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宪：市场经济需要怎样的政治支持

【摘要】市场经济无“好”“坏”之分，但市场经济的政治支持有“好”“坏”之分。市场经济的逻辑，尤其是金融市场的逻辑表明，市场经济需要好的政治支持。政治支持是一个国家治理理论与治理实践结合的问题，具体表现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构与形成，并经由规制（监管）的途径得以实现。治理是国家（政府）的作为，规制则是治理的展开和落地。规制的过程就是制度设计和执行的过程。好的政治支持通过有效的治理、公正的规制，维护和保证市场经济乃至人类社会的持续进步。

一场大的经济危机过后，最终暴露的总是社会结构的内在矛盾。2008年以来，无论是发生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特朗普主义，英国的脱欧公投，还是欧洲的难民危机，集中折射的都是社会结构中存在的深刻矛盾：收入阶层间的矛盾，精英与草根间的矛盾，以及族裔间、宗教间甚至代际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动摇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乃至价值基础。资本主义将通过结构性改革走向完善，还是将经历一场革命获得重生，思想家们有着不同的观点。实际情形将会如何？其取决于通过结构性改革能否走向制度的完善、社会的改良。在现代社会，面对改良和革命的选择，改良应该是优先项。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上述矛盾，有些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伴生物，其严重程度既取决于现时的经济社会环境，又与制度和规则的有效性有关；有些则是在发展过程中，因为制度设计缺陷造成的。后者的危害与破坏性往往更大，成为学者和思想家批评的重点。拉古拉迈・拉詹和路易吉・津加莱斯的《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津加莱斯的另一本著作《繁荣的真谛》就是两本比较典型的、建设性地批评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的专著。尽管它们都在讨论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以及问题产生的原因与可能的对策，但其中不乏对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启迪。

一

社会结构为什么会出问题？这与市场经济的自身逻辑有关。

市场经济就像一个足球赛场。首先要让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参与，他们根据自己的能力创造价值，能力强者创造更大的价值。既然它是个赛场，就必须有保证公平竞赛的透明的、公正的规则。通常这些规则应该是内生的，亦即产生于竞赛的过程中，而不是外生的规定。由于每个竞赛者都在追求自身价值（利益）最大，而且，他们对规则的最终形成和实施并不具有权威性，所以需要一个最高当局（即市场经济中的政府），根据竞赛过程的需要来制定和实施规则。如果没有正确的规则，或者正确的规则没有得到有效实施，这个赛场就不是一个平等的赛场，而是一个奉行丛林法则的赛场。

那么，怎样保证这个最高当局制定和实施规则都是有效的、公正的？没有规则的赛场是不平等的，但是太多的、不合适的规则会使赛场更加不平等，也会使比赛不顺畅。就像足球赛场要容忍一些合理的冲撞，如若不然，比赛经常中断，就不好看了。对于市场竞争而言，也就是没有效率或效率低下了，抑或出现不公平。为什么会有太多的、不合适的规则？问题往往出在规则不是内生的，而是外生的。这就像过度的、不恰当的政府干预。与此同时，如何保证规则的执行者不偏袒竞赛中的某一方，即不吹“黑哨”？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尤其是不偏袒拥有较大利益的那一方？可惜的是，无论在赛场还是在市场，吹“黑哨”和偏袒大的利益集团，都在所难免。这就是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源头。

需要指出的是，市场远比赛场复杂。赛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的常态则是不完全竞争。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就会产生垄断（进入障碍）、管制和串谋等一系列影响竞争的因素。不解决这些问题，市场无法公平竞争、公平运作；解决这些问题，又难免使最高当局深陷其中，要么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要么使结果有利于具有市场势力的一方。这恰恰是人们本来不愿意看到的。市场还有着失灵的地方，譬如公共品、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这在赛场就不存在，或可以通过事先的设计，不让其存在。面对这些市场失灵，最高当局同样处于“两难”：做吧，会导致市场（制度）设计失灵，造成的麻烦不比市场失灵更少；不做吧，公共品提供不足，必要的规制不足、执行不力，不仅使市场无法有效运行，还将影响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

这两本书都以金融市场为例，深入探究其社会结构问题的生成逻辑。在市场经济500多年的发展史中，有两件事情是至关重要的：其一是工业革命，其二是金融市场。前者代表着技术进步对市场经济发展的持续推动；后者则因为信用的产生，经济活动由此产生了巨大的活力。早在1911年，以创新理论著称于世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就说过，“没有它（金融），现代工业的结构就不可能建立起来，同样，金融也使个人更加独立于继承的财产，有经营才能的人利用债务来取得商业上的成功，即使最保守的正统理论家也不能完全否认这些事实”。在熊彼特那里，信用和创新一起，同时作为经济增长的两大动力。

金融市场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祉，这是毋庸置疑的。拉詹和津加莱斯说：“如果没有一个活跃的、有创造性的金融市场，整个经济将走向僵化和衰败。”他们通过两个案例――穆罕默德・尤努斯创办格莱珉银行，开办小额贷款的案例，以及凯文・塔维勒通过“搜寻基金”，收购一家公司并获得高额回报的案例，说明“健康的、竞争性的金融市场是创造商机、战胜贫困的一件利器”。通过整理各种研究成果，他们还发现，在经济活动的各个层面，金融发展的主要影响是：（1）金融市场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金融市场自己并不从事开发，但它是辅助人们开发和培育商机的沃土。”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意思。（2）金融的发展有利于新的竞争者加入某些产业。（3）金融市场发展的一个明显指标是人们选择创业的可能性增加了。因此，“金融是经济增长的润滑剂。也为没有资源的人扩展了机会”。

