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京海：论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盛洪：今天我们请来了哥德堡大学经济系的郑京海教授，他今天要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谈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已经持续了20多年，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比较罕见的。二战以后，有些国家出现了经济高速增长，比如日本、亚洲四小龙、一些拉美国家等等。这个时期里，那些国家平均保持每年10％左右的增长。时期长短不一，巴西大约10年，日本、亚洲四小龙大概30年。日本从50年代到80年代，四小龙也开始于同一时期，终止于97年金融危机。我国的经济增长期，从80年代直到现在有20多年了。84年开始有显著增长，我当时就写过文章认为那只是增长期的开始，现在回头来看我觉得自己是对的。我们还有多长时间的增长？郑教授今天要谈的经济可持续增长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我个人的判断是，这种增长还会持续较长时间。因为中国是个巨大的国家，相比其它国家，有其独特性。当然，我不知道郑教授今天要谈的是什么，可能每人也有各自的看法。郑教授又在海外，所以看问题的角度就可能更有不同。我们需要不同的角度，这使我们可能更加全面地看待这个问题。下面有请郑教授。

郑京海：非常高兴又有机会来到天则做学术讲座。今天我要讲的是总量经济生产力，这和政策可能关系更大。盛洪老师刚才的联想是很自然的，的确我们做的研究和日本、德国、亚洲四小龙它们的告诉增长有关系。我现在也在思考，怎么看四小龙和日本的高速增长模式。实际上我们忽略了前苏联的增长模式，克鲁格曼在94年就把新加坡的前苏联相提并论，这在当时一直是很有争议的。现在学界争议仍然很大。最近谢国忠辞去了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的职位，原因是他曾对新加坡模式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可能标志着中国大陆学者对亚洲增长模式本身的思考，以及对中国大陆粗放式经济的思考引发的对东亚增长模式的再认识。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但我想清华大学这次的研究可能会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人们将来重新认识亚洲增长模式，为我们比较准确地认识中国近十几年的增长模式打下基础。现1988年冷战尚未结束，Dwight Perkins说过这么一句话：中国富强的关键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缩写为TFP）。我们这篇文章的研究角度的特别之处在于，从纯粹的生产力的角度来谈论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首先，这一观点，胡鞍钢和我在审计生产的研究时就提出来了。我们认为，从95年到01年，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全要素生产力低增长的情况。这和95年以前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想把这个现象在文章里先指出来。我们意识到这个现象，然后想收集更多的证据，看看在改革以来近30年里，是否有增长模式发生逆转的情况。第二，当识别了90年代中期以来增长模式的变化后，我们把经济增长按原因分为两部分：投入的增长和生产率的增长。投入的增长主要来源于资本和劳动，我们感觉劳动的增长似乎不如资本的增长来得重要。所以我们主要讨论资本积累的过程，增长模式是如何形成的。第三，我们再探讨在整个资本增长过程中，资本配置和使用是怎样的，影响如何。最后，总结一下经验教训，看看什么政策对增长模式起到正面影响，从而得出结论。

从宏观经济表现来说，中国自90年底初到现在经济增长率都是相当高的。95年之前都是两位数增长，到95年增长由于为了抑止通胀而实行的宏观调控放缓。通胀调下来了，又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但是这期间的增长速度一直没有低于8％，去年是10.1%。人均GDP在邓小平南巡以后到03年是翻了一翻。但是在高增长的同时导致了生产率和收入分配方面的问题。到了90年代末，收入差距已经很大了。城镇GINI指数从80年代初的0.15到90年代末的0.30，估计到05年的时候已经到了0.40了。这只是最近受到广泛关注的现象。但还应该受到注意的是，中国经济近些年来的经济增长是粗放式经营的模式。国内主要的经济学家都用粗放式这个词。它是说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增加投入来实现的。有人说这是亚洲四小龙模式，也有人说是苏联模式。但是中国和四小龙的增长率远远高于苏联的，都是投入驱动。粗放式经济模式的特点除了高投入外，还有低的生产率增长，即全要素生产力。我们从驱动力角度把经济增长分为投入增长带来的和生产率增长带来的。虽然数学公式比较简单，数据处理时却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写这篇文章也是比较辛苦的。

