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中国经济增长何以告别制度无序性

【内容摘要】经济增长速度与制度优劣程度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对应联系，这可以从世界列强的崛起过程中得到充分的证明，并产生了无序式经济增长的一般特征。在当前中国社会，无序式经济增长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经济增长依靠粗放式投入，二是收入分配基于势力型博弈。无序式经济增长的“无序”是一种相对无序，经济增长速度与制度有序程度之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无序式经济增长往往会受到自然的和社会的资源的制约，从而也潜伏着增长中断的危机。有鉴于此，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增长就面临着一个从粗放到集约、从无序到无序的转变过程，这也是一个社会制度逐渐完善的过程。

基于自然主义和肯定性理性思维，现代主流经济学嵌入了强烈的制度原教旨主义和制度达尔文主义信条：它一方面将基于先验假设和形式逻辑所推出的制度结构视为公正合理的；另一方面又认定由理性经济人互动所形成的自由市场符合这种要求。前者如科斯的交易费用经济学所说，生产建制结构的选择源于经济当事人对交易费用节约的理性计算；后者如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所说，制度变迁源于理性的政治和经济企业家为节约交易费用，而诉诸的制度创新和变革的种种努力。相应地，经济学界流行的制度观就认为，自由竞争将会降低交易费用和优化资源配置，进而剔除低劣制度而促进社会制度不断优化。受此影响，众多中国经济学人也热衷于基于经济达尔文主义和制度达尔文主义，将经济增长速度与制度优劣程度联系起来，进而将持续的经济增长视为制度不断改进的结果。

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降，中国经济学界就转向并大肆照搬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主流经济学范式，并在制度问题上出现两个流行认识。一方面，“主流”经济学人认为，发达国家经济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是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和成熟以及自由市场体制不断完善的结果。相应地，他们为发展中国家所开出的药方也就是，首先应该建立当前西方社会所实践的那些社会制度，这些制度的优越性得到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严格”证明。另一方面，“主流”经济学人又倾向于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取得的非凡经济成效，正是社会制度不断优化和市场体制不断完善的结果。相应地，他们否定现实社会制度和市场机制的不合理性，反而以依旧处于高速增长的经济来证明当前社会制度处于帕累托改进之中。譬如，在当前的产业政策之争中，很多学者就将中国经济增长归功于市场导向的“三化”（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和民营化）改革，并强调这种方向和制度是不可动摇的。

那么，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否意味着一定存在着好的社会制度呢？或者说是否意味着这种社会制度是合理的而不可改变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北洋军阀控制的1914～1922年，中国的民族工业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是当时的制度并非有了真正的改善（而仅仅是相对于清政府），北洋政府无力控制全国局势而被迫对产业放松了管制。同样，在中世纪晚期，热那亚就从一个名不经传的城市崛起为意大利北部最大、最富裕的城邦之一。究其原因，这不能用技术和经济的因素来解释，热那亚经济最初主要依赖于海盗行为（包括有组织的大规模袭击），后来则主要是建立在“特许”远途贸易的基础上。因此，这就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当前中国社会的经济高速增长是如何取得的呢？要解释这一点，根本上就涉及人类经济增长中所呈现的一个重要特征：无序性。无序性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为经济增长中断设下陷阱。显然，一个真正的学者对经济增长的无序性应有充分的认识和警惕。有鉴于此，本文致力于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及其潜含危机的剖析，并由此来反思现代主流经济学在分析现实社会经济问题上的适用性。

