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津・萨利：亚洲经济自由增长的故事

原文选自Policy Analysis NO. 725。作者拉津・萨利（Razeen Sally）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访问助理教授，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兼职学者, 以及布鲁塞尔国际政治经济欧洲中心的主任。他曾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18年。译者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助理张琨。

一、概要

全球金融危机向我们表明这个世界正在“向东移”――移向亚洲。市场自由化带来了空前扩张的经济自由，这已成为现代亚洲发展的核心。不过，这个区域的经济自由仍旧受到很大程度的压抑。

当下，有三个重要的政策影响到了亚洲经济自由的扩张。首先是开放金融市场，现在的亚洲金融市场仍旧相对落后，并被中央管制经济所控制着。其次是继续贸易和外来投资的自由化，这一自由化进程自九十年代末的亚洲经济危机以来就停滞不前。第三便是开放能源市场，政府在这个领域的干涉与控制比金融市场还要严格。

亚洲对化石燃料的需求在持续增长，意味着碳排放量也会成上升趋势。由于碳排放量的降低存在减缓发展速度的潜在可能，倡导减排的活动在亚洲主流社会遭到了质疑。更好的办法是通过以市场效率为基准的措施，应对全球变暖。

亚洲那些落后的经济体应该着重于“在最基本的方面上做对”，这样才能“赶上”大部队。最基本的方面就是实施涉及宏观经济稳定与市场自由化的“第一阶段”改革。对于亚洲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与高收入经济体来说，它们则需要关注于更复杂的与结构和体制相关的“第二阶段”改革，鼓励竞争与创新。不同的政治制度都可以实现追赶式的发展上。但是独裁政治并不能够推动以生产力增长为目标的第二代改革。因为第二代改革对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有更严格的要求。

亚洲奇迹并不是技术高超的聪明官僚们把工业政策调和在一起的产物。自由和繁荣可以在亚洲这片土地上开花结果是因为政府干预的减少，以及市场的开放。经典自由主义的观点正在亚洲得到应验，这才是亚洲人应该努力的方向。

二、简介

从最开始的“亚洲奇迹”到之后的“亚洲纪元。”现如今的全球金融危机向我们表明这个世界正在“向东移”――移向亚洲。

西方社会正在经历金融危机，居民、公司以及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上都存在漏洞。尽管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都出台了免责条款，西方仍旧是复苏乏力。相反的，除了俄罗斯以外的新兴市场在被卷入这场危机时都有着健康的资产负债表。因此，它们的危机没有那么严重，经济反弹地也更快。即使现在全球的发展速度都在减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仍旧预测中国2013的经济增长率会在8.2%左右、印度为5.9%，其它的亚洲发展中国家则徘徊于7.1%附近，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只有1.4%。2007至2012年之间，先进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了2%，中国增长了56%，印度增长了43%，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数据为50%（均以购买力平价为基准测算）。

这些数据告诉我们两个信息。第一，这场危机在西方国家和新兴市场引起了经济增长的巨大分歧。从长远来看，这种短期的差异会加速新兴市场――尤其是亚洲――与西方经济之间的收敛。

枯燥的数据下是亚洲当下发展的核心――空前扩张的经济自由。亚当・斯密所说的“天赋自由权”――个人有能力在日常经济活动中做选择――正在“亚洲全球化”中起到应验（在这里，我指东南亚，不包括欠全球化的西亚与中亚）。科技创新促成了这种转变，但更重要的促进因素是国内外贸易自由化，这些贸易包括产品与要素（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国内外投。这些“负面”因素――移除了抑制经济活动的限制条件――释放了普通百姓身上的活力。现在，人们有了动力去行使他们的“天赋自由权”；充满热情地加入到世界转变的进程中。这实在是整个大陆的一次巨大觉醒。

不过大部分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亚洲国家仍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亚洲集中了世界上三分之二的贫困人口。经济自由的确在扩大，但也在很多地区受到限制。在这样的一个大框架下，让我们来看看亚洲国家政策和制度上的主要挑战。不过首先，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些历史的事件。