为什么从90年代初开始，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会有改变？我们先看GDP增长率和资本存量增长率之间的关系。93年以前，GDP增长波动幅度大于资本存量的。看平均值，GDP增长率高于资本存量增长率。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和亚洲四小龙不同的地方。从94、95年以后，增长模式发生了变化。资本存量高增长，GDP相对低增长，这个转变非常明显。我们能够感觉到，实际生产中效率不高，投入过多，创新能力低下从而技术大量进口造成低附加值的生产。如果就业人数增长率不变，可以得到增长核算公式：全要素生产力增长率＝GDP增长率－加权资本增长率。95年以后资本存量增长率大大超出GDP增长率，达到3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率也明显下降。给资本取不同的权数，数字结果会有不同。但是不管你取0.4或是0.6，TFP增长减缓的趋势都是一样的。这是我们目前观察到的现象。

接下来，看看单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人均资本分配率的变化情况。第一个时期不看，第二个时期的资本生产率出现了长期的负值。所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靠资本深化，然后人均资本分配率再提升。这样等于经济增长率是靠资本深化提供的。前一个时期则不然，它的资本和劳动生产率同时上升，带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以前有没有人注意到这个现象呢？2002年就有了，但只是用这个作为单一指标资本形成等问题，没有专注于生产率这方面。他注意到，给定投资的增长率，GDP增长率很难有持续增长。只有不断加大投资力度，才能维持给定的增长率。日本某个工程师在2000年的时候，拿中国的数据来做了这个市场预测。他也算出中国的TFP从90年代初开始下滑，他预测这一现象会持续到2030年。OECD2005年的中国报告，算出也是从93年开始，全要素生产增长率往下走。一些随机性的因素已经被虑掉了，趋势更加明显。

这些现象有没有微观基础呢？经济增长建模里有两个概念可以套用到这里，一个是增长项目，另一个是水平项目。那么中国的改革有很多是水平项目。改革政策一下去就可以起作用，但是过几年之后对生产力的影响几乎没有了。这样的话，生产率是提高了，但生产率被提高到一定程度后就不起作用了。很典型的例子是农村改革中的包产到户。从1978年的包产到户提高了生产率，但到84年就持平了。93年有人把5个不同作者的文章的结果放到一起，结果几乎一样。78年改革作用，是把计划经济时期的农业生产率，拉回到建国初期小农经济的水平。乡镇企业从80年代中期开始活跃，到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前，对生产率力都有促进。邓小平南巡后，乡镇企业维持增长率的作用越来越小。第一是包产到户，第二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吸收了很多的劳动力，从2200万，到1亿2300万，到94年人数开始减少。从79年到01年，平均每年产出增长达到25.3%，TFP增长达到每年12％，对宏观总量的影响是很大的，甚至高于国企。

整个工业的情况是，80年到90年，增长率为2.83%。但是93年到96年是负的增长率。当时算出来后，这是比较令人失望的。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个数据到底说明了什么，现在看来这个结果和我们的总量情况是吻合的。

