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旭辉 吴华：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特征与宏现政策取向

经过30多年的较快发展，我国已经步入中等收入阶段。在向这一阶段转换的过程中经济社会形势在渐进地发生着变化，国际上很多国家由于没能采取有效对策而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只有充分借鉴国际经验，立足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社会特征，才能科学把握合理的宏观政策取向，实现高效稳定发展。

一、前车之鉴：国际经验简要分析从国际经验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突出表现为以下特征：

(一)宏观调控能力差，经济增长不平稳、动力不足、结构失衡。

1.从总体来看，宏观经济增长稳定性差、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差。例如：某些拉美国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就已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截至2011年，一些国家仍滞留于“中等收入陷阱”中，平均时间37年，其中，阿根廷更是长达49年(郑秉文，2011)。由于难以保持经济稳态增长，甚至出现负增长率，最终落人“中等收入陷阱”，这是最典型的特征。

国民经济波动性反映出其宏观经济管理方面的问题。由于政府宏观调控乏力，导致经济危机频发。如：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2002年阿根廷经济危机，都对经济持续增长造成严重冲击(王一鸣，2011)。

2.从经济增长驱动因素来看，制度、人力资本与创新能力多重困境并存。一方面，很多国家面临制度困境。对制度这一关键因素的作用，无论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中，还是在各国的改革实践中都已经被证实。制度落后、僵化，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比如：在全球竞争力排名中，阿根廷“制度”层面的十几个子项目竞争力在全球139个经济体中均排在130名之后(KlausSchwab，2010)，这有力解释了其在资源、市场、教育优势并存情况下，经济却长期停滞的现象。

另一方面，关键经济要素活力受到抑制。比如，就生产力中最为活跃的劳动力要素而言，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劳动力素质较低，必然制约经济长期发展。比如，2007年韩国劳动力中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比重为35%，而马来西亚、阿根廷分别为20.3%和29.5%(王一鸣，2011)，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劳动力要素对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影响。

此外，作为推动经济增长持续动力的技术进步与产品创新不足。高收入国家经济增长中，技术创新的贡献率达70%(韩保江，2010)。比如，1950―1962年间日本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7%(马晓河，2011)。相比而言，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受制于有限的人力资本和研发能力，大多是依靠低成本的比较优势来发展本国经济。在资本、劳动力、资源与市场有限的约束前提下，这种低层次竞争优势难以长久保持，内生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导致了经济增长停滞。

3.从经济运行结果来看，经济结构存在多重失衡且积重难返。首先，在收入分配方面，根据库兹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形曲线原理，经济起飞阶段，往往会伴随着收入分配问题的产生与积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分配秩序会逐步理顺。但是，如果缺乏有效的公共政策，单靠不完善的市场来逐步理顺分配秩序，可能会形成长期的“马太效应”，最终会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收入分配差距、少数大城市的畸形发展和其他地区的极端落后并存以及消费拉动不足，是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基本特征(刘伟，2011)。如：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44~0.66，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达0.64(王一鸣，2011)，有些国家贫富差距过大，甚至引致社会动荡，在稳定这一发展前提被打破的情况下，经济发展便无从谈起。

其次，在经济结构方面，内部失衡与过度依赖外部经济并存。这既与国家发展路径有关，也与不平衡国际经济秩序有关。内在结构性问题主要体现于：由于收入分配差距而产生的内部消费不足;由于技术进步缓慢及产业政策不合理导致的产业落后与结构升级困难，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最低端。对外部经济的依赖性与被动性是很多经济落后国家的共性特征，突出表现为其对外部市场、技术、资金等的依赖与对不合理国际经济秩序的无奈，这样就使得其在自我发展能力受到束缚的同时，加剧了自身经济体的脆弱性，往往难以有效避免外部冲击。

(二)在社会发展与政治层面的典型特征。

1.过度城市化引发社会问题。世界银行相关数据显示：2005年在推进民粹主义城市化的国家中，城市化率接近50qo的只有两个，其余国家的城市化率都接近或远超过60%的水平;与高度城市化率形成对比的是：在2005年，除古巴外，其余国家的工业化率尚不足40%。在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未能同步协调的情况下，城市的有限人口吸纳能力与急剧膨胀的城市人口形成一对矛盾，加之城市规划与管理水平欠缺，导致“城市病”蔓延。很多城市都出现了贫民窟，局部城市社会管理出现混乱的局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当遵循在城市优先发展基础上逐步实现城乡统筹协调的非均衡协调化发展路径。而过度超前的城市化也体现了不合理的城乡关系，不仅不能充分体现城市的带动功能，反而加剧了城市内部贫富分化，带来了大量失业问题，也拖累了城市的发展。

2.“福利赶超”式不当社会分配问题。生产决定分配是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原理，社会产品分配应当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相应的物质财富丰富程度相统一，保持同步协调，这是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但是，拉美的许多国家在自身经济发展并未进入高收入水平阶段，就盲目追求“福利赶超”。尽管在短期内改善了收入分配状况、提高了民众福利水平。但是，由于没有处理好社会积累基金与消费基金之间的比例关系，财政支出中社会性支出比例偏高，最终导致了经济发展缺乏后劲。同时，从社会心理角度来看，这是典型的民粹主义体现，导致了非理性的社会分配政策。