三、历史的教训

亚洲的崛起是以它的历史为基础的，包括它自古以来与西方的联系。因此，为了了解亚洲的现在与未来，回顾它的过去是非常重要的。以下是一些正面和负面的经验。

首先，过去的几千年来，亚洲的国家机器都是具有掠夺性的，它们压抑了个人自由与个人创业。这些国家缺乏市场支持的体制，压抑创新与批判性的思想，并且对外界漠不关心。这种现象在中国、印度、日本及伊斯兰世界都很普遍。也使得西欧国家得以赶超亚洲，亚洲在西方国家的掠夺与征服面前不堪一击。回想一下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印度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牌照制度”，以及苏加诺总统（Sukarno）管理下的印度尼西亚，20世纪的亚洲也是同样的一蹶不振。我们不能重蹈覆辙。

其次，亚洲应该学习西方在过去一千年的上升期中做的好的方面：友好地对待商人、企业家和有创意的个人，通过加强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和合同法规的完善来鼓励个人主义者，培育多样的市场机制来支持竞争与创业，通过国际商贸来扩大市场。这些都是成功的农业、商业、工业改革所必需的要素。正是“贸易和普罗米修斯”――开放的国际贸易与科技进步的互动――使得西方世界在工业革命之后快速发展，并把世界上的其它国家和地区远远甩在身后。

第三，亚洲可以重新联系它曾经的商贸黄金时代――中国的宋代、印度的孔雀王长、蒙古和平时代的丝绸之路等等。而我觉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殖民主义之前，印度洋与东南亚的贸易。

阿拉伯商人顺着季风在印度洋的各个港口做生意，在八世纪时最远到达过中国。如《一千零一夜》里面描述的那样，巴格达商人辛巴达历经艰险，从巴格达一直航行到中国广东，沿海停靠各种商贸口岸。在十六世纪葡萄牙人入侵以前，印度洋一直是一个公海，不被任何权力阶级所控制，可以自由地开展商贸活动。印度海的海岸线上点缀着各种“港口政体”（port-polities），例如亚丁、霍尔木兹、坎贝（艾哈迈达巴德，现在的古吉拉特邦）；马拉巴尔海岸附近的果阿邦，坎努尔和卡利卡特；以及香料群岛里的孟加锡。这些独立的城镇因越洋贸易而变得繁荣。市场与政府合理分离，监管力度很轻。贸易关税适度――在马六甲海峡，进口货物有3-6%的关税，而出口是零关税的。马六甲有一个关于贸易的法律架构，为后来英国的普通法（common law）提供了借鉴。根据A Splendid Exchange一书的作者William Bernstein所述，“这是热带的中世纪eBay，好的条例吸引好的商人，好的商人促进好的条例。”

本质上来说，惯性发展的经济竞争通常与去中心化、灵活的政治制度相配合。不连贯的地理环境和相互竞争的整体结合在一起就会推动经济的自由、发展和繁荣――就像中世纪及早期的欧洲那样。此外，这些高度世界性的区域在当时是被宗教所容忍接受的。

第四，近几十年来的东亚奇迹告诉我们要“在最基本的方面上做对”：谨慎的货币与财政政策、有竞争力的汇率、低程度的国内干扰率（例如价格控制）、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开放国际贸易，和对教育及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些“横向的”经济系统政策为更高级的储蓄、投资，和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提供了合适的环境。

但是“修正主义者”并不同意。Robert Wade, Alice Amsden, Ha-Joon Chang和其他人提出是“发展型国家”的产业政策让情况有了重大的转变。选择性干预的“纵向”政策鼓励被选定的工业行业、限制进口和外商直接投资（FDI）、引导金融系统把低息贷款给予偏爱的产业。根据修正主义的观点，这些政策在日本、韩国、台湾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些政策是灵活的，有时间限制的，以绩效为基础的，并且由强有力的官僚机构执行它们，避开了短期的政治压力。

然而，产业政策能够起作用并不是一个确凿的证据――只能说是一个论断。充其量，它们只是改变了出口与进口的产业结构，而没有严重损害到发展。但它们并没有对被选中产业的生产率以及集聚增长起到可辨别的有利影响――即使是在日本、韩国和台湾。在很多东南亚国家，以及之后的中国和越南，产业政策都出现过巨大的失败。九十年代及之后的时间里，产业政策因为建立了裙带资本主义关系网络、寡头垄断，阻碍了金融体系的发展，而造成不少麻烦。

