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志：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格局的多重转换

摘要：在全球经济持续调整的背景下，本文分析了全球经济发展周期重建、发展模式转换、产业转移格局调整以及区域重心迁移等全球形势的转变，并在此基础上从中国的全球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方式、产业升级战略、区域发展格局、要素供给结构和内外市场环境等多个角度考察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格局的转换。

关键词：全球经济调整，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格局，多重转换

一、引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浪潮过后，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一道进入了后危机时代，以“美国消费，中国制造，中东和俄罗斯提供资源”的世界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格局将进行深刻调整，全球经济货币宽松、政府透支、结构失衡和通胀通缩等多种因素将使未来全球经济面临更为复杂的形势。在全球经济持续调整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以往高速发展的外部环境与外向型产业升级动力也发生剧变，原有的经济模式与发展格局正在面临困境与调整压力。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些变化与压力已不仅是由危机所引发的临时性问题，而是成为中国在未来相当时期内所必须正视的系统性变化。但就危机带来的机遇而言，金融危机提出了全球经济结构重整和生态重建的要求，这也给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变带来契机。

二、相关研究述评

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及其转变的研究文献有很多，它们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和研究结论上各有特点。于辉将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分为战略发展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措施三个层次，并运用层次分析法来解析中国当前的发展战略安排和各项方针政策[1]。刘瑞和于海涛将各国和地区在客观上形成的各种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及其学术流派归纳为均衡和非均衡两种战略范式[2]。他们认为依照国家发展所处的不同阶段采取适合该阶段的战略是比较明智的选择；这意味着中国应该选择一组发展战略范式组合，利用这种组合实现最佳发展战略成效[2]。张亚斌从现实国情出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特征体现为以低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制度成本和巨大市场吸引外资，以外资投资带动出口，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但这种经济发展模式难以持续，因此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关键在于扩大内需和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主要是扩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调整产业结构则需要依托大国优势和后发优势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3]。

采用比较优势理论作为视角是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及其转变的一大主流，易先忠总结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发展战略导向及发挥中国劳动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对于提高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巨大效应，提出应在此基础上更好地重视和发挥科技进步的作用，并在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和关键部门实现“重点突破”。根据中国的“大国”特征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多元”特征，综合利用以比较优势为导向的战略，来发挥中国劳动力资源禀赋优势和以竞争优势为导向的战略，最终实现关键产业和领域的“重点突破”。刘智勇从异质性人力资本的角度提出了作用于中国经济战略发展的机理，他认为异质性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的耦合有利于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异质性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投资的耦合能提高物质资本投资的使用效率，这些都有利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此外，异质性人力资本与技术发展水平的耦合有利于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向“竞争优势”转化[3]。

以金融危机和经济全球化作为研究背景来考察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及其转变的研究文献也是异彩纷呈。金乐琴以全球视角对发展观及发展战略进行了梳理，她认为人类发展观的演进经历了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经济社会综合发展、以人为中心和可持续发展的三个阶段。在不同发展观的影响下，各国在发展过程中选择了不同的发展战略[4]。谈镇在阐述了外向型经济对以往中国经济所做的贡献后，提出了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外向型经济不可持续性发展的观点，在此基础上他认为中国应该实施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相结合的自主型发展战略，同时又强调外向型经济与内向型经济之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国内外市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以及各种文化融合和更新之间的均衡和协调，实现经济发展战略尽快转型[5]。郭熙保和赵光南针对金融危机后新的国际国内环境，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四大方向，即从增长优先发展战略向增长与公平并重发展战略转变；从投资驱动型发展战略向大众消费主导型发展战略转变；从沿海先行发展战略向区域平衡发展战略转变；从出口鼓励发展战略向贸易自由化发展战略转变[6]。刘树成则指出美国次贷危机影响广泛，美国、欧洲经济增长放缓，因此需要正确把握世界经济走势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正确把握宏观调控的节奏、重点和力度，及时灵活地采取相应政策，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避免出现经济运行的大起大落。魏后凯指出了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对出口行业的影响最大。地区增长态势呈现出三个特点：地区经济增长出现回落态势，中西部工业增速明显快于东部，中西部投资增速明显快于东部。因此，当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即从过去的不平衡发展进入到相对均衡发展时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将进入“群雄并起”的多元化区域竞争时代。他提出中国发挥后发优势要立足于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打造组织态的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优势，实现对传统模式的跨越，走工业化反梯度推移发展的战略[3]。

综上所述，国内的研究文献偏重于从战略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等角度来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及其转变问题，以金融危机和经济全球化作为切入点的研究也仅仅是将其作为背景因素，本文则以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调整形势作为解释因素，全面考察中国经济发展格局的战略转换。

三、全球经济调整的形势分解

1.全球经济发展的周期重建

当前正值全球经济危机不断深化的历史时期。尽管根据1974年以来全球经济运行所体现的朱格拉周期推算，全球经济有望在2011年以后逐步走出衰退。但实际上，由于此次危机在相当程度上遵循了“房贷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货币危机―模式危机”的演变路径，当前仍处在“经济危机― 货币危机”阶段，因而具有常规周期所不能简单消化的根本性因素，从而事实上进入了一个超越朱格拉周期的大周期转换阶段。只有在各方面经济力量的激烈博弈和重新布局之后，即全球经济的发展格局重新调整，新的模式得以确立以后，才会再次形成真正可持续、可预期、全球性的复苏与增长，形成未来25―30年间新的、稳定的全球经济周期形态。这将是一个长达5―10年的周期重建过程。在此过程中，全球各经济体都面临着经济发展模式及全球角色定位的巨大压力。其内部次级经济单元必须顺应这一趋势，才能支持其经济母体在全球新格局中的战略抢位，并获得自身的发展空间。