3.寻租与腐败问题。只有高度重视腐败问题并建立一系列有效防治腐败的制度，才能保证社会经济较好地发展，比较成功的有新加坡、中国香港特区和韩国等。而落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中，大量的设租、寻租行为扭曲了经济资源的配置，从而造成资源的浪费与低效率。腐败会破坏市场的正常运行，直接影响经济的发展。

4.民主乱象问题。从国内视角看，首先，在一个缺乏有效民主的社会，会导致决策者外在监督松弛，从而其推动有效体制改革与进行科学经济社会决策的动力不足。有关资料显示：在1980年的中低收入国家当中，到2000年仍然停留在中低收入组的国家，其1980年的Polity民主平均得分为-1.87(Polity民主量表的取值为-10至10，数值越高表示民主程度越高);相比之下，倒退至低收入组的国家平均得分只有-3.82，而升至中高收入组的国家平均得分为4.75(姚洋，2011)。这至少印证了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是存在一定相关度的。其次，无序膨胀的“街头民主”诉求也是危害社会稳定，进而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再次，在缺乏政治稳定性的拉美国家，其威权政体与民主政体相互交替，执政者采取“杀鸡取卵”式的民粹主义政策，从而形成了“伪民主”，这种看似体现民主的政策实质上是当权者借以笼络民心、实现自身利益的政治工具。“伪民主”的一个经济后果就是国家经济发展让位于政治集团利益，从而使长期的经济发展基础遭到侵蚀。从国际视角看，遭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社会与政治动荡，受到西方国家及其舆论力量的直接干预，成为“西方民主”实验的最大牺牲者。此种情况下，它们不仅缺乏发展的自主权，更缺乏国家的自主权和民主的自主权(胡鞍钢，2011)。

综合以上分析可见，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多因素相互交织、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既有经济性的，又有社会性与政治性的;既有深层次体制与机制性的，又有经济结构性的;既有内因性的，又有外因性的;既有长期性的，又有短期性的;既有直接性的，又有间接性的。此外，从社会文化与历史等其他的角度也可以得到一些解释。

二、审时度势：现阶段我国基本经济社会状况判断

现阶段，我国经济已经达到中等收入水平。面对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必须对我国的经济社会状况进行全面、客观、辩证的分析，从而充分调动积极因素、有针对性地规避风险与隐患，以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一)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积极因素。

总体而言，无论是从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管理水平，还是从现阶段的经济基础和发展趋势来看，也无论是从国际经济环境还是从政治社会发展来看，目前形势还是比较乐观的。

1.从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来看，总体还是比较有利的。在经济上，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在进一步发展、国际合作在继续加强。在此大趋势下，我国融入全球化的步伐也在加快，国际影响力也在不断加强。随着国内总体经济实力的增强，我国在推动世界经济共同繁荣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作为“金砖国家”与“G20”的关键成员，我国在积极推动着全球经济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更有利于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在国际政治方面，和平、发展与合作依然是世界的主题，世界格局仍在朝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同时，国际社会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逐步意识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良性互动的重要意义。所以，国际形势总体上比较有利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

2.从国内经济发展状况来看，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较快，物质财富逐渐积累，目前总体经济实力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从产业结构看，近年来农业保持稳定增长、工业基础更加牢固、服务业有所提升，三次产业的协调性在增强。从经济主体的发展来看，占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取得成效，国有企业的内部治理能力、市场开拓能力、产品创新能力与综合国际竞争能力等都有提高;其他经济成分的企业也在市场化、国际化的背景下不断发展，并在活跃市场、引入竞争、技术创新、增加就业与税收等多个方面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做着巨大贡献。从国家财政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使财源丰盈，加之财政管理能力的提升，我国财政实力日益雄厚。2013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已突破12.9万亿元，这为财政职能的充分发挥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更有利于化解公共风险。

3.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来看，积极因素仍占主导。

首先，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经济要素仍将发挥积极作用。在劳动力方面，尽管劳动力的供给成本有所上升，甚至预示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但是，应客观看待这一问题，一方面这部分工资的上涨是必要的，劳动报酬理应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保持同步增长，这也是满足工人发展成本的需要;另一方面如果从国际比较的视角看，成本比较优势依然存在。另外，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得到了专业培训，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在逐步提升。在资金方面，由于节俭传统与种种现实因素，我国仍将保持较高的储蓄率水平，据中国人民银行2013年8月份数据显示，居民储蓄余额已连续3个月突破43万亿元，位居全球储蓄率之最。这为经济建设所需资金提供了一定保障;同时，关于国外资金的使用方面，我国经济金融部门也积累了很多经验教训，相应管理水平得到了很大提升;在技术要素方面，我国的技术进步与创新取得了很大进展，并且越来越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技术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企业逐渐增多，这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方式的革新，提高了生产效率。

其次，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前期已经进行的大量社会先行资本投入，使得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提升，为后续经济增长打下了良好基础。另外，从城乡经济与区域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起初都采取了非均衡的发展战略。在改革开放初期各种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优先发展了城市部门和具有区位优势的东南沿海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