假设我们注意到的是重要的情况，即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从90年代初出现拉逆转。从集约型的增长变成了粗放型的增长。这个资本驱动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首先要看一下资本积累的过程。似乎其中有一个恶性循环。邓小平南巡以后，人们觉得似乎是资金往哪里投，哪里就发展。我想邓小平南巡以后经济增长的模式，和这种思维有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要发展经济就需要投资，各省都投就会发生恶性竞争和过剩产能。过剩产能导致产品卖不出去，价格降低，通货紧缩。卖便宜了会亏本，然后企业就去贷款，所以银行的呆坏账增多。我们只是把大家都在谈论的话题揉到文章里，希望引起大家讨论。过剩产能怎么解决呢？国内厂家开始盯住国际市场。一个途径是国内过剩产品直接卖到国外，另外是招商引资。出现后面的方法是因为国内很多产品国外没有需求，所以厂家想把国外的活拉到国内来做，然后出口换汇。这个过程中，还有政府的汇率政策的配合，美国也在抱怨中国的汇率过低。我们不是要有什么倾向，但确实从分析看来，中国的汇率政策的确有这个作用。固定汇率盯住美元，卖出产品较多有很大顺差，货币供应增加。这样给银行系统造成了往外贷的压力。地方上又有发展的动力，所以又形成了新一轮的过剩发展。这个循环就这么形成了。这些投资是由高储蓄额来坐后盾的。不考虑折旧的话，整个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长率确实很高，00年10％，03年超过20％。数据显示，家户的储蓄并不是很高，但是企业的投资增加很快。高投资给银行系统造成很大压力。如果企业用自己的钱投资，那么它亏损后并不会对银行有那么大的影响。这两年经济过热使得通胀率稍高，但是总的来说还是粮食成为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制造业还是产生紧缩的压力的。邓小平南巡以后，人民币就开始贬值，出口一下子上升，进口下降。和美国的巨大贸易顺差造成了贸易关系的紧张。

这些关于增长模式的指标，和OECD的说法还是比较一致的。他们也是根据国内提供的资料，得出的这个结果。经济虽然表现为高增长，但是整个经济的类型是低效率的。人力资本、土地以及其它资源都没有充分利用，配置也不太合理，配置后资源的使用效率也很低。其中原因有很多。比如国企问题、政府干预。这个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和政府的政策是有关系的。还有投得多，官员获利机会也越多。另外，地方保护主义造成了市场分割和过度竞争。虽然吸引了很多外资，但是很多外资来自很小的企业或者根本就是内资在外转了一圈流回来的，西方媒体对此也有报道。再就是，国内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通过这些研究，我们有一些启发。在经济可持续性增长的研究中，我们要注意TFP的增加。否则，就会对经济增长中的问题估计不足。科技部在99年底做了一个测算，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79－97年是47％，00－ 05年是56％，预测2006－2010年是58％，2010－2015年是60％。这是一个很乐观的测算，因为我们算出的93－05年，TFP的贡献是30％。算95－05年，则会更低。当时科技部、还有国家计委的预测都很乐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近公布的预测结果虽然调到了30％，但又不排除随着城市化、改革深化，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会逐渐提高。我认为，我们要是在2005、2006对TFP研究更加仔细，就不会得出这么乐观的结论。有人说TFP不好量化，但我认为方法还是比较多的。我对中国经济增长中生产率的增长不是很乐观。美国有学者发现了一个现象，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包括西欧有一个生产率增长的大潮期。他的观点是就算是互联网和微电子时代的生产率增长，也无法和大潮期全要素增长带来的增长相比。这一时期所谓的发明和互联网是有本质不同的。比如，电、蒸气机、交通工具等等。我感觉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时，已经错过了这样的大潮期。包括最近的手机和互联网，作为中国，只是在消费人家的技术。在对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研究中，我感觉人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过于乐观。现在有人也提出，你的全要素增长率会不会就只是一个经济周期的问题。

我们看一下这组数据提供的信息，第一期（93年以前），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顺周期的。第二周期（90年代初以后）增长模式发生改变后，这个经济增长更加稳定但速度下降，TFP跟着下降。TFP往下走，经济增长率往上，形成了一个反周期。反周期中，GDP的增长是由资本存量的增长拉动的。使劲儿往上拉，越拉越困难。中国经济增长近十年来表现为粗放增长的模式，我们除了在宏观总量上找到数据外，还想挖掘一下制度上的原因。实际上，中国渐进式的改革还没有完成。这种渐进式的改革中，一部分改了，一部分没改，就会出现低效率的行为，比如寻租。另外一方面，有些进行了市场化改革的领域，则改革走得太远了，比如教育、住房、医疗。还有就是水平增长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