日，不敢呆到31号，因为31号回去恐怕不吉利（众笑）。

我先讲个故事。昨天下午，上帝召见三个人，美国总统克林顿、中国主席江泽民和微软总裁比尔・盖茨。上帝讲，我召见你们这三个地球上最重要的人物，是要你们回去对地球上的人们宣布，下星期我就要把地球毁灭了。昨天晚上，克林顿连夜召开高峰会议，当部下进入会场时发现情形不对，因为克林顿跟以前不一样，拼命地抽雪茄。然后克林顿宣布，我有一个很好的消息，一个很坏的消息，很好的消息是原来上帝真的存在，很坏的消息是下星期地球就要毁灭了。同时江泽民也召开高层会议，人们进入会场时也发现情形不对，因为江泽民很紧张，紧张地忘记把头发梳理好。江泽民宣布，我有两个很不好的消息，第一，原来上帝真的存在；第二，地球下星期就要毁灭了。比尔・盖茨也回去召开会议，但是情形却不一样，因为他高兴地跳来跳去像个小孩子，他宣布，我有两个非常好的消息，第一，我是世界上三个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第二，千年虫问题已经完全、彻底解决了。（众笑）下面我们开始讲正题。

我从研究生甚至本科生开始，就是搞福利经济学的，但是我认为福利经济学是不完全的，因为它只探讨关于人们偏好或者效用的问题，而没有真正探讨福利或快乐的问题。偏好和福利是有差异的，我们待会儿会谈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深入探讨福利，就会和只探讨偏好得出不同的结论。

从古典经济学开始发展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基本进程，就是开始经济学只探讨生产、消费、分配等比较客观的东西，然后新古典经济学开始研究偏好和人们的效用这些比较主观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只研究偏好还是不够的，因为偏好并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就像生产和消费并不是我们最终目的一样。生产和消费是为了提高我们的效用，但效用我认为还不是我们最终目的，我们最终的目的是福利，或者福祉。那么福利是什么？我认为福利就是快乐，如果不考虑时间长短可能造成的微小差异的话，幸福和快乐是一样的。而快乐就是我们最终的目的。你工作可能是为了赚钱，也可能是为了给社会作出贡献，但为社会做贡献最终也是为了他人的快乐。所以我认为快乐就是终极的目的，要问快乐本身是为了什么的话，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快乐就是为了快乐，无法继续追问下去了。那对自己来讲快乐是个什么东西？我认为快乐是一种主观感受，或者说是心理上的享受。但不是所有的感受都和快乐有关。我可以感到这个东西是青色的，但青色既没有让我高兴也没有让我痛苦，那么这就不属于心理学上叫做“Affective”的东西，但快乐和痛苦就属于“Affective”的，它会影响你，使你觉得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对任何词下完全的定义都是不可能的，所以讲到这里我想，每个人都知道有快乐有痛苦，享受不管是物质上的吃喝玩乐，还是精神上的例如你的孩子成绩考的很好让你很高兴，都是快乐的；痛苦也可以是物质上的或者精神上的。实际上痛苦和快乐都是精神上的，只是说造成痛苦和快乐的原因分为物质和精神的。所以，快乐的时候就是正的，痛苦的时候就是负的，因此在快乐和痛苦中间有个零点，上面的面积减去下面的面积就是一个人的净快乐。

但是有人说，我们经济学不是研究快乐的，这属于心理学、社会学研究的范围。对此我想，当经济学从古典经济学发展到新古典经济学的时候，同样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说效用、偏好不是属于经济学研究的范围，而是属于心理经济学研究的范围。这种自己给自己加上的限制我认为是影响经济学分析的发展的。我这个观点同样也是个人的观点，不过我认为，从我个人的观察和跟朋友的交谈、以及包括我本人和其他人所做的一些研究，通过生物学的道理，都可以说明我这个观点不是特殊的，而是一般的、大家都持有的观点。我甚至认为，最终而言，所有的道德原则都是以快乐来衡量的。不过从这篇文章来说，你不需要同意我的这个哲学家会认为是极端的观点，只要同意我所说的快乐或福利、福祉是重要的就行了。

