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凌云：中国发展大转型

十八大闭幕后，新一届党中央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召唤，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发出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号召，实施“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为追求的改革新政，以“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为取向的发展新政。新政的指向是推动发展转型。在现代化进程中，经济体由小到大，关键靠速度；经济体由大变强，关键靠转型。中国发展已经从快速发展阶段进入转型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经济要经历和实现“五个转型”：一是从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转型；二是从红线约束型发展向红利支撑型发展转型；三是从经济发展传统版向经济发展升级版转型；四是从重点发展向全面协同发展转型；五是从大国向强国转型。

一、转型发展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经阶段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转型发展新阶段，是现代化规律的要求，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现实的紧迫要求。

首先，转型发展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历程，大都经历三个阶段：一是快速增长阶段，主要表现为经济总量规模的速度型、数量型增长；二是转型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经济的效益型、质量型、结构性发展；三是现代化阶段，主要表现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英国在18世纪开始兴起工业革命，在全世界占有大量殖民地，号称“日不落帝国”，成为“世界工厂”，经济快速增长。1788年，开始出现生产过剩、劳资纠纷、工人罢工、社会冲突等矛盾，爆发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经济危机。为解决经济危机，英国积极推进转型发展。在经济方面，扩大政府公共投资和国内需求，以军事手段拓展外部市场。在社会方面，针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劳动者权益保障缺乏、劳动条件恶劣、贫富两极分化加剧等社会问题，积极建立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险、食品安全、儿童补助等方面的福利制度，解决工人阶级工资过低、社会保障缺乏问题。到1948年，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福利国家。美国在18－19世纪通过边疆开拓，发展工业化，扩张产业，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把北美这样一个不毛之地开垦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地方。到1880年，开始出现工人劳动条件恶劣、社会矛盾激化、政治腐败加剧、假冒伪劣盛行、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等问题。此时，美国开启转型发展，即“进步运动”，经过40年的转型发展，到1920年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相反，一些国家在经历快速增长阶段后，没有及时推进转型发展，贻误了现代化进程。16世纪，西班牙通过海外掠夺积累了大量金银财富和贸易红利，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但是，西班牙没有像后来的英国那样推进国家转型和经济转型。由于王室垄断、权贵特权盛行，将掠夺的财富几乎都用来支撑特权消费、宗教活动、殖民扩张，而没有用来发展支撑国家富强的工商业。西班牙经过短暂繁荣后，逐渐脱离于世界强国之列。菲律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是东南亚地区最富裕的国家。1960年菲律宾的人均GDP是254美元，同年韩国只有156美元、泰国只有97美元。但菲律宾没有进行及时的转型发展，导致进口替代发展阶段过长、产业发展不协调，再加上政府对国内产业过度保护、陷入政治腐败泥潭，逐渐陷入经济萧条，甚至在1984－1986年连续3年出现负增长。产业发展滞后导致就业不足，人口红利也难以转化为劳动力红利。菲律宾常年输出劳工1000万左右，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2012年汇回资金21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曾经如此先进的国家靠输出劳工维持国内经济运行。20世纪70年代开始，菲律宾逐渐落后于周边国家。1960年菲律宾人均GDP是254美元，中国只有92美元；2001年，中国人均GDP为1041美元，菲律宾为965美元；2011年，中国人均GDP为5444美元，菲律宾只有2369美元。

其次，当代中国面临推动转型发展的紧迫性。一方面，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需要决定转型发展的迫切性。从英国、美国和菲律宾的例子我们得知，“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转型陷阱”，在高速增长之后只有及时转型，才能继续保持先进，否则就会落后，会被后来者超越。中国经历了30多年高速增长，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到了迫切需要转型发展的时期。要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加快转型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跨越“陷阱”，走上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否则，就有可能掉进陷阱而难以自拔。另一方面，破解发展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决定转型的紧迫性。虽然中国经济总量规模居世界第二，但人均水平较低，排在全球100名左右。此外，发展要素难以为继，各类风险层出不穷，生产安全、消费安全、能源安全、生态安全、社会安全风险不断加大。这种现实状况迫切需要中国推动转型发展。

二、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

转型发展的重要特征是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速。2012年，“稳中求进”成为宏观调控政策的基调，8年来首次把年度经济增长目标从8％左右下调至7.5％，这标志着中速增长已经成为宏观政策取向。从转型发展视角看，从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具有深刻内涵和意义。