无序式经济增长的西方通则

大量的历史证据表明，短期内社会制度的健全程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并不构成明显的正向关系，相反，经济的快速增长往往发生在旧制度已经崩溃而新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即社会制度还没有成熟和完善的时期。关于这一点，剑桥大学的张夏准在《踢掉梯子：历史视角的发展战略》一书中作了较为详细的剖析。譬如，就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近代崛起而言，与其说应归因于现代主流经济学家强调的产权保护、市场竞争等良好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如说应归功于历史学家关注的地理大发现，以及新兴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而滋生出的扩张。彭慕兰、霍布森、弗兰克、戈德斯通以及兰德斯等历史学者都指出，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无论是在经济体制上还是科学知识上，都并不比中国的长三角地区更为发达、更为先进，欧洲的经济起飞也远不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些制度，如保护私人财产、有效竞争和有限政府；相反，这主要是源于军事力量的逐渐壮大，从而得以保障它能够从新世界获得廉价的原材料。为了更好地认识这一点，这里举几个经典案例加以说明。

其一，就资本主义或者资产阶级萌芽地荷兰而言。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者认为，荷兰是西欧率先逃脱马尔萨斯抑制的第一个地区，并将之归功于发展了比其对手有效的经济组织。问题是，作为号称建立了人类社会第一个共和国的荷兰，当时根本不具有任何共和制的原则，其元首继承是从贵族世袭而来的；这些领主不仅拥有土地，而且拥有私人武力，还拥有铸币和民事及刑事的最高裁判权。也就是说，荷兰开始在经济上称霸世界的时候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而仅仅是一个半主权性质并正在为法律上的国家地位而斗争的联合省，它更像意大利北部衰落中的城市而非西北欧的那些新兴民族国家，又何来出现了制度的有序？显然，只要探究一下历史就可以知道，当时的荷兰并不拥有更高的生产能力，也没有建立起更为健全的社会制度；相反，经济的增长和繁荣主要是因为，荷兰处于东西和南北贸易通道的交叉路口，它充分利用了地理位置提供的各种机会而发展了渔业和运输业，并依靠海军提供的后备力量而控制了海上贸易。荷兰的发展契机在于，一方面充分利用欧洲列强之间的争斗激化情势而发展了海上力量，经过8年战争打败了集权性的西班牙，签订了确认主权地位和霸权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另一方面，又充分利用地理大发现和波罗的海的地理优势发展了航运业，进而将阿姆斯特丹变成了当时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的商业和金融中心。

其二，就资本主义全面发展和壮大地英国而言。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者认为，一国之所以能够取代荷兰成为世界上最优效率、发展最快的国家，根本上在于仿效荷兰的所有权和制度规定建立专利法来保护知识的使用权，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环境。但历史也表明，当时的英国并没有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制度（尽管有些人可能称道那些专利制度的出现），普遍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就是明证（它明显侵犯了人们的公共财产权，却推动了毛纺业的发展和工业革命）。同时，英国的崛起也有赖于它在战场上的成功：1588年成功地向西班牙无敌舰队进行挑战，17世纪通过三次战争摧毁荷兰的贸易和海运而成为欧洲最强的商业民族，18世纪又借助了法国的扩张而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国家。尤其是，与荷兰的三场战争导致了经济中心的转移：第一次英国的《航海法》旨在将英属殖民地变成英国商人垄断的贸易区而威胁到荷兰的运输和中转贸易，第二次为争夺西非奴隶贸易的控制权，第三次是英国为阻止荷兰船只通过斯海尔的赫赫马斯河的收费机构。显然，这三次战争不但削弱了荷兰的贸易控制，而且还使荷属的纽约、新泽西、特拉华等转入英国之手，并间接地导致荷兰人在印度受到遏制。1688年，威廉登上英格兰王位后，荷兰开始与英国结盟而成为英国忠实的、附属的军事盟友。英国的目的是利用荷兰作为一道屏障来抵御法国在大陆的领土扩张，荷兰则是为了避免被法国吞并。1815年，英国在荷兰金钱的资助下打败了法国，英国则把荷兰失去的殖民地交还给了新成立的荷兰王国。这样，英国就取代荷兰成为世界的商业与金融中心而确立经济霸权，并逐渐废除一些重商主义限制政策而在全球推行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政策。

