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洪才：“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面临新的外部环境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一波三折，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目前，美国经济复苏趋势强劲，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已成事实，正在酝酿完全退出QE和加息，恢复利率正常化。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最困难时刻已经过去，正在进行结构性改革和加快经济一体化进程。日本安倍经济学短期内取得了初步效果，能否持续推动日本经济稳定复苏还有待观察。概括地讲，当前世界经济出现了明显分化，发达经济体向好，新兴经济体参差不齐，全球经济治理向美元主导的旧体制回归，“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近期里，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呈现以下五个特点。

第一，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明显，新兴经济体出现分化。今年7月，中国外部经济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52.0，高于6月，连续14个月位于荣枯线上方。从环比看，美国强劲上扬，欧元区持平，日本小幅回落，英国保持在高点，总体上发达经济体复苏态势稳固。印度政局稳定，经济向好；俄罗斯PMI回升至51，但乌克兰局势存在变数；二季度巴西经济增长同比下降0.9%，环比下降0.6%，投资和消费动力不足；南非出口疲弱，7月PMI继续下探至41.9；总体上新兴经济体略有好转，但出现了分化，且有较大不确定性。国际资本回流发达经济体，国际金融风险因素增加，特别是受美联储货币政策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对新兴经济体负面溢出影响加大。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部分新兴经济体国家出现货币贬值，金融市场急剧动荡，例如印尼、阿根廷、土耳其等，先后出现资本外逃、货币贬值、股市动荡等情况。

第二，全球金融治理向美元主导的旧体制回归。2010年以来，受美国拥有“一票否决权”的影响，有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投票权改革方案一拖再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IMF的发言权、份额改革方案没法落实。不难预见，2015年IMF对特别提款权（SDR）篮子货币评估时，人民币将继续被排除在SDR篮子之外。2013年10月底，美联储、欧洲央行、瑞士央行、英格兰银行、加拿大央行和日本央行达成长期性多边货币互换协议，联手重新构造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国际资本回流发达经济体，导致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出现大幅波动，这种震荡促使全球经济更加依赖美元，巩固了美元的国际地位。从目前情况来看，国际货币体系又回到了美元主导的旧体制，新兴经济体期待的多元化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严重受阻。

第三，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取得了一定进展。2013年3月，在南非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议提出了建立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库等三个新的平台，无疑是对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WBG）和IMF老的三个平台的有益补充。2014年7月，金砖国家五个领导人在巴西达成协议，平等出资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并将其总部设在上海，标志着金砖国家金融合作开始进入到了实质层面，但其运作效率有待观察，短期内可能还难以对旧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造成较大影响。

第四，亚洲金融稳定机制存在内在缺陷。虽然东盟十国与中日韩三国成立了清迈倡议多边化的外汇稳定基金，目前规模已达到了2400亿美元，但由于该基金不是放在一个现实的资金池里，而仅仅是一个承诺，即是说，一旦“10+3”成员国里面出现金融危机，各国央行将按照事先约定的出资比例出钱予以救助。该机制不是很灵活，当出现金融危机苗头的时候，将难以做出快速反应，更难做到“先发制人”“不战而屈人之兵”，因而不能预防金融危机发生和阻止危机蔓延。与此同时，中日韩之间，尤其是中日之间的紧密合作也是令人担忧的。

第五，WTO多边框架下的自由贸易谈判取得了初步进展，但总体上取得实质性进展难度很大。相比之下，区域性FTA谈判进展很快。例如，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投资与贸易伙伴关系协定（TTIP），即“两洋战略”，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在金融危机阴霾逐渐散去，全球经济特别是发达经济体日子越来越好过的情况下，美国试图重新构造一个有利于维护发达国家利益的新的国际游戏规则体系。但中国似乎是边缘化的，没有吸收中国参加TPP谈判。而由东盟国家牵头的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RCEP），由于标准和层次不高，加之东盟牵头是“小马拉大车”，推动起来非常艰难，特别是中日韩FTA谈判矛盾重重，给亚洲未来经济发展增添了不确定性。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有五大特征表现

首先，潜在经济增速下降，呈现中高速增长趋势。2001至201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分享了经济全球化红利，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10.4%。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经济环境剧烈变动，中国GDP增长从2007年第四季度的14.2%快速下降到2009年第一季度的6.6%，随后因大规模刺激政策回升到2010年第一季度的12.1%，之后开始下降，2012年全年GDP增长7.7%，2013年为7.7%，2014年上半年为7.4%。2012年一季度以来，中国GDP增速一直保持在“七上八下”的水平，进入一个较稳定的中高速增长区间。经济增速“换挡”的主要原因是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社会渐行渐近、能源资源贫乏、生态环境脆弱，难以承载过去“旧常态”下的那种经济高速粗放增长。