我们先谈偏好或效用与福利或快乐的不同。现代经济学是把效用代表偏好，而我用福利来代表快乐。所以有时我讲偏好和福利的不同，有时我讲效用和福利的不同，有时我讲偏好和快乐的不同，都是一样的。比较古老的经济学有时把快乐跟效用等同，但我现在是用现代经济学的用法，把偏好和效用等同。而把偏好或效用同福利对立时，这二者主要有三点区别：

第一，当一个人“无知”，或者说信息不足的时候它们的不同。例如我以前有幸去樊纲家里吃饭，吃完饭后他驾车送我回家。我说现在坐出租车也很方便，他说的确如此，但当时他买这辆车时不知道现在会有这么多出租车，否则就不买了。那时他以为买了车以后会给他带来快乐，因为更方便了，所以当时他的偏好是买那辆车子；但事后却没有增加他的快乐，事实上他的快乐反而因为买车而减少了。这就是因为无知（众笑）。所以樊纲这种偏好跟他的福利是不一致的。由于无知或信息的不足造成对将来的事件不能完全预测、从而偏好和福利不一致的情形，是大家所公认的。

第二个使偏好和福利不同的，是偏好虽然可能大体上照顾自己的快乐，但在某些程度上他也可能会照顾其他人的福利。这就会造成不同。当然，如果你做一些对社会、对国家、对其他人有利的事，也可能会感到快乐，所以纵使是利他的情形，也不一定会带来偏好和快乐的问题。但是，当你捐一万块钱给慈善事业时，你自己的消费由于这一万块钱的损失所减少的快乐，如果大于你捐这些钱所带来的满足如社会地位的提高、别人认为你是个好人等时，才是对你快乐真正的减少。如果你认为虽然我的快乐减少了，但其他人的快乐增加了，这就会有差异。我在1999年一篇文章里曾经举例证明了这个差异确实是存在的。这是第二点。

第三，在无理性的情形下，偏好和福利是不同的。如果你偏好某样会减少你的福利的事情，但这种偏好不是由于樊纲这样的“无知”（众笑），也不是为了他人的福利，那么我就把它叫做无理性的。加上按此定义的无理性，就概括了所有的偏好和福利的差异。你可能认为这样定义无理性是可以争议的，但若是你接受了这个定义，那么这三个方面就概括了所有的差异。

有的经济学家谈及或接近过这个问题。例如诺奖得主海萨尼，97年就强调我们不应只看重偏好，还要避免无知的影响。还有的经济学家讲到即使经济增长很高，快乐也不见得高，应看到社会发展的社会成本。而对于会计的国民所得是不够的，必须考虑空气污染、环境等，有一些经济学者也提到这方面问题。经济学家一般都不考虑无知的情形，也假定人们是有理性的，这种简单的假定在许多情形下是必要的，而且使我们的经济分析能够得出比较明显的结论。但如果在一些无知、无理性比较重要的情况下，这些假定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而就必须进行修正。

这篇文章所主要强调的是，在现代的物质主义社会里，就有一些天生的原因或后天影响――如广告、电视等，使人们倾向于过分追求物质、金钱上的东西，而忽视了其他一些对于快乐更重要的东西。即使不是生物学家，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看到，像蚂蚁、老鼠、松鼠这些动物，都是由本能来储藏食物的，这种本能使它们更加容易生存，在冬天或食物缺乏时可以用这些储藏来维持生命。同样地，我们人类也有这种累积物质的本能，而这种本能大体上是能够帮助我们生存的，就是说，我们物质越多，在困难的时候就越容易生存下去。但是，当我们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我们所累积、储蓄的物质已经相当高了，这时候如果还继续累积物质的话，就可能会减少我们的福利。虽然在一些比较贫困的地方，例如西北乡下有些地区连温饱都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强调这一点有点超前，但我认为与其亡羊补牢、事后补救，不如未雨绸缪、事先就对这个问题有所认识。还有这篇文章主要是对全世界而言的，不只是针对中国的。另外，现在到处都有的广告，从电视到报纸、杂志，都鼓励人们拼命消费、买东西。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会使人们过分强调金钱，而忽视了其他对快乐更加重要的东西，使得人们对于更高的所得有不可满足的需求。例如美国前几年有一个调查，问的问题是“你的家庭每年至少需要多少收入才会够用”，答案是，越有钱的人回答的数目越高。所以在物质主义的影响下，人们永远不能得到满足。

