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三十年告诉我们什么?

【主持人叶 蓉】：回顾这30多年的风风雨雨，在中国的经济理论界曾经发生过几次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激烈论战，在这场论战中，有一位瘦弱老者一直高举着市场经济的大旗，以他对人类文明以及对社会发展历程的深刻感悟，提出了市场经济的思想理论体系。他就是吴敬琏先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吴老！有请吴老演讲！（全场鼓掌）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搭起了这个舞台

今天文化讲坛的主题叫《命运与共三十年》，这很好。虽然，在这30年里跟我们命运与共的一些社会群体的代表今天缺席这个讲坛，比如说坚持改革的官员们，比如说我们的专业人员、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在30年的强劲发展中起了主力军作用的农民工，他们缺席了。但是我们也听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团体，就是企业家们的精彩故事。听这样一些故事是一种使人精神振奋、愉悦的享受。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他们的故事了，因为我这个教书、做研究的，也没有这么多精彩的故事可说，我就讲讲舞台的问题。

刚才演讲的几位是在这30年里成功的企业家代表，但是我们应该想一想，如果没有舞台，他们的聪明才智能够发挥出来吗？刚才柳总一开始就讲了改革开放以前的故事，那几乎是全体中国人的故事。马云刚才说一些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不愿意出来，这是对的。（全场大笑）但是我们也要想一想，如果我们不是经过这30年，就算是像马云这样很有激情、很有追求的人，他又能走到哪里去呢？他也无处可走。（全场笑）所以我想讲一讲，这个舞台是怎么搭起来的。

我们这个舞台现在也还不够好，如果说能把这个舞台修得更好，就会有更多人可以发挥他们的才能。当然这个事情也要大家来做，比如马云自己就在创造舞台，我听到很多人说，马云给了我们一个舞台。有人说，我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我竟然可以在马云创造的舞台上创业。

我今天的演讲题目，是《三十年告诉我们什么》，我就想从这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30年告诉我们什么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搭起了这个舞台。过去人们都说，华人，或者说中国人是天生的企业家，可是大陆人例外。（全场笑）30年告诉我们什么呢？大陆人不例外！（全场鼓掌）

为什么不例外？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舞台搭起来了。所以我愿意用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里的一句话来回答“30年告诉我们什么”这个主题，胡总书记的这句话是我心目中最好的答案：“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也就是说，这个舞台是怎么搭起来的呢？是靠改革开放。这个舞台怎么才能更完善呢？要靠进一步改革开放。这就是我的回答。

30年来，我们的改革开放有几个大步骤

30年来，我们的改革开放有几个大步骤。

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时候，我们其实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赶快改变整个国民经济、整个社会都濒临崩溃的状况。那个时候，主要就是想找到一些办法尽快改变这个状况，世界上什么招能够让我们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就用什么招。

经过好几年的探索，大概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大致上确定了目标，这个目标就叫“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后来的表达是“在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确定了这个目标以后，是一步步走过来的，历尽艰险。

÷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国家第一件事就是把商品市场和计划价格基本地放开了。1994年进行了财税体制、银行体制和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也就是说把要素市场的某些部分初步建立起来了，把宏观经济管理的初步框架也建立起来了。

更加重要的是，1997年以后“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建设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十五大提出的口号，从1997年以后，我们在建立市场经济的产权基础方面就迈出了很大的步子。

刚才几位都讲到他们初期创业不能够得到全面展开，为什么呢？就是缺乏产权基础。而在上世纪90年代的后半期，这方面的改革就把这个基础给建起来了。譬如说联想的产权制度改革，这对于联想的发展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它建立起了后来联想得以发展的基础。

更加具有重大影响的是“放小”。一个是国有企业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一个是对外开放吸引外国投资。其中最重要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放小”以后在沿海地带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像以南董的正泰为代表的温州、台州企业，就是这个改革浪潮中的排头兵。所以在世纪之交就形成了一个格局，这个格局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它的基础就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

