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巍：货币竞争的政治基础

**感谢清华大学“大国关系定量衡量”课题组和中国博士后科学研究基金给予本项研究的资金支持。

摘要：随着国际经济交往规模的扩大，传统的主权货币跨越国界流通和使用已成为一个突出的国际现象。国际货币能够给该种货币的发行国带来超额的经济利益和特殊的政治权力。不同货币竞相提升其国际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货币竞争现象，日益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研究议题。但是长期以来，该议题的研究一直被经济学者所垄断，从市场角度作出纯技术性的分析，这使关于国际货币竞争的现有研究存在重大缺陷。货币国际化的成败不仅取决于市场条件，还受制于广泛的国际政治因素，包括国际政治结构和国家战略选择。根据对历史经验和现实实践的考察，在国际货币舞台的竞争中，不同国家共采取了五种不同类型的国际货币战略，分别是单极统治战略、多边联盟战略、单边扩张战略、现状维持战略和追随强者战略，并因此造成了不同的国际和区域货币秩序。

关键词：货币竞争国际货币货币国际化国际货币体系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经济活动需要一种被普遍认可的国际货币（international currency），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更加剧了这种需求。黄金是最古老的货币，其作为货币的历史甚至早于国家的诞生，世界各国也都接受黄金作为国际货币。但是黄金充当国际货币的根本性缺陷在于，其数量的增长跟不上国际经济活动增长的需要，而且运输成本高昂，使用起来极不方便。由于国际体系呈现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权威的世界政府来稳定发行国际货币，因此，一些传统上在民族国家内部流通的有信誉的主权货币便开始超越国界，承担起国际通货的职能。

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能给该种货币的发行国带来超额的国际经济利益和特殊的国际政治权力。因此，崛起的大国都积极提高本国货币的国际化程度，由此导致的货币竞争成为国际舞台上另一种大国角力的形式。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大国军事战争的可能性逐渐降低，货币竞争正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诸多有实力的大国积极通过各种外交手段和政策工具，提升本国货币在国际市场中的使用份额，谋求由此带来的超额利益和特殊权力，同时又竭力排斥其他国家竞争和取代自己的货币地位。

长期以来，经济学者垄断了关于货币竞争的研究，他们认为货币的国际使用是一种纯粹的市场现象，国际货币是市场自发选择的结果，这带来了较大的误导。国际货币不仅仅是市场规模扩大的自然产物，同时也是国家权力积极推动的结果。因此，我们需要从政治与经济、政府与市场等方面对它进行更为综合、全面的研究。通过考察国际货币关系史上诸大国为了争夺国际货币地位而实施的各种战略手段，将货币国际化的政治因素“找回来”，则有可能为研究国际货币竞争提供一条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路径。

一、国际货币：超额利益与特殊权力

自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奠定国家主权的合法性以来，货币作为主权的核心象征之一，其发行和流通通常以国境为界，形成了“一国一币”的货币地缘特征。[1]但随着国际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天然就被普遍认可的黄金等实物货币已经不能满足国际经济交往的需要，于是产生了对国际货币的需求。

在国内层次，货币的发行和使用建立在国家强制力的基础之上，中央政府决定了货币的选择和使用，因此，几乎不存在货币竞争的问题。[2]而在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一方面，没有独立而强大的超主权机构发行全球统一的流通货币，而另一方面，主权国家又难以完全通过强制力迫使他国使用本国货币，于是便出现了货币竞争这种国际现象。

国际货币是指在国际市场上被逐渐广泛地用作价值尺度、交易媒介和价值储备的货币，其使用主体既包括私人部门也包括官方部门。[3]官方层次的国际货币又称为“本位货币”。而货币的国际化就是指某种货币不断扩大国际使用的过程，既包括扩大地域使用规模，也包括扩大职能使用范围。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本杰明・科恩最早就上述三大类职能，阐述了官方部门和私人部门使用国际货币所表现的六种不同形式（参见表 1）。[4]

