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德生 范剑勇：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进展

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攻方向，决定着中国的宏观经济增长质量。文章试图对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文献进行全面的述评。一方面，从文献综述中厘清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方向，以及空间经济结构调整对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另一方面，围绕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全面提升的重点、难点与推进路径等核心问题，从文献综述中总结出一系列政策含义，讨论如何改变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从“结构失衡的增长”转向“结构协调的增长”需要何种新的增长机制，以及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新路径是什么，倡导经济内生增长由要素投入导向转向效率导向，依靠要素市场化、资源配置全球化和空间效率提升，走高效工业化和高效城市化道路。

一、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驱动力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35年来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学术界基本一致的结论是要素投入型经济增长。资本增长率在1999―2007年期间达到13010，而在1979―1998年期间年均增长率约为10%(王小鲁等，2009)。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从1978―1995年期间的0.028―0.038下降为1995―2005年期间的0.010―0.028(郑京海等，2008)。这种没有明显技术进步的高投资高增长是以不良资产、高污染与高台垃耗为代价的，政府将承担经济增长的宏观成本(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5，2008)。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旨在依靠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与经济自主协调提高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方福前(2007)、钱淑萍(2008)、周叔莲(2008)、魏杰(2009，2011)、郎丽华、周明生(2012)等将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结构的特征归纳为“高投入、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特征，其面临的资源需求约束日益突出，而且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导致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紧张。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原因总体归为三个结构性因素：需求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不合理与要素投入结构不合理。过去的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与出口(申广斯，2009;张旭，2010;魏杰，2011;栾大鹏等，2012)，并导致产业结构偏重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李善同等，2008;朱光华，2009);过于依赖要素的投入，其产出的效率不高(王一鸣，2008，2011;葛扬，2010)。

经济结构调整的目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转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以及生产效率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TFP)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及来源的核心指标。国外关于经济增长质量与可持续性问题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增长理论中，Helpman(2004)全面综述了这方面的文献，所形成的一致性结论是：依靠要素投入尤其是资本积累的经济增长在长期内是不可持续的;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通过提高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来实现的增长才是可持续的。

国内关于TFP实证研究的视角和结果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1)基本支持克鲁格曼(1999)的结论，认为中国的增长方式是典型的投入型增长(郭庆旺等，200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0;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2);(2)考察改革前后中国TFP的动态变化：改革之前TFP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有所退步，改革之后的TFP有明显的增长(王小鲁，2000;张军等，2003); (3)强调改革以来中国的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在快速增长(易纲等，2003)，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TFP呈下降趋势任志刚等，2006;郑京海等，2008);(4)不是从中国总体去考察TFP的变化，而是从中国工业层次考察技术进步(涂正革等，2005;陈勇等，2007)，以及省级地区层次研究TFP的变化(颜鹏飞等，2004;王志刚等，2006;傅晓霞等，2009;刘瑞翔等，2012;匡远凤等，2012)。这些研究的基本结论是：中国TFP增长的主要来源是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贡献偏低。该方面的研究从省级地区层次和二或三位数的工业数据向地级城市和更细的行业层次延伸，不仅对TFP进行衡量和分解，而且考察TFP各构成部分的决定因素与变动趋势。在衡量和分解TFP的方法上，既包括参数法又有非参数法。参数法还分为生产函数法和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非参数法主要指的是指数方法，例如Malmquist指数法。这两种方法都能对TFP变化中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进行分解，但前者需要设定具体的生产函数，后者不仅不需要设定具体函数，而且还不要求完备的价格信息。

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方向与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

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取决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方向的选择。迟福林将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上升为第二次改革的主战场，并提出其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强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发挥扩大内需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二是强调向社会公共需求转型，构建适合我国特点的发展型社会体制和政策体系;三是强调政府转型，尤其突出强调从生产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应当说，这三层含义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和概括性，也与人们对经济结构调整的现实直觉吻合。但是，如果不能找出经济结构失衡与调整的内在体制性机制和核心问题所在，就不能对症下药。

吴敬琏认为：经济结构调整始终不顺利的重要原因是体制性障碍仍未消除，例如，政府依旧保持对部分重要资源过大的配置权力，大部分重要生产要素仍由行政定价并导致价格信号严重扭曲;以GDP增长作为政绩的主要考核标准，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收入结构，重要支出责任的过度下移，这些都促使地方政府不得不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在上述体制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追加的土地投入和资本投入为前提条件，其中资本或信贷资源主要掌握在地方政府、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手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0)。由于土地产权“并未落实到户”，农用土地转为城市商业用地时的增殖收益由各级政府和相关企业获得。由此导致了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愈来愈高，而劳动者报酬尤其是农民的收入占比却每况愈下。魏杰(2009，2011)的观点与此基本相同。

