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全：中国能否站到历史的前沿

盛洪：这次是天则所第348次双周学术论坛，我们坚持了很多年才达到这个数字。没两个礼拜来一次，就能听到一个精彩的演讲。每次演讲的录音都几乎被全文整理、放在网上，阅读的人次在一千人以上。这是我们的光荣传统。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我们的场所变得很小。但是，我们的实际的场所很大。

非常感谢博士这次来到天则。博士原来学的是管理，毕业于复旦大学。后来，他又在获得了乔治城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通用工作。现在，他创建了宇智研究所。他的眼光绝不仅限于管理学和经济学，而是放眼宇宙。天则所的论坛特别喜欢有创造性的、甚至是没有边界的想法。这是在激发我们的想象力。我们非常高兴请到了博士来讲，题目很有挑战性――中国能否站到历史前沿。下面有请博士。

浩全：非常感谢盛洪老师，非常感谢老师、同学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参加这个演讲会。在讲之前，先做两个说明：一是我今天所讲内容不代表通用汽车公司，而是代表宇智研究所。 二是如盛老师讲，我的学业和工作都是关于经济的，我今天却不讲经济。经济学家也不一定要讲经济的，亚当斯密被认为是当代经济学的鼻祖。但是大家也知道，他不仅是经济学家，也是伦理哲学家。所以，经济学家的眼光不单单要研究人的激励和动力之间的关系，也要研究人的激励和动力的来源以及让其改变的途径。我今天讲的题目《中国能否站在历史的前沿》是我正在撰写的一本书的纲要。我非常欢迎大家的评论和建议。在我讲的时候，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请随时提出。

我的演讲的主要论点可以总结成一句话：在中国当前快速发展的时候，我们应该用科学发展观培养一种怎样的大国气概。我觉得中国的眼光应该放在要使自己站在历史发展的前沿，而不是一味地追求中国的强大。因为一国的强大不一定等于它已经占到了历史发展的前沿。一国如果只是追求强国，在历史上是不能持久的。因为强大服务的是自己，前沿贡献的是整体。强大威胁的是别国, 前沿取悦的是上苍。这个道理并不深奥，我喜欢举当前世界上最富有的两个人的例子――比尔•盖茨和沃沦•巴菲特。这两个人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两个人并不是因为热爱财富，而是因为拥有自己热爱的事业。事业上获得了成功，财富就自然而然地来了。

蒙古帝国的覆盖面是最广的，很多人认为蒙古是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国内前几年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中国需要进一步强大需要克服中华民族的怯弱、学习狼的精神。尽管蒙古的强大也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但是蒙古帝国对于它曾经一度控制的欧亚大陆并没有产生深远的影响。罗马的强大就不一样。它把处在欧洲边缘的希腊和希伯来这两个小地方的主要思想带到了欧洲，并使之融合。罗马帝国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础。

看看今天，日本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正在逐步下降。日元疲软、日本经济不景气、日本的物价处于紧缩状态，对此大家都不会有太大的争议。今天的日本缺什么?它不缺和谐的环境和社会秩序，不缺良好的教育，不缺外部交流，不缺海外市场和原料供应，不缺钱。日本人更是不缺创造性。日本人缺少的是向上的精神。日本在二战以后出于一种危机感创造了经济奇迹。它觉得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上失去了独立性，它觉得自己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小国。所以它必须依靠海外市场和原材料的进口才能活下去。这样一种谋求生存的动力刺激了它的战后经济的起飞。

