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进：中国奇迹能长久延续吗」正文
〔摘要〕从世界经济长波演进决定的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在各阶段的相对竞争力变迁与市场经济动力机制角度，分析今后10年我国经济发展形势与10年后至未来50年甚至更长时期的经济增长趋势显示，我国经济或将进入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增长速度有可能持续下降，之后稳定在一个相对较低水平；同时，由于牵引经济增长的技术来源仍以引进与模仿为主，由此决定与美国的经济差距虽然会继续缩小，但在一个较长时期尚无法取代美国在引领世界经济发展方向上的地位。保持清醒意识与谦和之心，韬光养晦，仍然是我国今后相当时期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应该采取的策略。
〔关键词〕中国奇迹；经济长波；市场经济；竞争力；发展趋势；发展陷阱
随着国际经济地位的提高与近几年经济增速的下滑，我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引起了社会各方面广泛关注，这些关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我国今后若干年的发展趋势；二是我国的长期发展趋势，其中尤其体现在我国与美国的经济关系上，即是否能在未来20－30年甚至更长时期，如50年内赶上美国并取代其领导地位。本文将从国际经济关系变迁机制与市场经济动力机制着手，分析我国这两方面的变动趋势。
一、有关论点评述
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趋势，绝大部分学者是相当乐观的，唐任伍等认为(2011)，如果能够克服30多年来的制度创新疲劳症，就能够产生新的爆发力进而使我国经济仍然能够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续写“中国奇迹”。〔1〕巴曙松等人(2010)从城市化角度提出我国经济能够在未来较长时期保持较快增长。他们认为，虽然随着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原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将消失，但通过城市化推动的基础设施投资、技术创新与扩散，需求升级等，仍然可以使我国在一个较长时期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2〕对我国经济长短期发展趋势最乐观的，无疑是以林毅夫(2012)为代表的部分人，他们从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及潜藏的需求出发，认为我国在今后20－30年内仍然能够保持7%以上的增长速度，其保证在于我国与发达国家巨大发展差距所产生的基础设施需求与消费需求等，同时包括城市化、产业升级、区域振兴、深化改革与技术创新等，而基础则是我国高储蓄支撑的投资增长。林毅夫特别指出，只有靠投资而不是消费为引擎，才能保证这个目标的实现。〔3〕
相当部分人以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通过分析经济增长各要素禀赋变化，尽管所得结论并不十分乐观，但仍然认为我国经济能够保持6%以上的增长速度，如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2)从储蓄、劳动、资源与外部需求等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我国经济增长潜力与2001－2009年相比虽然将下降3－4个百分点，但未来10年仍然能够保持7%的增长速度。〔4〕翁缓缓、高汝熹(2011)等则从结构变量、制度变量与技术变量等角度，认为我国未来10年能够保持8.79%的增长速度，而在2020－2030年间虽然风险与挑战并存，但仍持较乐观的态度。〔5〕“中国2007年投入产出表分析应用研究”课题组(2011)，则由以42个部门为基础的模型中，得出十二五期间GDP增长速度约为7.9%，2016－2020年约为7%，2021－2030年约为6.2%的结论。〔6〕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2)从比较全面的角度对我国经济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但通过恰当的战略措施可以成功跨越该陷阱，未来10年仍然能够保持平均7.9%的增长速度，但到2020年将下降到7%。〔7〕这种观点在以“中等收入陷阱”角度分析我国经济发展趋势的论著(马晓河，2010)中，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8〕对我国经济发展趋势最乐观的当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W．福格尔(2010)，他认为中国在2000－2040年间能够保持8.4%的平均增长率，到2040年，中国的GDP总量将占全球GDP总量的40%，是届时美国的近3倍(占14%)。〔9〕
关于我国在什么时候能够赶上美国GDP并充当世界经济的开拓者，大部分人都是从今后几十年中美之间的增长趋势角度进行预测，较为乐观的人认为20－30年内我国经济总量将超越美国，悲观一些的人则认为需要40－50年。但无论时间多长，依据都是建立在我国GDP仍然能够保持7%以上的增长速度。
从不同角度看，这些分析虽然各有道理，但却存在一个共同的缺陷，即都是从增长的可能潜力且依据30多年来的增长趋势进行简单预测。然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并不是由所谓的需求潜力与可能的要素供给等决定的，而是由内在动力机制，也就是资本对利润的追逐决定的，如果不能保证资本获得一定的利润，那么无论要素的供给多么丰裕，需求的欲望多么强烈，都不可能推动经济增长。正如欧美与日本，尤其是西欧与日本，要素的供给极其充裕(存在大量的失业与过剩资本等)，但经济却极其疲软；非洲一些国家的发展水平十分低下，人民祈盼改善生活并能够享有与欧美发达国家同样生活水平的愿望极为强烈，却并不被看好其发展趋势一样，原因就是缺乏来自市场经济动力机制的推动。
从国内外各方面情况看，不仅时下，而且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都在逐渐衰减，经济或将进入一个低增长过程。在这种低增长状态下，我国与美国的长期绝对差距虽然会继续缩小，但却难以在20－50年内赶上并取代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
二、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及我国在其中的相对地位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任何一国经济的发展都取决于内外因素，内部因素包括制度、资源禀赋、创新能力等，外部则取决于它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相对地位，而一国的相对经济地位与其在世界经济长波中的相对位置是密切相关的。由于一国的体制与资源禀赋等因素在短期内呈相对稳定状态，因此一国在世界经济长波中相对位置的变化便可能是决定其经济发展趋势的关键因素。
