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生：新形势下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战略倾向

茅于轼：今天我们请到发改委外经所所长张燕生教授，他将给我们讲新形式下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倾向。张燕生教授和天则所有过很多合作。以前我们做贸易保护的成本这个课题，就是张教授帮助我们完成的。那个时候他还在中央财院，现在已经挪了地方。今天他要讲的主题也是大家关心的，现在已经够开放了，还要怎么开放呢？比如特区问题。特区是过去因为不开放而形成的制度安排。最近中国又和美国发生知识产权的纠纷。出于对这些问题的关心，我们希望得到张燕生教授关于新的战略倾向的看法。下面欢迎张燕生教授做报告。

张燕生：今天我就谈一谈我个人对于中国下一步对外开放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我可能会把发言控制在50分钟以内，留比较多的时间给大家评论和讨论。刚才茅老师也讲，关于开放有太多的问题可以讨论。第一个问题，目前缩减顺差的措施要防止出现偏差。减小顺差实现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是当前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从国际收支平衡的角度，缩减顺差主要包括减少贸易顺差、减少资本顺差以及减少外汇储备规模。从减小贸易顺差的角度来讲，我依然认为出口是本，进口是目前矛盾的主要方面。虽然减小贸易顺差是目前的主要工作，但是本末不可倒置。第二个想法，在引进来这方面，自主创新是本，引进外资是手段。我们不希望出现手段变成目的的情况。第三个方面，全球的综合运作能力的建设是本，走出去是手段。这是在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时候，我个人认为需要注意的几个本末关系。我们在缩减顺差的时候，应该减少目前各种措施相互矛盾和效益相互抵消的内容。要实现国家收支基本平衡的目标，还是要落实到提升竞争力的基础上来。目前政府出台的各种扩大进口减少贸易顺差的基本措施，是为了实现减少顺差的宏观目标还是为了实现贸易平衡的目标？目前对外经济政策中的国际收支的调整目标究竟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是临时性的措施还是战略性的调整？一个临时性的措施如果掌控不好，就可能变成长期性的政策。回顾过去的经验我们发现，在过去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本来挺好的政策可能脱离预期目标效果。比如强制性结售汇率的制度在我看来是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改革的一项临时性的措施。但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95和96年的高通胀以及其它各种原因，这项措施实施以后没有得到及时调整。这项措施长期实行的结果是全国的外汇资产都转变成了央行持有的外汇储备资产。这个结果使得现在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缺少市场基础，缺少市场主体，缺少企业外汇风险管理工具。过去的经验还发现，一些长期性战略目标的调整更为困难。比如我们现在制定的出口导向的战略和引进来重要手段的外资导向。这些政策当初主要是为了解决两个缺口，但是94年开始外汇短缺大大缓解，97年资本短缺也开始大大缓解，2000年下半年人民币贬值的预期也大大缓解。当改革开放进行到一定阶段时，我们很难对一个建立在改革开放初期条件下的政策做出是适应性的调整。因此无论是十六大的三中全会还是十一五规划，都把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作为目标。要解决现在国际收支面临的双顺差，进行战略和政策的适应性调整，实际上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如果一个大国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实行出口导向和外资引领，就会导致一些问题。在调整国际收支努力达到平衡的过程中，我们也印证了多恩布什的超调理论。在贸易和产业部门、投资部门以及金融部门的价格和数量的调整过程中，贸易和产业部门的调整是最慢的。我们去年的贸易顺差达到了1775亿美金。如果不能照顾到不同部门的调整速率，我们为减小顺差和达到平衡采取的一系列的措施的连续性在趋势发生逆转的时候就会受到影响。