然而，历史又无情地表明，金融市场在创造增长和发展奇迹的同时，也带来了破坏性的负面效应。每次重大的金融危机，以及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债务危机、经济危机，都给社会经济和百姓生活带来深重影响，这些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究其原因，一个重要的指向，就是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制度基础（即政治支持）。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特别是美联储对资本市场高杠杆的放任行为，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以美元为“锚”的全球货币体系失灵，受到包括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的强烈质疑，并呼吁进行改革。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金融市场的这些负面效应不仅对全球及各国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而且还在富国和穷国、富人和穷人间带来更加不利于穷国和穷人的再分配，进而深化了社会结构的矛盾。

二

市场经济的逻辑告诉我们，没有金融市场发展的市场经济是不可想象的，但制度基础不在或失灵的金融市场同样是不可想象的，其结果是两种情形。

其一，市场经济和金融市场不发展，这是现在许多后发国家的现状。拉詹和津加莱斯发问：“为什么有的国家金融市场得到繁荣发展，有的国家却没有？”他们和《资本的秘密》的作者德・索托有一个共同的答案，那就是，公民的财产权利没有得到确认和保护。对于市场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发展，“最重要的一点是该国的政府要信守尊重本国公民的财产权利的承诺”。德・索托说，“缺少一套系统化的正规所有权制度，现代化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出现”。不过，“尊重基本的财产权利只是金融市场的第一步。如果政府没有进一步创造出金融市场所必要的制度基础，而是用管制来束缚市场的发展，那金融产业依然不会繁荣”。

其二，市场经济和金融市场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严重打击，长期得不到复苏，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就是这种情形。拉詹和津加莱斯告诉我们，即便在一个宪政民主社会里，政府也可能不会采纳促进金融发展的措施，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其原因在于政府容易被少数既得利益者俘获，而这些人不愿意让其他人得到充分的金融资源。由此，我们看到他们给出的逻辑：市场经济与国家政治之间存在深层的紧张关系；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良好的制度（政治）环境作为其基础设施；这样的基础设施难以在民间自发地建立起来，需要政府的参与；但是，不能保证政府会始终忠实于公众利益而不偏袒某些利益集团。在政治传统上，左派和右派各自强调这种紧张关系的一个方面，左派强调政府干预的意义，右派强调防止政府的腐败；尽管他们都言之有理，但都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我们要为市场经济寻求一个稳定的政治基础，就不能过于偏向一个方面。在现实中，政府偏向一个方面的结果，往往是两个方面都出现问题。例如，在“华盛顿共识”影响下的一些南美国家，基本放弃了政府干预，实行彻底的市场化，但结果是腐败同样十分严重，经济持续增长也未能实现，进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市场经济500年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一系列良好的制度安排作为其基础设施，而这些基础设施的建立和维护需要一个好的政治支持。在经济危机爆发，尤其是大的危机爆发的时候，政治支持将遭遇严峻的考验，面临来自两个方面的威胁：第一个威胁来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已经在市场中占据了强势地位，还企图继续维持其地位；第二个威胁来自庞大的贫困人群，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衰退和危机的产物。他们需要救助，而市场却不能给予，那么他们就转而通过政治途径寻求救助。这两个阶层地位极其悬殊，可是他们一旦在反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上结成联盟，就会在经济衰退时期发挥巨大的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家如果还要站出来倡导自由市场经济，非得有一点大无畏的勇气不可。倡导固然需要勇气，而真正付诸实践才是最重要的。

两位作者在2008年这场金融与经济危机之前，就为我们描述了这样的场景：“此时（指经济危机到来时）会出现许多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行动，表面上是打着改进市场缺陷、避免未来经济衰退的招牌，实际上却是为了妨碍市场的有效运作。就这样，资本家破坏了这个资本主义体系中最有效率的体制，而大众则呆立一旁，茫然无知，不但不会抗议，甚至还要喝彩，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未来会因此受到损害。”其实，自由市场经济本身是一种最不坏的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的方式，如果说它有缺陷的话，一方面是其存在对诸如公共品、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的没有效率，因此，制度设计成为恢复效率的途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包括上述制度设计在内的各方面的制度设计存在缺陷。由此就可看到，作为政治环境基础或组成部分的制度体系及其执行，是市场经济重要的政治支持。“自由市场经济体系要持续下去，就必须在政治上获得支持。”这是他们的结论性观点。然而，事实上政治支持的缺失、错位，也导致了今天各国市场经济的种种弊病。

三

就市场经济的政治支持达成共识，难点不在于需要或不需要政治支持，而在于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支持。以前曾有学者提出过市场经济有“好”“坏”之分，即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并进行一番论证。以后他们自己觉得不妥，收回了这个看法。市场经济确实没有“好”“坏”之分，它本来就是一个体现并实现人性需要的客观存在。但是，市场经济的政治支持有“好”“坏”之分，即好的政治支持和坏的政治支持。这不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因为不同国家的发展水平和状况，已经肯定地回答了这个实践性很强的命题。

我们为什么非常认同“政治支持”这个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