所以需要再一次强调的是，经济“奇迹”告诉我们政府需要保持经济稳定、扩大经济自由、面向世界经济――而不是用国家干预的政策来“引导市场”。

起初，亚洲在1945年之后开始的全球化中获益匪浅。这从东北和东南的亚洲老虎融入到世界经济中开始。1980年之后，当中国和印度开始开放并加入到全球一体化之后，这种利益明显地翻倍了。就像19世纪的情况一样，贸易自由化和直接的海外投资对于刺激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至关重要。随着制造业商品的出口，交易比例和FDI与GDP的比率都显著地上升了，东亚已成为了全球制造产业链中的生产中心。根据亚洲发展银行的数据，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率在1990至2009年间增长了7.5倍，人均GDP在同期每年增长6%，并且在1990到2005年间有8.5亿人摆脱了绝对贫困。

四、政策上的三个挑战

现在，我来谈谈当代政策的主要方面：1.金融市场和发展不平衡，2.贸易与投资，3.能源与环境。它们显示出了亚洲在经济自由扩张的道路上走了多远，以及还有多少经济自由被限制着。这种限制是亚洲今天所面临的主要经济挑战。

(一) 金融市场和发展不平衡

与西方国家、拉丁美洲和东欧相比，亚洲的金融市场仍旧相对落后。它也同样落后于亚洲经济体的动态部分，尤其是出口指向型的制造业。亚洲的贸易和FDI自由化、全球一体化比它的金融自由化要发展地快得多。

世俗观点认为这不是什么坏事。政府控制使得亚洲金融市场避免了灾难性的全球风险，特别是西方银行的不良资产。一定程度上这是没有错的，这种观点在反对突如其来的自由化。但它既不能解决政府控制带来的巨大成本，也无法从根本上完善地处理中长期的金融自由化。简明来说，现在对于金融自由的限制才是最大的威胁；减少或是去除这样的限制才会扩大金融自由。

虽然中国经济已经自由了很多，但在其核心还是保持计划经济的银行体系。中国的“四大”银行均是国有的，在国内外有着巨额投资的也是两大“政策性银行”。这些银行的CEO们由政府指定，并在政府系统中拥有副部级的职称。银行借款是高度政治化的，并且鲜明地偏向于国有企业（SOEs）。此外还有通过政府控制利率产生的“金融压制”：存户的收益率被压得很低，这样银行就可以在为SOEs提供低价资金的同时，仍旧通过高额放款利率获取巨大的利益。印度的金融市场更自由些，但国有银行仍旧控制着80%的居民存款，并且对资本账户交易有所限制。

由于SOEs多集中于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产业，这样的扭曲现状导致很多的资本被低效的SOEs浪费了。在中国，SOEs占据了非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50%，却只聘用了全国13%的劳动力。同时，那些更高效的私人部门却因为缺少资本而挣扎着。这种现象在劳动力密集型的中小型企业中尤其明显。金融上的限制也导致了对银行借款的过度依赖，束缚了债券市场和产权投资市场。其实，政府引导下的金融体系是在拖生产率的后腿，以及整个经济的后腿。它阻碍了从以扩大资本和劳动力流动性为基础的追赶发展阶段转型到以提高生产率为基础的更先进持久的发展阶段。

要转型到一个更繁荣复杂的经济体需要更大程度的金融自由。这意味着打开市场，引进激烈的竞争来刺激高生产率。专门的推动自由化的措施包括：取消利率的控制、不限制新进人口，包括外籍人员、拓展债券与产权投资市场、最终开放资本账户。

从政治上来说，金融自由化比物资或是其他服务的自由化更有难度。金融市场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的中枢――是政府与党派和银行、SOEs、出身名门的私人部门、商行交汇碰面的地方。他们是裙带社会主义和裙带资本主义的中心。更进一步的讲，中国这种政府引导型的金融系统是其“发展不平衡”的核心。它在导致过度储蓄和过度投资的同时，阻碍了私人消费、实际收入和就业机会的增长。储蓄和投资已经增长到了GDP的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