表1

在国际经济相互依赖的时代，国际市场上的货币流通虽然是竞争性的，但由于国际货币具有自然垄断的性质，这种竞争并非完全的自由竞争，而是一种寡头垄断式竞争。使用一种国际货币的国家、公司和个人越多，这种货币作为交易媒介、计价单位和储备货币的便利性就体现得越明显，而放弃使用这种货币的代价就越大。[5]因此，一种国际货币如果不是在国际信誉上遭受根本性的伤害，其国际地位将会长期得以维持。正如巴里・艾肯格林所指出的：“国际货币体系显示出路径依赖的特征”。[6]这种特征是货币特权的来源，它使成熟的国际货币的发行者可以通过操纵该种货币而获得超额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好处。因此，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都积极推动本国货币的国际化，以获得货币特权的国际扩张。

（一）获取超额经济利益

“国际化的货币”能带来多种好处，最直接体现在经济方面。

第一，货币的霸权地位给发行国带来了大量的国际铸币税（seigniorage）。所谓铸币税，是指货币所代表的购买力超过货币发行成本的部分。在领土货币时代，铸币税的征收对象仅限于一国国内居民。随着货币的国际化，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可以在国外获得铸币税，能以很有限的发行成本直接获得在全球市场的购买力。货币在国际市场上发行的规模越大，发行当局所能够得到的国际铸币税就越多。[7]目前约有三分之二的美元在美国本土以外流通，从而使美国获得巨额的国际铸币税收益，据估计，美国每年正常铸币税收益就高达110―150亿美元。[8]

第二，通过货币政策改变货币代表的财富价值，实现财富的国际转移。本杰明・科恩称其为转嫁权（power to deflect）。[9]国际货币的发行国不仅能以很有限的发行成本获得在全球市场的购买力，而且国际货币的对内膨胀和对外贬值会使持有该货币的外国政府和居民的财富价值缩水，从而分担本国的赤字压力。这种收入又称“通货膨胀税”，它是铸币税的另一个变种，其实质就是通过超额印刷货币，来压低外国持有者的实际购买力，进而减少发行国的对外负债。以美国为例，它每年要向各储备国支付3％的利息，但只要使通胀率达到3％，就相当于自动勾销了美国的付息。在过去，美国每在关键时刻就会使用向外输出通胀、美元贬值的办法，把调整的负担转嫁给债权国。[10]正因为如此，“通货膨胀税”甚至被认为是国际货币发行国“最后的库收”，[11]它也是货币霸权国最容易滥用和危害最大的一种特权。在本次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先后通过两轮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应对国内危机，这就是使用转嫁权的集中体现。

第三，国际货币的发行国还单方面享受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低廉成本。由于其私人企业在国际贸易结算和国际金融投资中都使用本国货币，不需要持有或者兑换外币，这就大大节省了货币汇兑的成本，便利了国内企业进行计价和结算，从而有利于扩大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规模。同时，使用本币参与国际经济活动，也可以避免汇率波动的风险。而其他的非国际货币发行国则没有这种优势，它们必须随时准备应对汇率波动所带来的风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地区性金融危机通常发生在发展中的小国，原因就在于此。所以，国际货币发行国的生产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拥有比其他国家更大的优势。

第四，国际货币发行国可以享有完全独立的货币政策。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一国只能在固定汇率制度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中选择一项。[12]当其他国家都选择以某种货币作为参考本币价格的驻锚货币时，这就意味着只有中心货币国具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都得以中心货币国的货币政策为参考标准。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心国可以单方面从国内目标来考虑货币政策，而其他国家要么控制资本自由流动，要么放弃钉住中心国的货币，否则只能与中心国的货币政策保持步调一致。[13]而中心国的央行也就成为世界的央行。