第二是市场形成。市场有两个部分，商品市场的部分放得比较开，要素市场的部分在世纪之交初步形成，但是这个要素市场，就是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自然资源市场，这些市场的开放程度还比较低。

第三是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就是管货币投放、管财政收支、管外汇收支，这套体系初步建立起来了。

这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开始运转了，我们的经济发展在世纪之交就使得全世界刮目相看。

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世界上有很多人怀疑中国撑不撑得住，中国经济是不是会发生大的危机。那时候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上崩溃了，接着政治上也崩溃了，世界上许多人都认为中国可能也会走这样的路。但是十多年过去了，世界上很少有人再怀疑中国的繁荣能否持续。虽然他们的价值追求，他们的政治观点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对中国很友好，有的人是持疑虑的，甚至是敌视的，但是有一点，中国开始强大，中国经济开始崛起，这一点没有疑问。

数量很大的中小企业，对于支撑经济繁荣具有非常重大的作用

但是，我们建立起来的体制仍是有缺陷的。我们做教学、研究工作的总是要从基本的理念、意图来看目标设计。我刚才讲到，上世纪80年代我们达成了共同目标，其实不同人对这个目标的认识还是有差异的。

比如说，1984年设定的目标叫“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有的人比较强调“有计划的”，有的人比较强调“商品经济”。

那时候我们派了很多代表团，也做了很多研究，就是看世界上哪些经济体制比较适合中国。有两种被认为是我们可以大量吸取的做法，一种是所谓的东亚模式，另外一种是欧美模式。东亚模式的特点就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而欧美模式可以叫做自由市场经济，就是政府不管微观的事，只管宏观的事。

我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这两部分人还谈得来，因为当时差异很小，大家面对的是计划经济，所以这两部分人在反对旧模式、旧体制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大致上说，学过经济学的、掌握现代经济学的人更欣赏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而有些官员、国有企业的领导比较欣赏东亚模式。

在我们的一些文件里，正式的表达往往出现这样的倾向，就是在理论说明的时候，倾向于用欧美模式的语言来说明，而在讲到政策的时候，往往用了很多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策表述。在当时，这个矛盾并不大。而且主张欧美模式的是把它作为一个最后的目标，认为在市场没有发育起来以前，政府要承担很多市场的职能，所以也同意至少在相当一段时期东亚模式对我们还是适用的，就是政府用各种方法，如日本的产业政策和韩国的企划院的计划来指导经济的发展。实事求是地说，这是可行的。

但是，按照这样一个不太明确的模式来建立市场经济制度，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发现有问题了。问题集中在一点，就是在市场经济中的行政权力干预会造成腐败的基础，在我们经济学上叫“寻租”。刚才柳总用了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表达，买批文、买指标，这就是“寻租”。有权力背景的，拿到批文可以低价买你要的东西，没有批文没有指标，你就买高价。这样一个权力干预就使得权力有价，人们就要去买通权力，于是腐败就发生了。不管用什么方式、指标、批文、审批，种种权力的干预都会造成“寻租”活动这种权力的腐败。这种情况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推进改革，使得行政权力退出微观经济活动。

我们在有些方面做得很不错，譬如说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商品价格放开以后，之前那种买批文或者用贿赂的方法搞到批文的活动就自动消失了，因为在这个情况下，权力没有用了。所以那时候各种商品价格一放开，“官倒”的活动空间就基本不存在了。譬如说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放小”，用了两三年时间把原来政府的乡镇企业放掉，变成大家完全在市场竞争中比武，不是靠权力，而是靠你的经营，靠你对客户的服务。

