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新兴市场经济体崛起的冷观察：脆弱性及潜在危机

摘要 新兴市场经济体崛起是新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突出现象。尽管如此，其经济增长仍然存在严重的脆弱性。尤其不可忽视的是，经历了跨越式经济增长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普遍存在社会矛盾上升的“软肋”，经济转折很有可能引起其社会矛盾急剧激化乃至爆发。未来10到20年，新兴市场经济体将进入经济与社会震荡高风险期。在当前和未来的经济社会问题考验下，这些年同等炙手可热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将出现剧烈分化。在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分化中，中国占据较为有利的地位。

关键词  新兴市场经济体  经济增长  潜在危机  分化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十余年来的崛起势头是否将彻底逆转？这是当前摆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或称“新兴市场经济体”）面前的严峻考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决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未来十年的前途命运，以及整个世界经济政治格局。

新世纪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

新兴市场经济体崛起是新世纪以来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突出现象。经历了1980年代以来“失去的10年”乃至“失去的20年”之后，在新世纪里，较高的经济增长从东亚扩散到了南亚、拉美、非洲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1983～1992年间，世界实际GDP年均增长3.4%，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一枝独秀，年均增长率达到7.3%，非洲只有2.0%，中东、马耳他、土耳其为3.5%，西半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只有3.3%。1993年至2002年间，世界实际GDP年均增长3.5%，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继续以7.2%的年均增长率独领风骚，非洲为3.1%，中东、马耳他、土耳其为3.6%，西半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只有3.2%。①

此后，新兴市场经济体实际GDP增速全面超越发达国家和地区，甚至次贷危机也未能打断其上升势头，反而自1980年代债务危机以来第一次出现了新兴市场经济体比发达国家和地区增长时间更长、衰退更轻微的情况。2008～2010年，世界实际GDP增长率依次为2.9%、-0.5%和5.0%，其中先进经济体增长率依次为0.2%、-3.4%和3.0%，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率则为6.1%、2.7%和7.3%。这样，在2010年全球实际GDP中，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所占份额已达47.7%，仅中国一国就占13.6%，接近整个欧元区所占份额（14.6%）。②2011年，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实际GDP份额进一步上升至48.9%，其中中国一国所占份额即达14.3%，与整个欧元区相等。③在此之前，中国已经跃居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并于201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

在10余年来新兴市场经济体大面积迅猛增长的进程中，国际经济界出现了“金砖国家”等指代业绩优秀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名词。而基于连续10年相对优异的经济增长业绩和综合国力上升的事实，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在国际舞台上日益活跃，力图对制定和实施国际经济规则掌握更多话语权力，从多哈回合中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参与并联手从谈判议程中打掉一批西方国家力推的议题，到提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份额和投票权，我们都看到了这一点。与此同时，新兴市场经济体相互之间的经济一体化也取得了长足发展，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期望通过这种合作提升自己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迅猛发展态势已经对占据国际政治经济霸权多年的西方国家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冲击，他们一方面不得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份额和投票权等问题上对新兴市场作出一定让步；另一方面，由于近年西方国家深陷金融经济危机困扰，风波迭起，新兴国家则表现相对优异，越来越多的人在越来越多的场合谈论起西方的政治经济霸权是否会在近期被新兴国家取而代之，以至于美国总统奥巴马2011年5月25日下午在英国国会演讲时也认真地谈论了这个问题。

新兴市场经济增长的脆弱性

尽管如此，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仍然存在严重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首先源于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近10年来的经济增长仍然高度依赖于初级产品部门，是2002年以来的这一轮初级产品“超级周期”推动了它们的经济增长。

2002年以来，全球初级产品价格持续成倍上涨。2005年1月3日，路透社商品指数、道琼斯商品指数（期货）、道琼斯商品指数（现货）分别为1571.30点、143.153点、190.54点，2011年1月26日分别为3183.8点、160.4835点和456.5288点。尽管2011年以来初级产品行情明显下行，但直到2012年12月11日，路透社商品指数、道琼斯商品指数（期货）、道琼斯商品指数（现货）仍然分别居于3071.3点、140.6186点和443.9199点的高位上。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正是乘着这一轮初级产品牛市取得了优秀的增长业绩，非洲、拉美自不待言，俄罗斯也是如此。

与制造业驱动的经济增长相比，初级产品行业驱动的增长具有一系列无法克服的弱点：经济波动性强、收入分配失衡和两极分化、资产泡沫严重、社会矛盾加剧，等等。而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影响存在两面性：一方面，正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拥有丰富资源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得以充分发掘这一轮商品“牛市”给他们带来财富的潜力，因为更低的贸易壁垒帮助他们的资源打开了更多的市场，更加自由化的资本流动则为开发他们的资源提供了更多必要的投资；另一方面，也正是同一因素使得他们的制造业要么在萌芽之中就被扼杀，要么在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平的基础上遭遇“非工业化”倒退，遭受了苏联解体毁灭性打击的俄罗斯如此，不曾遭遇国家分裂大动乱的巴西也不例外。

