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论人本型经济结构――对中国新阶段结构转型战略的新思考

[内容提要]结构性矛盾是中国经济内部的深层次矛盾。其根源之一在于经济领域没有完全摆脱“物本位”和更深层次的“官本位”的影响。文章以人的发展经济学为理论依据，提出了“人本型结构”这一核心范畴，并将此核心范畴作为主线贯穿到中国经济的六大结构中，认为在需求结构上，瞄准提高“居民消费率”及相应的“民富支撑”；在供给结构（产业结构）上，瞄准与人直接相关的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在要素投入结构上，瞄准人的“心灵放飞”和万众创新；在资源环境上，瞄准生态福祉和环境人权；在城乡结构上，瞄准填平城乡之间人的制度鸿沟；在区域结构上，瞄准区域人际协调，以避免“板块群体碰撞”。此外，文章认为，结构转型“转到深处是体制”，必须真刀真枪改革，克服两种“本位”,推进“五环式”改革，持续反腐败并突破固化利益格局。唯有此,结构转型才有可靠的制度支撑。

关键词：经济结构 转型   人的发展经济学 人本型结构论   制度支撑

作者简介：常修泽，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

结构性矛盾是中国经济内部的深层次矛盾。虽然国家多年来一直强调“调结构”，但是，实事求是地说，结构转型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结构转型为什么一直转不过来？个中原因当然十分复杂，但从深层次探究，其根源之一在于没有摆脱“物本位”和“官本位”的束缚。对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的探讨，可以有多种视角。与已有研究不同，本文选取了一个新视角――“人的发展经济学”视角，研究探讨如何以人的发展为主线来推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并力求将此主线贯穿到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即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资源环境（也是一种要素投入结构）以及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之中，故曰“人本型结构论”①。

[①应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PS)的邀请，2015年2月26~27日，笔者在布鲁塞尔出席了该中心主办的“2015欧洲思想实验室年会”，并在关于“走向创新市场领导者：中国‘十三五’规划” 高端对话环节，以《用“人本”思想推进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为题，阐述了本文的基本观点(见“中国改革论坛网”之专家动态《常修泽教授出席“欧洲思想实验室年会”并就中国“十三五”规划议题发言》)。因会议发言时间所限，当时笔者只扼要阐述，未及全面展开。现以笔者即将出版的《人本型结构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新思维》一书书稿为依据，系统阐述本人的学术观点，以求教于学术界。]

一、中国经济内部的结构性矛盾

（一）需求结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书中曾对社会再生产四个环节的一般联系有过精辟论述，其中明确指出，生活消费是社会再生产全过程的“终点”，“在消费中，产品脱离这种社会运动，直接变成个人需要的对象和仆役，供个人享受而满足个人需要。因而，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参见马克思，1962：《〈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733~762页。]。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社会制度的规定性，其生产目的更应是为了“人”及“人的需要”。要说“常态”，这才是经济发展的应有之“常态”（而不仅仅是在经济下行时，作为“保增长”的经济手段。这是本人主张的“人本型”结构与“物本型”结构不同的视角）。固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于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的需要,需保持相应的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但不应忘却生活消费是社会生产的最终目的，在实践中不应挤压消费，尤其不应挤压居民消费。

中国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什么呢？笔者认为,首先是需求结构，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包括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长期在60%~70%的区间内波动，但进入新世纪后呈现明显的逐年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62.3%持续下降到2010年的48.2%，降低了14.1个百分点，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2011年略有回升至49.1%(参见图1）。特别是居民消费率从2000年的46.4%下降到2011年的35.7%（中国国家统计局口径），约下降了10个百分点[本文涉及到的世行数字，引自世界银行资料库；中国官方的数字，引自《中国统计年鉴》，不一一作注。]。

最终消费率持续下降，相对应的是投资率呈现上升态势。投资率居高不下，严重挤压消费率，致使中国的最终消费率低下，不仅低于处于较高发展阶段的发达国家，也落后于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例如同为“金砖国家”的巴西、俄罗斯和印度。尤其是与人相关的“居民消费率”更低，见图2和表1。

从表1可以看出, 按世界银行数据库资料,2012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为34. 6%(中国国家统计局资料，2012年为36%)，而美国的这一比例是68.6%，德法英等欧洲国家为55%~65%，日韩等东亚国家为50%~60%，多数发展中国家则为60%~65%（见表1）。

