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士林：关于我国城镇化问题的若干思考

以Townization(城镇化)、Urbanization(城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都市化)为元概念，建构当代城市化进程研究的范畴群，有助于揭示大都市、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在形态、功能和本质上的巨大差异，是全面了解和把握我国城镇化国家战略的复杂内在机制与真实背景，以及制定层级分明、具有分类指导功能的政策制度和路径的大前提。“现代化”是“城镇化”的内在动力机制与内容，“城镇化”是“现代化”的空间载体和形式。“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木之本”和“水之源”，“扩大内需”是“城镇化”的“孵化器”和“加速器”。“现代化”是中长期战略目标，“扩大内需”是当务之急，“城镇化”在中国当下和未来具有重要的核心地位和枢纽作用。积极借鉴欧美经验和认真汲取拉美教训，应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在参照别国发展道路时的一个基本原则。

2012年12月4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并将城镇化列入下一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2013年3月17日，李克强总理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指出：“中国的城镇化规模之大为人类历史所未有，不仅对中国的发展很重要，而且会影响世界。”同时，他还强调说：“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广大农民的普遍愿望，它不仅可以带动巨大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其直接作用还是富裕农民、造福人民。”据不完全统计，两会期间代表有关城镇化的建议和提案超过了500件，使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中国城市化问题愈加凸显。与之相比，学术界对中国城市化的特点、规律、战略重点、发展路径等基础研究显得相对不足，难以满足中国城乡在快速发展中对观念、理论、思想和智慧的强烈现实需要。

2012年11月9日，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等新的目标和要求。11月28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表示，“我国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12月4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并将城镇化列为新一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2013年3月17日，李克强总理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指出：“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会带来经济和社会深刻的变化，需要各项配套改革去推进。”①这些紧锣密鼓的顶层设计、政策信息和战略部署，使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中国城市化问题愈加凸显。但受我国城市化水平相对不高、城市研究整体上比较落后等方面的局限，一些亟待探讨和研究的城镇化理论和实践问题，如城镇化的概念与阐释、城镇化与现代化及扩大内需的关系、中国城镇化的问题与战略参照等，却未能得到深入的辨析、阐释和总结，成为影响我国城镇化战略、城市建设及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本文拟就以上问题提出一些观点和思考，供大家批评、讨论和参考。

一、概念辨析：城镇化、城市化与都市化

在城市发展热浪滚滚、“城镇化”成为国家战略概念并被社会各界和媒体高频使用的当下，实际上很有必要提出一个具有基础和前提性的问题，即“城镇化”这个概念的确切内涵是什么?进一步说，它与人们日常习惯使用的“城市化”、“都市化”等具有家族类似性的概念有何本质上的异同，以及作为国家战略概念的“城镇化”与学术界惯常使用的“城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就此而言，当下的这种情景和态势，很容易使人想到海德格尔当年对“存在”一词的困惑。在《存在与时间》扉页上，海德格尔曾题写了这样一句话：“当你们用‘存在着’这个词的时候，显然你们早就熟悉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不过，虽然我们也曾相信领会了它，现在却茫然失措了”。②而在这些基本概念、范畴的界定和阐释上的缺乏和含糊，不仅直接影响到当代人对城市发展应有的正确态度与理性判断，同时也会由此深入影响到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方方面面，必须回过头来“补课”和“交代”。

依据人口和资源的空间流动方式及由此形成的城市层级体系，我们曾提出过当代城市化进程主要包括城镇化、城市化、都市化三个层面。③也可以说，城镇化、城市化、都市化这三个概念既紧密联系又有所区别，构成了认识和研究当今城市化进程规律和特点的范畴群。由此可知，与城镇化关系最密切的概念，主要是“城市化”和“都市化”，其中，“都市”与“城镇”的层级差异比较明显，而居于中间层的“城市化”成为我们界定“城镇化”概念的关键。但在城市社会学的相关研究中，这两个概念的差异和区别一直比较含糊，原因在于“城镇化”与“城市化”的英文拼写均做Urbanization，究竟译为何者、如何使用完全基于学者的个人选择和判断。尽管在概念上略有差异，但不管是城镇化，还是城市化，都是指农业性的环境、资源、人口、财产、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审美观念的现代化进程。但在这些城市化研究中，也有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其关注点主要集聚在农村人口与资源转变为非农性的人口与资源，而至于它们是转移到小城镇、大中城市，还是20世纪60年代后出现的“国际大都市”和“世界级城市群”，特别是由于城市规模和层级差异而对原本属于农业文明的一切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一般的城市社会学是很少考虑和加以细分的。长期以来，人们对“城市化”和“城镇化”不作概念上的细分，经常混搭在一起交错使用，也根源于此。