到了今天，这个动力消失了。现在的日本社会没有向上的动力。这是上个月《纽约时报》上关于日本创造力的一篇文章中的插图，非常有趣地描述了今天的日本。这张图里似乎看不到日本，原来日本人躲在了这个架子底下。那篇文章里讲的是今天日本人胆小怕事。现在歹徒抢劫时有发生。他们做了一个小东西可以随身携带，碰到抢劫的时候可以撑开。这个东西撑开了以后像一个卖货柜，所以你看不见日本人，但是在柜子下面可以看见两只脚。今天的日本人的形象显然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这里列出的是曾经的关于日本的畅销书。第一本《Japan As No.1》写于1979年,那时的日本经济如日中天。八十各种不同的书都纷纷加入讨论，它们也都认为日本已经站到了发展前沿。日本的经济机制、企业管理体制、文化等等都已经超出了美国。所以，美国以及世界各国都应该学习日本。到了1991，对日本的观念已经完全改变，越来越少的人认为日本处在世界领先的地位。但是日本经济依然强大，所以那时的说法是日本也可以和世界大国平起平坐（《The Japan That Can Say No》）。据说，日本的技术被用于美国和苏联的导弹以及核弹制造中。如果日本把这些技术拿走，苏联和美国将难以应对这一局面。市场泡沫破灭以后，日本的经济一直处于濒于崩溃的边缘，但是它熬过来了。到了2002年有一本畅销书――《Japanese Phoenix》。这本书的观点是：日落也会日升，今后的日本一定会重新升起。

今天的日本的现实是：日本没有象预测的那样被五千亿美元的银行坏帐压垮，但是日本也没能以它的高科技出口和巨额外汇储备来控制美国。日本也不太可能恢复它战后的活力。日本正进入一种成熟的平淡, 既不会烟消云散, 也不会光辉灿烂。日本的年轻人越来越国际化了。日本在亚洲的最大经济国的地位也由于中国的崛起而开始动摇，这可能给日本复燃的民族主义浇油。怀旧的思潮非常流行，有人认为西方文明并不合适，应该回到武士道时代去。有人下结论：日本可能会成为亚洲的瑞士。

瑞士有什么不好?引用电影《第三者》里面的话：“在意大利, 保尔基亚斯统治的 30年, 他们有战乱，恐怖，谋杀，流血――这产生了米开朗基罗，达芬奇和文艺复兴。在瑞士，他们有兄弟般的博爱，500年的民主与和平――那产生了什么？杜鹃时钟。”

回过头来看中国，这里是《清明上河图》。当时的中国的经济、文化、市场、艺术非常发达和繁荣。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不好？但是今天再想想，中国在那时已经没有站在历史发展的前沿。中国将来的命运就无法被自己掌控，这是时日可待的事情。

我讲这些话并不是想贬低日本、瑞士或者中国古代经济成就。要学习别人、赶上或者成为先进国家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这一点日本做到了。但是以另一种眼光看：日本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这里有一副汽车销量图，从1970开始，日本战后的汽车销量急剧增长，后来又慢慢下降。德国与之相似。美国则是稳步增长。我们估计，美国的汽车销量在今后十年也会稳步上升。另外的俄国、巴西、印度也是上升，但是相对较慢。看看中国，它的汽车销量的增长就像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在入世以后，中国的汽车销量非常轻松地超过了德国。两年以后又超出了日本，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汽车市场（大约860万辆/年）。我们的预测是以后的中国汽车销量会直逼美国。

今天的中国的国际形象有点像七十年代的日本。当初有日本神话，今天也有中国神话。引用现在的一本热销书中的话：“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浮现将是二十一世纪最重大, 也是最有挑战性的发展之一。”大家觉得以后中国可能会成为超级强国，在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这个看法与2001年的一本畅销书中的看法完全不同，那本书声称中国即将崩溃。

中国今后二三十年的走势是否会像很多专家预测的那样？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中国目前想要的正是日本已经有的。中国想要先进的技术、世界闻名的品牌、搞附加值的出口产品、清洁的环境、高度发达的公共设施、完善的社会保障、相对均等的收入分配、稳定的政局、低犯罪率、优良的普及教育、优秀的高等教育、独特的文化艺术、人民的健康长寿。我相信中国的经济在今后二三十年会持续高速发展。盛老师也曾经写过这方面的著作。我甚至认为中国在某些方面可能超过日本，因为中国有一些日本无法具备的内在优势。从另外一方面讲，如果中国今天想要的正是日本已经有的，中国会成另外一个日本吗？将中国与其同印度横比, 不如将之与日本纵比 。在未来几十年，中国的人口可能急剧老化，但是中国的心态的老化可能会更快。在重复了西方经济的成功之路之后，中国可能无法开拓出新的天地。今天的美国仍然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美国在中国的挑战面前可能再一次自我更新，再一次站在发展的前沿。中国今天对美国的挑战有些像苏联在五十年前发射人造卫星、日本二三十年前经济崛起在当时对美国形成的挑战。