第一个大的问题，我认为我国在涉外经济中要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重点要放在提升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而非简单地压缩出口扩大进口。在这方面我有以下一些想法。第一，我们过去奖出限入的贸易激励机制很大程度上是注重出口规模的增长。现在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提高出口竞争力的新的出口激励机制，改变出口竞争靠拼价格的倾向。国家应该对出口制定新的标准和配套措施。第二，鼓励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以及自主营销。要把这些措施落在实处，改变现在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和出口高度依赖外资企业的情况。国际通行的关于高新的一些指标包括研发强度、增值率、工程师和科学家的比例等等。用这些特征做实证研究，可以发现我国的这些关于高新的指标不但低于国际产业和产品，而且低于国内的平均水平。第三，在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我们如何把重点转移到如何提升企业的全球化的运作能力。中国现在面临的国际收支双顺差、贸易摩擦以及其它一系列问题。接下来，我们要思考如何在中国建立起地区和国际化的生产体系。这个对于很多的行业，比如纺织服装、钢铁汽车等行业是非常现实而且紧迫的。奖出限入的措施如何一步一步地调整为中性化的政策。我觉得国际收支的调整和缩小顺差不仅仅是宏观调节的问题，在中国确实也关系到竞争力的提升和结构的调整。

在贸易方面，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放松对进口的限制。我不是说要有一个从鼓励出口到鼓励进口的政策大转换。第一，重点是对过去制定的一些限入政策的调整。第二，考虑在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情况下，扩大战略性的进口。国家应该在这些产品上加大进口力度，包括战略性资源、物资储备、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生产线更新改造所需设备、关键零部件以及辅助产品。同时，我们也需要小心谨慎，防止这些产品的进口冲击国家幼稚产业或者危害国家经济安全。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机械的进口国。但是我们纺织产业和国际水准还相差很远。第三，如何把我国的政策调整和国际上多哈回合关于多边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品关税的减让联系到一起。应该承认，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程度和速度在很多情况下是高于周边地区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考虑二者之间的互动。第四，我国在减小顺差中提到了能力建设，这其中有一个进口能力建设的问题。从全球贸易体系来看，进口涉及到供货商、进口商、运输商、口岸分销商、供应链管理商等相关的产业链管理。我们虽然是贸易大国，但是在全球体系中的运作能力是相当薄弱的。有人说，中国现在是开放中的大国，对全球商品和全球市场有话语权。我个人认为还是小心谨慎，必须在有充分实证的基础上，我们才可以这么说。在我的研究中，还是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企业在刚才所述的这些环节上还是非常薄弱的。无论是经验、企业文化或者是人才，都是较弱的。所以我觉得能力建设对我们的企业是至关重要的。企业作为一个微观主体，在全球贸易中仅仅只是一分子。

在加入WTO之后的后过渡期中，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以提升我们的产业和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十年前，我非常有幸和天则所合作进行了一项研究。我们十年前的研究后来也出了一个英文小册子。我们当时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我国贸易自由化的程度在十年前就比日本高，略低于美国。也就是说，我们当时的研究证明，在加入WTO五年前，我国的自由化程度就高于日本。这说明，由于我们的具体国情和实际管理手段，我们的经济和贸易的实际开放程度要远高于名义上的。这样一来，加入WTO给我国带来的冲击就可能远远小于我们的预期。这种情况也可能适用于我国目前资本和外汇的开放。那个我们做了实证研究，这个没有，所以只说可能。也就是说，资本的实际的自由化的程度有可能远远高于名义上的资本项目受到的管制。反过来，一旦放开所产生的实际冲击，可能远远小于我们的预期。我觉得这对于我们下一步的发展可能是十分重要的。