那么我们不得不问，所得高是否会使人们感到快乐？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所得和快乐的正相关是很低的。例如新加坡的人均所得是印度的80多倍，即使按购买力平价折算也有16倍，但是它们的快乐水平刚好一样，而且都比日本和法国这两个人均收入很高的国家高很多。还有其他一些指标。造成这个差别的一个可能是，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等。例如为什么在日本和法国的情形下快乐水平降低了？法国是因为戴高乐讲过一句话：“只有傻瓜才是快乐的 ”，所以人们在问及快不快乐（是根据心理学家或社会学家设计的一些指标，如问你是非常快乐、快乐、不快乐还是很不快乐，或者用0-4的数据来表示等）时，不敢回答自己是快乐的（众笑）。日本人可能是因为跟华人有些类似，不愿夸大自己真实的快乐，所以往往只回答“还可以”。

下面我们再用同一个文化、同一个国家来比较。这一比较也说明了快乐和所得之间有一点正相关，但相关度很低。调查资料显示，所得只能解释快乐因素的2%左右。而把所有的客观因素，包括人口学因素、所得、年龄、性别、种族、教育水平、婚姻状况等都加起来，也只能解释快乐的20%左右。若从这些因素在扣除婚姻因素的话，相关性就更低了，因为婚姻对快乐是有很大关系的。图中显示的是美国1972-1989的调查资料。从上面可以看出结婚的人认为自己快乐的在40%左右，没结婚的只有23%左右，两条线相差很大。也就是说，结婚的人比没结婚的人快乐许多。（盛洪：没结婚这条线好像是往上走的（众笑））只有一点。而且这只是证明一个相关性，而不是因果关系。可能的一个解释是，并非结婚使你更快乐，而是快乐的人比较容易找到一个人跟你结婚。所以结婚对快乐是重要的，从我个人的经历中也可以得出这一点（众笑）。研究婚姻对快乐的重要性，在所有的国家里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二者正相关。

另外，在所得很低时，提高所得得到的快乐较多；当所得达到一定点时，所增加的快乐就会减少。如果考虑到这种边际快乐随所得上升而下降的话，那末开始的消费水平不应太高，要逐渐改善来增加长期所获得的快乐。不过，如果一开始所得过低，也会影响快乐，比如会在一个人小的时候影响他的健康，从而影响以后长时期的快乐。从这一点来看，有钱人的孩子与其说有“Advantage”不如说有“Disadvantage”，如果从小就让他享受较高的消费水平，那他以后的消费水平就很难超过现在的消费水平。所以聪明的有钱人不应给孩子太多的钱。如果在这方面假定人是有理性的，并具有充分的信息，那么他就应该注意到长期的效用，而不只看短期的效用。但是，我们从这个研究中可以看出，多数人并没有考虑、或至少没有充分考虑中长期的效用。他们没有考虑到现在消费对于将来的负效用，或者现在痛苦对于将来的正效用。现在我就做一个实验，假定你的一个朋友或邻居从北京飞到深圳，不幸的是，这架飞机注定要失事；你替他做个选择，假定他不会影响到家庭等而只是影响他自己，则你的愿意他死亡，还是严重残疾。（举手选择前者的人多于后者）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比例，我做过许多次实验，结果都是如此。对于少数人，恭喜你的选择是对的，大多数人都选择错了（众笑）。经济学者可能认为黄有光已不再是经济学家，因为经济学者假定人们的偏好，如果偏好的就是好的，那为什么大多数人的选择是错的？我用一个数据来说明。根据心理学家对严重伤残者的调查，开始他们断手断脚或双目失明非常痛苦，他们的快乐从正常的水平狂跌下来；但有些人可能几星期，有些人可能几个月，他们都知道已无法复原，就只好接受这个事实，那么在给定这个约束条件下继续把效用或快乐极大化，于是就会从最低水平慢慢恢复，接近正常水平。当然不会超过正常水平，不鼓励你去把手脚砍断的（众笑）。而这时候他们就会庆幸当时没有死掉现在还可以快乐的生活。所以选择死亡的人是错误的，多数人没有看到这一点。

此外，中国现在开始出现了福利彩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