有些人担心美国现在可能处在罗马帝国的晚期，我觉得这样的预言为时过早。谁站在前沿相对的。如果不是中国站在前沿，美国可能会继续站在前沿。美国内部的活力没有死。中国将来可能会融入世界主流，同时也会与历史的发展越来越不相关。尽管人们将来仍旧会喜欢中国创造的雕虫小技（像杜鹃时钟那样的东西），就像我刚才说的，照抄别人很不容易，开创新局则更加稀奇。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光明的未来，但是绝少人会关心自己在光明了以后需要照亮什么。换句话说，很多人会自然而然地往内看，但是绝少有人往外看。

在美国讨论问题的时候，大家会用这样的语气：基督会说什么。借用这样的套路，孔子会说什么呢？中国现在有很多实际问题需要解决。相信通过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和自我探索，我们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如果要问二十一世纪是否属于亚洲、是否属于中国。东方的问题在于不知道自己缺了什么。用孔子的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自己的近忧，但是我们没有远虑。远虑是什么？美国有一个学者Charles Murray花了好几年研究历史上的世界前沿发展。他得到了让人吃惊的统计结果：不管是重要人物还是重要事件，97%的科学成就都在欧洲和北美。当然，这些成就发生的时间也不是均匀的。他画的一个图表显示：从公元前800年到文艺复兴时期，成就都是很少的。之后，这些成就和创造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地域上，也不是所有的欧洲和北美国家对世界的前沿都做出了等同的贡献。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发生的地方非常集中。我自己画了一个金三角，就是包括意大利、荷兰、英国、德国，别的地方几乎没有。

从五四运动喊出的 “德先生” 和 “赛先生” 的口号开始, 中国对现代化的理解和实践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认识的深度上, 我们还是没有超出当初“德赛” 的框架。西方 (欧洲文明) 之所以能在过去500年间对人类文明作出举世无双的贡献不仅仅是科学和社会体制的革新, 更重要的是一种对人生自我的超脱精神。这种精神不等同于宗教, 但它有一种宗教的精髓。中国能否站到发展的前沿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眼界能有多高。换句话说，它取决于我们是想为人类造福还是要替天行道。这二者中后者包含前者，前者不一定是后者。Charles Murray举了一个例子。巴黎圣母院的教堂上面为了实现排水功能有一些小的石雕。很多石雕放在教堂的很高的地方。教堂一旦建成，人在下面看不见这些石雕。但就是对于这些很小的石雕，那些石匠们却花了很多的精力将其雕得生动形象。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东西不是给人看的，而是给祖看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眼光不单单是在人。Charles Murray本身不信教。但是，在做了调查和研究以后，他认为基督教是人类历史上最能鼓舞人、激励人的哲学（或者是宗教）。他认为世界上没有其它任何的宗教能够像基督教那样鼓励人努力向前。他不是说不信教就没有人生目标和奋斗方向。他是说没有超脱自我的精神的时候，人们当中具备这种精神的就会相对较少。

我们都听说过这样的道理：给人鱼吃不如给他渔网，给人渔网不如教他织网。对国家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学习先进国家的法制和文化。但是重要的是再往前走一步，学习他们的原动力。这不是在学习西方。因为向上的精神不是西方专有的，而是人类的共性。而且向上的精神不是人类大脑的独创，而是天地本来就有的潜能。从轴心时代(B.C.800-B.C.200）开始,世界上所有的哲学流派同时涌出。那那时起，人就在问：人和别的动物有什么区别？回答是：人能够往上看，人能够往内看，人能够问为什么？也就是说，人能够反思。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了自己人和动物有什么不一样。动物是不会反思的，动物也是不会问他为什么要活着的。人会问自己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人的生活如果没有意义是不可想象的。这是人和其它动物的不同。

给大家举个例子。人就像汽车引擎内的一粒热气体。人生下来、和各种人接触、不断成长，个人觉得自己的生活是有方向的。他明白自己的努力的方向，知道自己想要争取什么。这样的各种各样的人组成了社会。把眼光放大，热气体只是在汽车引擎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