总之，中国与“人”的发展直接相关的居民消费率处在低迷状态，与“物”的增长直接相关的投资率却处在“亢奋”状态，说明居民的消费需求有被投资率不合理地抑制的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用过一句格言：“死人抓住活人”[ 所谓“死人抓住活人”,是马克思《资本论》序言提到的一个格言。它是指前人的思想禁锢了后人。本文借用这一句式，阐述“死物（投资）抑制活人”，也是对人的一种“禁锢”。]；而现在的中国是“死物（投资）抑制活人”，笔者称之为“物本压制”。这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首当其冲的问题。

(二)供给结构（产业结构）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中高速阶段，被高速增长所掩盖的经济矛盾逐步暴露出来，最突出的是工业比重偏高，而与人的发展直接相关的服务业发展不够，成为整个产业结构中的一条“短腿”。

2014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8.1 %，纵向比有进步，但提升并不理想，与人民群众多样性和可持续性的需求有明显的差距。特别是横向与2012年世界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平均水平70.2%相比，仍相差22个百分点[2014年台湾地区第三产业占比达68%以上，而大陆地区只有48.1%。虽然发展阶段不同（大陆整体发展水平处于工业化中后期），两个经济体的规模也不同，但大陆与台湾第三产业相差20多个百分点，也令人感慨。]。

从服务业就业指标看，2013年中国(指大陆部分)占比仅为38.5%，而美国2010年是81.2%，虽有阶段不同的客观因素，但也不至于少于美国的一半吧？由此可见中国服务业落后之一斑。

同时，在工业内部也存在不少现实问题。例如，产能过剩呈现多产业、长时间等突出特点。国际和国内经验表明，产能利用率为80%左右是衡量工业产能是否过剩的分界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常欣的新著《增长动力转换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版）一书中使用的分界点值为81%82%；国家发改委有关司局研究者以78%为分界点。笔者取中间值80%左右为分界线。]，75%以下表明产能过剩严重。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亟需新思维。

(三)要素投入结构

要素投入结构主要揭示经济发展靠什么“要素”投入的问题。按照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索洛模型，劳动力、资本（包括资金以及作为特殊形式资本的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投入以及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三大源泉。在生产技术给定的条件下，产出由投入的数量决定。由于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出递减，长期内的经济增长由技术进步决定。也就是说，当经济处于均衡的稳定状态时，人均产出的增长率只取决于技术进步的速率。中国过去30年经济发展主要靠什么呢？靠拼劳动力、拼资源、拼环境。如今劳动力、资源和环境成本已经“拼够老本”，这条老路不可持续下去了。

未来中国在要素投入结构上的变革方向是进一步发挥技术进步和创新的作用，而最突出的问题是“人”的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14~2015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排序显示，在144个经济体中，中国位列全球竞争力第28名，而与人的创新相关的“技术储备度”排名方面，中国仅排在第83位[参见世界经济论坛:《2014~2015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按世界经济论坛判断，“中国仍非创新强国”。这是一个很刺激民族心理的判断。

（四）另一种要素投入结构：资源环境

讨论要素投入结构，不能仅仅分析劳动力投入与技术投入的关系，在人类面临环境挑战的今天，必须重视投入结构中的资源环境的代价。在中国，这表现为大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近年来，北京和若干城市大面积的雾霾天气、沙尘天气肆虐，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中国的环境资源已经被严重“透支”。

正是这种“透支”，引发了人们的思考。笔者在《广义产权论》一书的题记中写道：“反思这场金融危机和环境危机，我发现：美国人透支的是家庭财产，中国人透支的是国民资源――从人力资源到自然资源到环境资源。透支资产的困于当前，透支资源的危及长远”（常修泽，2009）。考虑到中国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在发展思路上必须改弦易辙。

（五）城乡结构

城乡结构问题，是特别富有人道主义内涵的一个结构性命题。如果单纯看“进城”比例而不考虑是否享有城市人的权利和尊严的话，2012年中国毛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2.6%，但是这个口径是按城镇常住人口（半年以上）来统计的，如果从人的发展角度来说，中国的实际城镇化率仍然仅为35%（户籍人口），远低于52%的世界平均水平。

笔者在《人本体制论》一书中曾指出，城镇化最深刻的本质，是人的城镇化（常修泽，2008）。农村人是不是跟城里人一样，享受到了城市提供的各种福利？农村的孩子能不能跟城里孩子一样上公办的小学、初中？能不能像城里人一样到医院用医保就医？总之，一句话，是不是享受了城市的文明？是不是融入了城市？

由于户籍制度的障碍,特别是户籍身份上所附着的福利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