所谓长波，也就是约5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10〕。经济长波是由世界领先国的主导性产业与基础性产业的周期性更新所引起的，然后随着技术的扩散，其余国家根据发展水平的不同先后沿着领先国开拓的道路前行。在同一长波中，技术具有同质性，因而相对竞争力由成本的高低决定，相对成本的高低由发展水平决定，两者呈反比关系。随着长波的演进，进入同一长波过程越迟的国家的相对竞争力越强。也就是说，领先国最早进入新长波，但它也会在后继者不断增强的竞争压力下最先进入长波的衰退期。正是受到这种不断加强的压力，迫使它进行技术创新最终率先进入新长波。随着技术的逐渐扩散，技术领先国会首先感受到发展水平较落后国家不断增加的竞争压力，原本控制的国内外市场也会被后者不断蚕食，由此陷入衰退过程。但随着长波演进过程中更后进国家的进入，那些对领先者造成压力的次领先者不仅在传统产业上会受到后进国家的挤压，而且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更会受到更(最)领先国家的打压，由此经济也将沿着领先国家的轨迹陷入衰退。只要这个过程不被新的长波打断，那么这个过程就会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先后出现。
在这样一种机制下可以看清二战后各主要国家之间相对竞争力变化的过程。战前，西欧与美国基本处在长波的同一位置，但因战争破坏导致的重建而落后于美国，所以美国在战后率先进入了新的长波。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不仅要满足本国的巨大需求，而且要满足西欧等其他国家不断增长的需求，经济增长因此强劲有力。然而，随着技术的扩散与西欧完成重建后的追赶，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首先感受到来自西欧的竞争压力，但后者又很快受到来自日本的压力。这种情况说明，在整个长波运行过程中，西欧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处在相对有利地位的时间是比较短的。原因在于，战前日本与欧美的差距并不是特别大，与西欧一样都是长波的跟随者，战后都主要使用来自美国的扩散技术。由于日本的人均收入差距与西欧相差巨大，加之日本的文化与社会结构等特别适合战后以重化工业为主的生产技术，所以西欧在给美国造成压力不久就遭到来自日本的压迫。日本由于与身后的追赶者差距十分巨大，因此能够在一个较长时期处在相对有利的地位，这是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能够长期处在国际最有利地位的主要原因。因此作为追赶者，日本在完成现代化并进入高收入国家后，最终在美国进入新长波后的反击和以东南亚国家不断逼近的追赶中落入“发展陷阱”。
如上面指出的那样，在长波演进过程中，任何国家都不能在一个位置长期停留。随着日本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与汇率的不断升值，相对于欧美的成本优势不断丧失，与此同时，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以东亚四小龙和墨西哥为代表的次新兴国家与地区崛起，由此开始不断地蚕食日本的传统市场；更致命的是，为摆脱西欧与日本的压迫，美国在20世纪70－80年代之交进行了以信息技术、生物等为代表的重大技术创新，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了新长波的跋涉，从此不仅摆脱了来自西欧与日本的竞争压力，而且开始强有力地反击西欧与日本，致其陷入萎靡不振状态，甚至导致日本进入“发展陷阱”。美国经济则在发达国家中一枝独秀。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西欧各国才逐渐进入新的长波，日本则到2000年后才进入新长波。
曾经给日本造成竞争压力的东南亚各国与墨西哥等，在长波机制的作用下，同样追随先行者的轨迹前进，即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随着成本的提高，在传统产业方面遭到更后进国家低成本竞争优势的挤压致市场不断丧失，高新技术产业又因缺乏创新能力难以向上突破，同时较高收入的国民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致使大量有效需求向发达国家转移，这不仅造成以整体企业为对象的收支状况恶化，还使整个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不断衰竭，而且引起国家贸易赤字和外债不断增加，最终以金融危机形式致整个经济增长陷入停滞。
在此过程中，促使东南亚各国陷入衰退并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之一，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进入了世界分工体系，凭借绝对低廉的成本优势与相对完善的产业体系等，挤占了以四小龙为首的东南亚市场份额；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产业分工体系的健全和劳动者教育水平的提高等，这种挤占效应更加突出。正是这一不断增强的竞争力，不仅使我国避免了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而且还因此扩大了自己的经济势力。
不过，以印度、越南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也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而进入国际分工体系，从而对我国造成竞争压力。如果说在汇率改革以前，尤其是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暴发之前，通过产业聚积与规模效应等尚能以劳动生产率的较快增长而部分抵消人均收入(美元)提高的作用从而保持一定的竞争力，那么随着汇改以来人均美元收入以远快于实际经济增长的速度增长，以及经济相对成熟导致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同时印度、越南等国随着各方面条件的逐渐完善和竞争力的快速提高，国内外传统市场遭到日益强盛的挤占；另一方面，随着汇改以来我国人均美元收入以远快于实际经济的速度增长，反映出产业提高速度赶不上消费需求层次的提高水平，由此大量有效需求通过购买国外高档商品、海外旅游、留学等等途径向发达国家转移；另一方面则是创新能力不足，无法应对来自发达国家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竞争。这些都在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正是逐渐衰减。
而印度、越南等较后进国家，在长波机制决定的不同位置国家的相对竞争力变迁机制下，经济发展过程同样会沿着被它们追赶的国家的发展轨迹前进。比我国稍落后一些的印度目前就遭到越南、孟加拉国等国家的追赶而陷入发展无力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