第五，国际货币发行国可以维持长期的和规模较大的国际借贷。这种特权被科恩称为拖欠权（power to delay）。[14]美国从1971年成为债务国，2009年负债升至创纪录的11．46万亿美元。美国之所以能够承受这么多的债务，就是因为它是国际储备货币国和“世界银行家”。它直接对外支付美元就可以购买商品，同时，由于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其他政府都将贸易盈余用作储备重新回到美国金融市场，从而使美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加容易地获得大量的廉价贷款，这种廉价贷款虽然一方面助长了美国不受节制的消费，另一方面也保障了美国进行技术创新、国内改革乃至发动战争的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源。[15]长期以来，美国之所以在储蓄与消费严重失衡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总体经济的稳定，就在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使得美国可以依靠别国的储蓄来消费和发展。[16]

总之，国际货币所带来的超额经济利益，体现在发行国从其他国家攫取财富的能力上。这构成了大国展开国际货币竞争的经济动力。

（二）形成特殊政治权力

除了经济利益以外，主权国家的国际政治权力还随着国际货币流动规模的扩大而扩张。因此，在军事实力和传统政治影响力之外，国际化的货币还为大国提供了另外一种权力资源。

第一，象征性权力。货币在政治上具有十分重要的象征价值。在国内层次上，由于国家垄断货币发行，货币便成为国家主权的象征，它甚至被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是只有君主才能使用的神圣权力。在近代早期，让・博丹就明确提出，铸币权是主权的最重要、最根本的组成部分之一。随着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政府的铸币专有权除了是获取收益的一个诱人来源之外，也是获取权力的一个最重要的手段。[17]货币能够塑造权威，建构认同。同样，在国际层次上，货币所具备的权威象征意义，也是一种重要的权力资源。货币更加广泛的国际发行是国际社会中地位和尊荣的重要来源。著名的货币政治学者埃瑞克・赫莱尼尔指出，欧元的诞生极大地促进了成员国的欧洲认同，因为共同的货币就犹如共同的语言一样，发挥着社会交往媒介的作用，它有利于在使用者之间建立起相互的信任和共同的身份。[18]正因为如此，国际货币的象征性权力又被称为身份性权力。而欧盟也确实在启用共同货币之后，其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地位明显上升。

第二，依赖性权力。一种货币在国际市场上占据统治性地位就意味着他国都高度依赖该种货币来从事国际经济活动。而依赖关系产生权力关系，绝对的依赖产生绝对的权力。美国因为手握国际主导货币，而从另一个方面拥有了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国际政治权力。[19] 在国际经济中，国与国之间存在贸易依赖（进口依赖和出口依赖）、资本依赖、货币依赖、资源依赖、技术依赖等多种依赖形式。由于当今国际货币体系呈现高度寡头垄断的性质，其他经济行为体对美国的货币依赖程度要高于在其他经济领域的依赖。而美国在货币领域所获得的政治权力也因此要高于其他经济领域。因此，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结构影响了国家间的权力分配，[20]正如本杰明・科恩所说：“如果你想要政治上的独立，就不要依赖任何其他人的货币。”[21]

美国发挥美元的依赖性权力，一个经典案例是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英国和法国入侵埃及以重新夺得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但这一行径不符合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需要。而与此同时，英镑在国际市场上遭遇贬值压力，需要借助美元来干预英国外汇市场。美国以英军撤出苏伊士运河为条件，最终迫使英法联军撤出该地区。[22]在这里，美元作为国际干预货币，发挥了比军队更加迅捷的国际权力效应。不仅如此，美国的货币依赖性权力还体现在其作为国际驻锚货币的地位方面，对于那些采取钉住美元汇率的国家而言，美国可以通过“汇率武器”来迫使他国满足美国的需求。在卡特总统上台之后，为了促进国内经济在遭受石油危机打击之后实现复苏，美国希望和德国、日本联手刺激经济，以避免单独行动所可能带来的贸易赤字，但此举却遭到了德国和日本的抵制。对此，美国政府发出威胁，表示如果德日不共同采取行动，那么美国将放任美元贬值，最终迫使两国在1978年先后同意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