巴西1970年代推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堪称业绩斐然，在当时就已经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实力和工艺均居拉美首位。其主要工业部门有钢铁、汽车、造船、石油、水泥、化工、冶金、电力、建筑、纺织、制鞋、造纸、食品等，核电、通讯、电子、飞机制造（轻型飞机和支线飞机）、信息、燃料乙醇等已跨入世界先进行列，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巴西的Embraer飞机多年来与加拿大蓬巴迪（Bombardier）飞机、德国仙童道尼尔飞机并列世界主要轻型飞机型号，富有特色的燃料酒精工业水平居世界前列。但在新世纪以来的初级产品“牛市”中，巴西国内生产和出口商品结构都出现了一定的“非工业化”趋势。2000年，巴西运输设备与零件、金属制品、化工产品出口额分别为91.5亿美元、59.0亿美元、40.8亿美元，分别是第一、二、四大货物出口类别；目前主要出口商品已经转为铁矿砂、石油、大豆及豆油、肉类、汽车、飞机、纸浆等，在2008～2009年度前十大出口商品中，除飞机和轿车分别排行第五、第六位之外，其余全部是初级产品；主要进口商品则是机电产品、化工产品、运输设备、医药等。近两年，巴西贸易商品结构的上述特点越发显著。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在对初级产品行业依赖性不甚高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中，许多都存在着深刻、持久的国际收支失衡压力，成为威胁这些国家宏观经济稳定性的痼疾。而经济景气又往往会加剧这种失衡，因为景气时期国内需求旺盛，进口增长迅速，出口则未必能够同步打开海外市场。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由于新兴市场经济体近10年的经济增长普遍高度依赖于资本流入和信贷膨胀（换言之即债务膨胀），某些热门新兴市场此前几年的成就也给他们埋下了经济逆转、倒退的隐患。因为它们吸引了更多的热钱内流，资产泡沫更大，而政府、企业盲目投资扩张的冲动更强，留下的债务等“窟窿”也更大，通货膨胀压力也更强。在全球背景下考察，2008年以来高强度的反危机措施本已带来了资产泡沫极度膨胀和通货膨胀压力上扬的副作用，美欧日等西方中央银行量化宽松政策又给资产泡沫火上浇油。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必然到来的西方中央银行重新收紧货币政策很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资本流动逆转和债务危机。1970年代，“尼克松冲击”引发西方各国货币竞争性贬值和后发国家债务融资高潮，到1980年代初，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铁腕推行的紧缩货币政策便引爆了几乎席卷全球第三世界国家和苏联东欧的债务危机，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科特迪瓦、多哥、尼日利亚、扎伊尔等国相继陷入“失去的10年”，波兰外债危机更催生了团结工会，由此启动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的历程，中国也与墨西哥式债务危机几乎擦肩而过。当前西方主要央行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完全有可能重演1970～1980年代的历史。

新兴市场的社会矛盾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社会矛盾上升，背景是自1980年代“里根―撒切尔革命”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逐步席卷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致使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状况恶化成为近30年来的世界性现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概莫能外，差别不过是程度大小和持续时间长短而已。

论收入分配，由于绝大多数人的收入主要来自劳动收入，资本收入通常集中于富有、乃至最富有阶层，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份额及其变动能够显示一国收入分配格局是有利于劳动者还是资本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1990～2008年间，印度与俄罗斯、美国劳动收入占比大幅下滑了5个百分点，以至于带动世界平均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了2个百分点。而在过去20年里，《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一项研究覆盖的110个国家中竟有65个国家出现了劳动收入份额下降，④这表明，1980年代后期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导向改革已经造成了收入分配格局普遍恶化的后果。198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上升的国家比下降的国家更多。过去30年里，不平等程度得以改善的国家中至少有两个以上的状况又恶化了，最显著的是前苏联国家。目前，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比几十年前加剧了。⑤论社会福利状况，从健康到公共教育，1980年代以来、特别是苏东剧变以来，人类发展领域的减速和倒退更是不胜枚举。

过去10年里，新兴市场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增长业绩相当显赫，但经济增长未必等于社会矛盾的缓解与消除。假如与经济增长伴生的是分配不公、腐败猖獗等问题，那么这样的经济增长反而会加剧社会矛盾，而政府被利益集团挟持绑架，致使经济增长未能惠及全民，正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高发病。

以印度为例，国际上有个广泛流传的说法是印度的内需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优于中国的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但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大大损害了印度经济增长的成色和后劲。中国经济总量和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连续多年是印度的数倍，2008年，中国GDP是印度的3.55倍；⑥2009年，中印两国GDP分别为49913亿美元、13773亿美元，中国是印度的3.62倍，人均国民总收入分别为3620美元和1220美元，中国是印度的2.97倍；2010年，中印两国GDP分别为59266亿美元、17271亿美元，中国是印度的3.43倍，人均国民总收入分别为4270美元、1330美元，中国是印度的3.21倍。⑦但令人惊讶的是，中国亿万富豪人数直到2009年才超过印度，2009年亿万富豪群体资产总值仍然少于印度，中国首富资产更只有印度首富的1／5。仅此一点，足见印度收入分配失衡何其严重。

正因为收入分配严重不均，在号称“印度大放光芒”的21世纪初，印度人均粮食消费量不增反减，由1997～1998年度的174公斤减少到2003～2004年度的151公斤，为二战以来最低水平。⑧2006年，印度全部人口营养不良发生率为20%，比世界平均水平（14%）高近一半；婴儿死亡率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