中国发展报告(2010)提出将实施新型城市化战略作为今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基础政策措施，并提出了具体的途径：一是将城市群作为推进城市化的主体形态，构建“两横三纵”的城市化战略布局;二是完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均等化水平，中央政府负责全体社会成员无差别的、非市场化部分的最基本公共服务，省级及以下地方政府逐级分担公共性相对弱一些的公共服务产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0)。国家“十二五”规划也提出，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按照全国经济合理布局的要求，形成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科学规划城市群内各城市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正是由于土地要素市场的改革滞后，使得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一直未有起色。土地等要素市场没有完全实现市场化的价格决定机制，要素投入的价格信号混乱，这不仅使经济增长的效率肢术进步或称全要素生产率)低下，而且使原有土地相关权益拥有者的弱势群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失去了分享增长成果的机会。

对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方向，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与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相比，目前中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所面临约束条件和内外环境要复杂得多，这需要找准中国经济从“结构失衡的增长”转向“结构协调的增长”所需的新的增长机制，实现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由要素投入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转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以及生产效率的提升，其基本路径就得依赖于要素市场化和技术进步驱动的高效工业化。不仅如此，目前经济结构调整的研究中日益重视空间效率和城市体系结构变化带来的制度红利。空间集聚可以提升经济增长巾的知识外溢、规模效应，城市体系改革产生的制度红利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中的配置效率和规模效应，这些均可以大大增强经济结构调整的空间和增长的可持续性。

三、空间经济结构调整与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

地理集中促使空间效率提升，其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构成中的技术效率改进、规模效应等。以城市体系结构调整的深化改革而产生的效率提升，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构成中的配置效率提升(即结构红利或称“制度红利”)，以及社会公平与环境污染减少带来的福利。

(一)城市体系与经济活动地理分布的空间效率

按区域空间大小，地理集中产生的空间效率可分为大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与小地理范围的空间。前者指的是新经济地理学意义上空间集聚带来的效率，它产生于市场规模在邻近空间上累积循环效应，此即“货币外部性”(pecuniary extemalities);后者指的是城市经济学意义上单个城市规模带来的效率，此即“技术外部性”(technological externalities)。新经济地理文献刻画了货币外部性产生的内在机制和理论基础，并在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差异化产品与垄断竞争市场的结构下阐明了各地区迥异的空间效率是如何形成的。大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适宜应用于都市圈体系，都市圈中各城市在空间上的相互接近而产生的空间效率将促进该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进而推动经济转型。小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总是取决于单个城市的产业结构。若该城市的产业结构具有明显的专业化特征或以某个主导产业为主，则该城市的效率取决于其主导产业的规模大小，此种空间效率称为“地方化经济”(Marshall，19201。小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不仅取决于单个城市自身的规模，而且还取决于该城市产业的多样性程度。产业种类越丰富，城市的空间效率越高，此种空间效率称为“城市化经济”(Jacobs，1969)。

现有文献虽还未从空间效率上考察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或者说两者之间的联系基本是割裂的，但讨论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对经济增长与结构影响的文献正在日益丰富。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层次：一是制造业空间集聚的分布与决定因素(范剑勇，2004;路江涌等，2006);二是市场规模、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王志刚等，2006;黄玖立等，2008;殷德生，2010;孙晓华等，2013);三是产业集聚对劳动力流动、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和结果。他们的总体结论是：我国大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显著，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但也加大了地区间收入差距。

城市体系与经济活动地理分布的空间效率的研究目前正沿着三条扩展路径：一是随着我国近年来区域经济格局的重大调整，制造业的区位分布、空间效率差异、全要素生产率结构又发生了深刻变化(张军等，2009);二是侧重于宏观视角的城市体系与区域经济调整政策的研究导致了对小地理范围空间效率的忽视;三是现有文献正倾向于效率目标维度，未能有效地将经济可持续增长、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目标有机结合起来。

(二)城市体系与城市化道路的争论

在研究城市体系与经济活动地理分布的空间效率时自然就涉及中国城市化道路的争论。从实际的城市结构体系看，“大城市能级相对不足、巾小城市蓬勃发展”的扁平化特征相当明显。从政策选择的倾向上看，城市化方向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