第二个大的问题，在五年前我们对中国加入WTO的利弊分析的研究中，也有过小小的内部争论。我们参与全球化加大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和产业造成的冲击，究竟是前五年更大还是后五年更大。从过去的五年来看，那既是中国宏观经济增长最平稳的时期，也是改革开放最快的时期。加入WTO之前我们对中国产业做过一项研究，把中国产业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有明显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产业，比如纺织服装。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可能是加入WTO最大的受益者。第二类产业在开始可能处于竞争劣势，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可能取得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当时我们列出的这类产业是比较多的。其中我们原本想把生物医药产业放到第三类，后来和一个业内朋友谈的时候觉得它可能受影响处于劣势，但是有些产品还是可能可以获得竞争优势的。这既包括原料药也包括仿制药。第三类是比较劣势和竞争劣势会在较长的时期内持续的。我们当时把农业、金融、汽车归入这一类。加入WTO五年后再看当时的分析和判断，我们看到在当时认为具有竞争优势的纺织服装行业，贸易战打得相当惨烈。在2005年1月1号全球实现了贸易一体化，2005年5月欧洲就对中国实行了特保制裁，同年6月达成了中欧协议。美国则是没有和中国打招呼就单方面地对中国实施了特保制裁，11月达成了中美协议。这两个协议将分别在07年底和08年底到期。我认为，这个产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国际名声效果是十分显著的，贸易顺差金额也是最大的。但是，如何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建立起良性的出口协调机制，我觉得这是很大的挑战。我们当时认为竞争处于劣势的有汽车、农业等。上次卢锋来讲过农业方面的问题，给我印象很深。他说到中国净进口较多的农产品有三类，分别是纺织原料、饲料、乳品。我觉得从政策的角度看，这三类净进口的增加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这些产品的进口实际上是对我们短缺的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的净进口。纺织原料的进口支撑着我们的纺织品竞争力的提升。乳品对国民体制的改善有较大作用。饲料对农副产品的结构调整也能起到积极作用。这都是一些好的变化。汽车行业也是如此。我这两个月参观了一些汽车工厂，比如奇瑞、江淮汽车。我发现在开放的形势下，地方国企和民企也开始进入汽车行业。奇瑞不但是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而且月出口达到了一万辆。加入WTO以后，这五年来很多方面的变化都不同于我们最初的预期。又回到我们之前的争论，到底是五年前的冲击大还是五年后的冲击大呢？我个人认为，真正的狼来了应该是从五年之后开始。为什么狼现在没来呢？因为十年前很多领域已经是开放的，该来的狼早来了。真正因为门槛比较高被挡住的狼，在五年之后才会开始进入。比如金融这些重要的领域，国内的竞争压力开始明显加大。因此，国际竞争力是我们在对外开放中应该予以重视的。

第三个问题，我认为人民币汇率不可能解决贸易顺差和国际收支顺差的问题。在我看来，在中国的半市场经济、半货币经济、半开放、半工业化的发展阶段，想用人民币升值来达到市场出清和货币收支的基本平衡是不可能的。我觉得从政策的角度讲，恐怕还是要采取多管齐下的措施。人民币汇率的适度升值应该和今天已经迫在眉睫的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和国际收支结构的调整配套进行。就像我刚才说的，不谨慎的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可能会对调整速率、风险防范、企业竞争力等带来负面的结果。上个星期花期银行的相关负责人问我，什么情况下中国在人民币汇率调整上会采取激进措施。我说只在非常时期下才可能会采取。尽管所有的愿望是良好的，但是考虑到可能的风险，对于人民币增值还是要采取审慎的态度。

最后一个问题，我觉得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到了需要中国具有全球视野和大国责任从而能够与其它国家相互依存的新时期。现在我们国内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乐观的一种是审慎的。现在从涉外的角度讲，面临的压力确实挺大的。大家都知道，上周五，美国又推出了反补贴政策。越南在加入WTO的时候，美国人迫使越南接受了这么一项条款，使得美国行政当局能够不通过反倾销调查而采取反倾销制裁措施。我们知道美国的谈判能力是很强的。因此在中国加入WTO的时候，他们就埋了很多的对中国不利的条款。越南现在也遭遇了类似的情况。一旦双边协议转成了多变的约束，美国行政当局就可以单方面地采取反倾销的机制。这对于很多的国家压力都是很大的。反补贴的措施就直接对准政府了。反补贴和反倾销都有一个如何界定的问题。美国往往利用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单方面地认定和制裁。除了这个，还包括一些绿色壁垒、技术壁垒以及要求中国开放金融、电信领域。美国最近又要求中国加大对美国的电影、音乐以及其它出版物的开放程度。我个人认为，对于各国来说，电影、音乐这些出版物都是十分敏感的。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对于电影、音乐这些出版物，还没有建立起国际通行的分级管理的办法。作为一个女儿的父亲，我就会担心她会看到一些她不应该看到的书籍或者电影。这样的东西都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很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