其三，就新古典经济学高度推崇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制度而言。新古典经济学基于一系列抽象假设而获得了逻辑化的自由竞争市场，将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视为经济增长的基础和保障；但实际上，不仅荷兰和英国的崛起并非依靠自由竞争市场机制，整个西方世界的兴起都并非完全也非主要依赖于此。纵观西方列强的经济发展史，可以明显地看到政府强权和军事力量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不仅早期的资本被用于海外探险、移民和贸易，而且新型的金融制度和军事财政模式，也都是为了方便组织武装移民和海外贸易。当时频繁出现的列强争霸所直接依赖的就是军事力量，进而以军事力量为资源掠夺和经济扩张开路。英国正是通过对内实行高度的国家干预主义和对外实行掠夺资源的帝国主义而实现工业化，英国经济的“腾飞时期”也正是其军费、国债、税收和关税都达到了令人惊愕的高水平时期。为此，张夏准就指出，发达国家在其早期的制度发展水平远低于如今的发展中国家。例如，收入水平测量表明，1820年的英国处于比现在的印度更高的发展水平，但它甚至没有那些印度如今已经具有的诸多“基本”制度。而且，即使在英国取得经济霸权而在国际上推行自由贸易政策之后，大多数国家在权衡利弊之后都认为，自由贸易只是诱使它们在经济上依附于英国的圈套，从而大多只是浅尝辄止或采取抵制政策。进一步地，随着西欧诸国普遍进入资本主义扩张阶段，干预、武力和争夺的特征更是明显：一方面，随着欧洲国家之间的冲突逐渐降温，欧洲国家之间开始单独或竞相向海外扩张，通过殖民掠夺来维持持续的高增长。另一方面，随着殖民地扩张的相对饱和，对殖民地争夺的竞争开始激化，从而导致欧洲国家之间争斗的再次升级，这些事件都显著地影响了欧洲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

其四，就西方世界崛起衍生出的欧洲中心论而言。流行的西方中心观认为，西方社会到了15世纪末,已经站在了世界之巅并由此设计了资本主义的轨道，整个世界都将沿着这条道路发展，从而逐渐摆脱贫困和悲惨的处境而进入近代化的光明。相应地，社会经济理论也必须完全建立在欧洲经验的基础之上，经典的理论概括就是诺思等提出的“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和“保护私有财产的产权制度”，是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根本原因。但实际上，这一流行观点面临历史学家的两大质疑：一是，在19世纪之前，亚洲而不是欧洲才是世界经济的重心，欧洲的制造业在世界市场上根本就没有竞争力，欧洲的兴起根本上是拥有源源不断的美洲金银，而购买了亚洲的劳动和资源所生产出的商品，从而促进了欧洲的消费和投资，也减轻了欧洲的资源压力。弗兰克就写道：“欧洲不是靠自身的经济力量而兴起的，当然也不能归因于欧洲的理性、制度、创业精神、技术、地理……欧洲的兴起也不主要是由于参与和利用了大西洋经济本身，甚至不主要是由于对美洲和加勒比海殖民地的直接剥削和非洲奴隶贸易……（而是）利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强行分沾了亚洲的生产、市场和贸易的好处――简言之，从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中谋取好处。”二是，在19世纪之前，西欧资本主义之所以迅速崛起，所依据的与其说是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还不如说是政府对经济的深入干预，至少西欧诸国的政府干预要远甚于中国等其他地区。彭慕兰就写道：“至少对中国来说，可以认为一个通常能够依靠现行的以土地为基础的税收制度生存的政府，比它的欧洲同行对其商人干涉较少，但为商人创造机会和特权地位也更少……或许欧洲最大的企业通过与政府的关系获得的特许权值得它们接受政府干预，所以欧洲的政治经济比中国的政治经济更有助于资本主义积累。”

其五，就经济大发展的时代背景而言。纵观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各国经济的大发展往往都与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相联系，而不是像现代主流经济学所说是社会制度的不断改进或成熟的结果。北洋军阀时期的经济增长源于当时的一次世界大战，而英国18世纪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殖民掠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