2.全球经济发展的模式转换

经济危机以前，全球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可以归结为“生产与消费的循环(PCC)”，各经济体在“东方生产、西方消费”的框架下进行定位，生产国+资源国(以“金砖四国”为代表)以生产性投资与资源开发为主，形成生产板块；消费国(以欧美等发达国家为代表)以消费性支出与金融运筹为主，形成消费板块。危机以后，“东―西”之间“生产―消费”的大循环将有所削弱，两个层面的新循环可能得到强化，即：生产板块内部，生产国与资源国之间互为产品与资源市场的“生产―资源”循环(PRC)；生产板块与消费板块内部，生产国再造消费，消费国再造生产的内部循环。这意味着全球经济发展模式由危机前的“东方过度生产+西方过度消费”，可能逐步向“东方优化生产、扩大消费+西方有效消费、提升生产”的过渡模式转变。最终的模式形成，还有赖于各方的博弈。

3.全球产业转移的格局调整

与周期重建和模式转换相对应，全球产业转移的格局也将形成比较大的转换。这种发展态势将与各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模式中的未来定位高度相关。虽然在“十一五”期间，全球产业转移进程将有所滞缓，并体现结构性变化，但自“十二五”开局以来，全球产业转移将逐渐进入整体升级的新格局。首先从转移层次上来看，发达国家将致力于新一轮的产业升级，其原有梯度较高的产业和产业价值链中的高价值环节进入新的转移序列。其次从转移方式上来看，产业链整体转移有望成为全球产业化的主流。再次从转移领域涉及因素来看，服务业将进一步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热点领域；在制造业中，高端制造业开始超越传统的低端制造业，这将成为新一轮制造业转移的重点；以新能源等低碳、绿色产业为前引，以健康、卫护等社会、民生产业为基础，以信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和新医药等技术为支撑，以生产性服务与服务型生产为代表，一些横跨或超越三大产业的中间产业开始出现，并有望进入新的转移序列。最后从分工格局上来看，全球美日、欧洲、东亚三大分工圈的基本格局依然存在，但呈现整体升级与梯度延伸的新态势。以美日分工圈为代表的第一梯度国家将维持技术控制、品牌垄断、全球营销和服务发包中心的地位；东亚和东南亚将进一步强化其全球生产制造中心的地位，其中韩、台等亚洲四小龙仍将占据高端制造零部件提供中心和服务转包中心的地位，中国东部沿海正从加工组装中心向制造、装备中心与服务外包中心升级，印度从服务外包中心逆向延伸到加工制造中心，中国中西部地区与东南亚诸国成为新的加工、组装中心。欧洲分工圈中的西欧与中东欧之间进行兼有水平与垂直分工的关系重构，并通过持续的东南亚投资联结东亚分工圈的中低端生产制造功能，以维持其精密制造的顶端梯度，以及技术、品牌、营销与服务的全球次级发包中心地位。

4.全球区域发展的重心迁移

危机以后，全球的区域发展重心将有所交替。由于消费力受损，以欧美为核心的西方消费板块有所萎缩，同时由于欧美整体面临人口拐点，发达经济体的长期经济增速必将下滑。因而，虽然发达经济体正致力于新一轮产业升级，但从经济增速而言，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将以更加醒目的态势占据全球新一轮区域发展的重心。

从整体格局来说，全球仍将维持“资源与能源三角(RET：Resource & Energy Triangle)”背景下的美日、欧洲、东亚三大分工圈，但发展重心将进一步向东亚分工圈倾斜。一方面，穿越俄罗斯、非洲、澳大利亚和巴西等资源能源富集地区的RET，在经济危机前，主要是作为资源板块而与东亚的生产制造板块、美欧发达经济体的消费板块共同构成全球的分工格局。在经济危机以后，RET地区将逐渐致力于延伸产业链到生产制造环节，从而进一步向东亚分工圈靠拢。另一方面，预计今后10年，在欧美消费板块有所萎缩的同时，以东亚分工圈为核心的亚洲将有5亿中产人口的增长，消费力规模呈现迅猛上升的态势，有望接过欧、美分工圈的消费驱动指挥棒，成为引领性的核心板块。东亚分工圈有望成为更高级别的全球区域发展重心。

四、全球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格局的多重战略转换

1.中国全球发展战略的转变

在全球进入周期重建与模式调整阶段的形势下，中国的全球发展战略也面临重大转变。经济危机前，中国作为国际上“东方生产、西方消费(PCC)” 格局中生产板块的核心，在国际产业价值链中，处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与加工环节。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中，以中国为代表的生产国与资源国一起，形成了以欧美消费板块为目标市场的单向循环。经济危机以后，欧美等发达国家正在改变低储蓄、高消费的经济发展方式，一些新兴经济体将逐步转变为增加消费、降低储蓄的经济增长模式。这样一来，打破这一单向循环已成为中国全球发展战略的新核心。为此，应构建中国与资源国之间的产需双向循环(PRC)，开发区域性新兴消费板块，突破国内需求瓶颈，特别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以此摆脱欧美传统消费板块长期的经济减速趋势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为中国的全球增长寻找新生动力。与此相对应，资源能源三角地区与东亚地区，这其中主要包括决定东亚地区战略走势的东北亚地区，以及在经济危机中超越传统消费市场而爆发出新兴市场潜力的东盟地区，将在中国的全球经济发展格局中战略凸起。

2.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30年，但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粗放型增长模式实现的，它主要表现为“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特征。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表面上是通过出口外贸的渠道对中国的实体经济产生冲击，但实质上是对中国不合理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这充分说明了中国高度依赖国际市场，投资率偏高，国际贸易顺差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