所以在世纪之交，整个市场繁荣，整个经济蓬勃向上。而且，靠在市场竞争中取胜的企业如雨后春笋，使得就业状况变得非常好，大量农民工进城了，或者打工，或者创业。现在在北京经常能看到，很多人进城以后成功创业，虽然企业很小，但是因为数量很大，对于支撑整个经济的繁荣是具有非常重大作用的。大企业自然对经济繁荣有很大的贡献，但是那些中小企业，因为它们的数量大，吸收就业能力强，使得那么多人能够通过创业、通过劳动改善自己的生活，更不要说后来在淘宝网上做生意的人涉及到了千家万户，他们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

市场发展了，法治建设必须跟上

有做得好的，但是也有做得不够好的。譬如说国企改革，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多数国企改制成了股份公司，甚至变成上市公司，迈出了一大步。其中有一些成了很有竞争力的企业，比如联想。联想原来就是一个国有企业，后来成了国有控股企业。可是到了这一步以后，国有大企业就存在一些问题了。第一个是控股公司没有改革。联想之所以成功了，是因为它的一级公司就改，科学院领导开明，我还要补充说，当时的国资局也是很开明的。

但是到了这一步，大多数企业他们的最上面一层叫做一级公司，没有改，是国有独资，这个问题就很大了。第二个问题，国有股一股独大的情况没有改变。第三个问题是垄断地位没有改变。

所以有不少问题由此而生。比如说商品市场是放开了，但要素市场没有放开，对各种生产要素的定价政府还有很大影响，利息、土地批租这些东西都是由政府定价的。还有些重要的商品，也就是资源的价格，比如电价、成品油价等等。加上2004年我们国家出现了宏观经济过热，主流的意见是认为局部过热，因此处方就用审批的方法去抑制那些过热的部门。

市场发展以后其他制度也要跟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法治。我们在经济学上有这种研究，就是经济制度和其他制度是有密切关系的，光靠经济制度不可能有效运转，其他制度要随着市场的发展而发展。

我们刚才讲了现在市场发展存在的一些缺陷，这些缺陷我们没有完全消除，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市场发展了，但是我们的法治建设没有完全跟上。

说起来可能比较枯燥，经济学上基本上是讲这么一个道理，就是早期的市场是一个熟人的市场，人跟人都是认识的，所以你靠人情关系，靠亲戚关系可以维持这个市场的运转。它的道理就是因为熟人中这个信息网络是畅通的，某一个人他一旦失信，马上市场上所有人都知道此人是不可靠的，不能跟他来往，他就完了。

但是当市场发展起来以后，市场范围大了，进入市场的人都是陌生人，这个网络不存在了。要维持市场秩序、维持诚信就需要法治，需要第三方执法。第三方执法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法庭执法。

在这个方面，我认为，进展还不够快。于是就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当一个人要到一个生疏的、没有关系的地方去做生意的时候，他可能就要做一件事，叫搞定，上海人叫“摆平”（全场笑）于是权力有价，买官卖官就时有发生。要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要靠推进改革开放。

现在我们说的好多问题，归根到底是因为经济发展方式有问题

经济体制、法律体系和司法体系的这种状况，的确会造成一些问题。

从经济方面概括起来说是一句话，就是转变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没有能够很好地展开。所谓粗放的发展方式，就是靠资源投入、靠出口驱动的一种发展方式，要把它转变成为靠技术进步、靠效率提高驱动的发展方式，也就是所谓集约的发展方式。

没有转变过来，就造成了一些严重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资源短缺越来越严重，像现在矿石主要是靠进口，我们自己的高品位矿不多，所以矿石价格上涨得厉害。这是能买到的资源，还有一些不能买的资源就更麻烦了，像土地，像水。

第二个问题就是环境破坏，比如去年爆发的太湖蓝藻，让人们紧张得不得了。

另外它在宏观上造成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失衡。一般的国家投资占GDP的比重在25%左右，但是我们进入21世纪以来，从30%跳到了40%，现在正向50%靠拢。反过来说，消费的比重就变得很低，这就造成一系列问题，一个是群众的基本生活水平提高慢，一个是收入差距拉大。因为我们现在的经济既有很传统的低效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