首先，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度已经难以持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高速增长呈现出如下特点：一是速度高。1978－2010年的32年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9.9％，高于同期世界增长速度4.5个百分点。这32年中，增长速度有12年超过10％，堪称“中国奇迹”。二是进位快。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全球排名居第12位，从2010年开始稳居全球第2位，32年持续进10位，占全球经济比重由2.41％增长为9.5％，这种进位速度在世界经济史上绝无仅有。三是持续久。中国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持续保持30多年高速增长绝无仅有的例子。日本在1952年－1973年的21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到90年代，日本却经历了“失去的十年”，房地产、股市等泡沫破裂，经济增长乏力。印度经济虽然也出现过高速增长阶段，但增长速度低于中国，持续时间短于中国。当前，中国的这种高速度已经难以持续。一是高速增长带来的需要解决的后续问题多。高速增长伴随大量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能源耗竭风险加大等问题。有研究报告称，中国有30－40％的GDP是污染了的GDP。二是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没有必要。即使中国经济增长保持年均7％左右，保持10年，也可以保证实现第一个一百年的目标，继续保持，可以保证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三是重回高速增长阶段困难重重。当前，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红利”已经基本消失，“红线”约束日趋紧张，潜在经济增长率已经下降，已经不具备高速增长的基础条件。

其次，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呈现中速增长趋势。一方面，中速发展成为政策基调。另一方面，现实经济运行呈现中速发展态势。从GDP增速来看，2011年是9.2％，2012年降至7.8％。2013年预期目标是7.5％，近三年经济增长速度逐年回落。今年前四个月经济增长呈现“小幅温和回暖”态势。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9.3％，比3月份回升0.4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7600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2.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8％。1－4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为91319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0.6％，增速比1－3月份回落0.3个百分点，增速明显放缓。1－3月，全国公共财政收入32034亿元，增长6.9％，比去年同期回落7.8个百分点。财政收入的增速低于同期7.7％的GDP增速，也低于全年8％的预算收入增幅，这与前些年动辄20％以上的快速增长形成强烈对比。总体来讲，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都在减速，因此，经济减速不是周期性、政策性、短期性的，而是结构性、体制性、趋势性减速。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持续性、常态化的中速增长阶段。

第三，中速增长是加快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机遇期。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阶段，迎来了转型发展的重大机遇。一方面，中速增长符合客观规律，是科学的、可持续的。摩根士丹利研究表明，40个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超过7000美元的国家中，有31个在高速增长后的十年内出现经济增长减速，经济增长速度平均下降2.8个百分点。2012年，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为6100美元，人均收入是7000美元，达到摩根士丹利研究发现的时间节点。二战以后，日本、韩国、德国及我国台湾等成功的追赶型经济体，经过20－30年的高速增长，人均收入达到11000美元时，增速无一例外均出现自然回落，回落幅度一般在30－40％之间。各国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的时间不同，德国是在60年代中期，日本是在70年代初期，韩国是在90年代中后期，这些体现了经济发展的规律。一国经济增长速度决定于潜在增长速度，潜在增长速度即各种资源配置最优和充分配置所能达到的最高增长速度。潜在增长率由资源格局与要素格局决定。当前，中国基本完成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工业化阶段，资源与要素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潜在增长率下降，必然开始进入中速发展阶段。另一方面，中速增长阶段是转型发展的重大机遇，利用得好，可以有效破解“中等收入陷阱”。在中速发展阶段，通过改革、推动创新驱动、优化经济结构，就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1977年，韩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人均GDP水平相当于美国的20％；1991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人均GDP为美国的40％。韩国从中等收入进入高等收入只用了14年，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利用中速增长机遇，加快转型发展。具体来说，韩国利用中速增长机遇，推进了十二个逐层递进、环环相扣的环节，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是劳动力供给减少，提升劳动者工资；二是提升并逐步稳定制造业比重；三是提升现代服务业比重；四是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资本密集型产品成为主要出口产品；六是生产效率提升成为主要动力；七是以民营为主的研发投入快速上升；八是政治民主化进程加快；九是人民消费需求高涨；十是外贸依存度不断降低；十一是教育普及大学扩招；十二是建成社会福利体系。可见，当代中国，不能沉湎于对高速的怀念，对降速的失落，而是要抢抓中速发展的机遇，加快推进转型发展，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三、从红线约束型发展转向红利支撑型发展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之所以会下降，除了经济发展规律的影响外，还由于宏观环境及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支撑经济增长的基础性条件发生了改变，主要是红利支撑衰退，红线约束增加。

第一，过去30多年快速增长得益于多种红利支撑，是红利支撑型发展。支撑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要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市场、制度、文化、生态等，当这些要素供给充分且价格低廉时，就构成发展红利。支撑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高速增长，产生“中国奇迹”的因素，主要有“八大红利”。一是制度红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形成巨大的稳定红利；集中力量办大事，提升社会动员参与能力，形成了一大批重大基础设施，提供了巨大的基础设施红利。二是改革红利。中国经济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坚持增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相结合，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帕累托改进，避免了体制剧变和社会经济动荡，充分释放出改革红利。根据《经济学人》2009年的报道，1990年到2008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4％，同期印度为2.6％，巴西为0.3％，俄罗斯为0.2％，美国、日本、德国仅为1％。根据量化分析，30多年来改革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贡献大约为30％。三是人口红利。过去30多年，中国15－64岁之间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呈逐步上升趋势，由1978年的57.99％上升至2000年的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