其次，经济结构悄然发生变化。旧常态下依靠投资、出口驱动的经济模式已不可持续，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特别是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今年7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7%，较1至6月份回落0.3个百分点。其中，受制于制造业严重产能过剩，6月份一度回升的制造业投资增速在7月份又下降2.6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由1至6月份的14.1%回落到7月份的13.7%，呈现连续7个月逐月下滑趋势。房地产进入下行周期，相关服务业和消费也受到负面影响。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下降，基础设施投资受制于地方政府负债扩张能力，增长空间有限。外需方面，未来全球外贸保持在3%左右增长将是常态，中国期望取得7%以上的外贸增速难度很大。中国自身要素成本上升较快、人民币累积升值过多和产业转型升级缓慢，也制约了外贸竞争力提升。因此，迫切需要从消费等方面寻找突破口。近年来，中国经济结构也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2013年第三产业对GDP增长贡献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贡献，达到46.1%；并且出现了GDP增速下降，新增就业岗位反而上升的情况。

第三，存在产能过剩、影子银行、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债务和外部风险冲击等潜在风险。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要“三管齐下”。一是培育市场机制，淘汰部分落后产能；二是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新型农村城镇化，通过增加内需消化部分过剩产能；三是支持企业“走出去”，向外转移部分产能。特别是破除地方本位主义，避免产业结构雷同，减少重复建设。关于影子银行风险，刚性兑付其实并无法律依据，是一个伪命题。要培育投资人风险意识，释放局部性风险，同时加强监管和疏导。影子银行本身是一个中性概念，不能“把脏水和孩子一起倒掉”，要充分肯定影子银行对实体经济的服务作用。房地产泡沫是过去长期“透支”的结果，由于房地产产业发展辐射范围大，处理起来要格外慎重。目前各地纷纷放松“限购限贷”政策，是理性选择，要尽快出台对首套住房贷款优惠政策，防止房地产市场惯性下滑。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要通过增强预算约束、拓宽融资渠道和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来解决。外部金融风险冲击也不容忽视，在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同时，要尽快推出金融交易税，维护国内金融稳定。

第四，各项改革稳步推进。改革贵在落实，目前应重点突破改革“疲劳症”和“中部梗阻”问题，推进国家治理机制现代化和法制化。实现国家治理机制现代化任务之一就是转变政府职能和改革行政体制，要理顺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给地方政府稳定财源。改革千头万绪，重点是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其中转变政府职能更重要。政府部门给自己做手术不会容易，包括大部制改革、国企改革和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改革，都需要大胆探索。市场培育不起来，内生动力、内在活力激发不出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难以建立。反腐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但不能像割韭菜一样，割过一茬，后面又长出一茬，因此要建立机制。加快推进自贸区谈判，堪称中国第二次“入世”。仅在上海搞一个自贸区试点是不够的，要及时总结经验，扩大试点范围，创造条件主动与国际FTA高标准靠拢。全球经济中心正在向亚太地区、尤其是向东北亚地区转移，中日韩关系如果处理不好，一定会制约中国经济发展。要加大对外开放，通过加大开放来促进内部改革。

第五，宏观调控方式创新。今年以来，中国宏观调控方式出现了一些创新之举，如央行定向降准、定向降息，对小微企业进行扶持、支持服务业发展等。但是宏观政策也不宜过度“微观化”。在目前市场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政府进行定向调控是必要的，但是对某些领域给予过多的政策倾斜，也不利于建立公平有序的市场体系。未来宏观调控政策重心应放在建立高效的政策传导机制和培育市场机制上，最终建立一个“政府调控市场，市场调控企业和居民”的间接调控机制。从短期看，经济下行压力很大，应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突出宏观政策的前瞻性、针对性和灵活性，要维护宏观经济相对平稳运行，避免7月份货币信贷急剧萎缩的情况再次出现。在稳增长前提下，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和扩开放”之间的关系。

中国经济发展要依靠五大动力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新指标。按照目前的GDP规模，未来几年中国只需保持平均7.2%的增速，可以实现这两个“翻一番”的目标。概括起来，支持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仍然存在五大动力。

第一是新型城镇化，以及与此相关的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未来六、七年，中国新型城镇化要解决“三个一亿人口”的问题。通过将农民变成市民，拉动基础设施的投资，提升消费能力，增加就业机会，因此可以提振消费。哥伦比亚大学斯蒂格里茨教授曾经讲过，如果把中国城镇化的机遇和发达国家技术、资本相结合，就可以推动世界经济发展。这个机遇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中国愿意与其他国家分享这一机会。

第二是改革创新的红利。过去市场机制不健全，存在政府错位、缺位。市场分割，特别是地方保护主义甚嚣尘上，各地方出于本位主义考虑，都在搞各自的发展规划，导致重复建设，缺乏差异化竞争，没有找准自身产业定位和战略定位，这种低层次重复竞争导致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束缚了生产力，尤其是微观主体的活力、创造性也受到了极大抑制，通过改革来释放红利，这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红利。

第三是技术创新的红利。中国在很多方面，特别是在制造业、传统农业方面，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还相当大，通过学习、模仿，并通过自主创新，把先进技术应用于传统行业，就会有很大经济发展提升空间。比如，在精细化工领域，中国从韩国、日本等国进口，有将近1000亿美元的逆差；在高端制造业和能源进口领域，每年也要花掉将近1000亿美元。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或者发展可再生能源，通过进口替代，可以对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第四是人才红利。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人才红利及时跟进。中国是人口大国，高素质人才很多，人才浪费十分严重。应该创新相关政策，充分发挥国际化人才作用，吸引海外华人归国，参与国内经济建设。

第五是经济全球化的红利。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的比较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