但在当今世界进入城市时代，“城镇化”概念高调进入中国国家战略体系，大城市与小城镇的本质区别越来越明显的当下，④很有必要在逻辑上严格区分城市化的不同形式并将其各自的特殊内涵加以揭示和固化，以便为规模宏大、层次繁复、矛盾交集的城市化进程提供清晰的“内在生产观念”和“客观理性指导”。

当今世界是城市时代，不同层级和规模的城市，不仅在外观和形态上发生巨大变迁，更重要的是在功能和本质上也早已迥异于传统城市。从层级体系的角度看，当今城市化主要可分为三种形式：一是以县城(县级城市化区域)为中心的城镇化。二是以大中城市(区域性城市群)为中心的城市化。三是以国际大都市(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⑤它们分别代表了农业人口和资源三种不同的流动和集聚方式，并对不同层级的城市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组织结构、文化审美趣味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但在当下的主流城市研究中，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却很少对这三种城市化形式作严格区分，其后果是不仅在理论上容易导致各种“伪问题”的产生和流行(如“北上广”特有的很多大都市问题对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和城镇就很不真实)，在实践中也不利于制定系统性的层级战略规划和有较强针对性的政策法规。我们认为，在城市化进程的层级差异越来越明显的当下，以Townization(城镇化)、Urbanization(城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都市化)为元概念，建构当代城市化进程研究的范畴群，分别指称当今世界的三种城市化形式，不仅有助于揭示大都市、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在形态、功能和本质上的巨大差异，使不同性质和来源的城市化问题得到正确的反映并获得真实的名分，同时也是全面了解和把握我国城镇化国家战略的复杂内在机制与真实背景，以及制定层级分明、具有分类指导功能的政策制度和路径的大前提，同时，这也是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统一思想意识、形成发展共识及超越各种肤浅无根的理论研究与战略设计的当务之急。

和很多“日用而不知”的概念一样，中国国家领导人和部分学者之所以选择“城镇化”概念，主要原因有三方面：一是在国家战略层面看，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至今“三农”问题仍相当突出，其中很多新问题、新矛盾都和城市化进程的影响直接相关，同时也必须承认，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农业人口、农村社会、农民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及其质量，仍是决定中国现代化进程成败的关键要素与根本性矛盾，就此而言，在国家战略中使用“城镇化”概念，表明了国家对中国农村发展的高度重视和重大关切。二是从学者文化心理的角度看，不少学者出身于农民家庭，早期的乡村生活经验和后天的“悯农”心理，使他们更喜欢把目光凝聚在作为城市化最低层级的乡镇空间，有时还会出现比较严重的“逆城市化”及“反对大都市”的倾向与问题。⑥三是从理论谱系的角度看，则与我国城市社会学长期形成的“乡土中国”学统密切相关。在中国社会学的百年历程中，主要是由于城市化水平低等现实原因，以费孝通先生的中国本土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为代表，其研究和关注的重点长期凝聚在乡村与小城镇上，⑦而对快速的城市化、特别是都市化进程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和学术积累。其中一个有代表性的案例是，尽管自2005年以来，城市群、国家中心城市等目标逐渐进入国家战略框架，突破了国务院1989年制定的“三句话方针”――“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但在文化心理和理论谱系的共同作用下，很多学者依然倾向于认定“微型城市化”、“小城镇”是中国城市化的主要形式。这是“城镇化”概念远比“城市化”、“都市化”受欢迎并被广泛采用的深层原因。

由上可知，以“城镇化”概念指称当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主要是基于国家的价值立场和个体的学术训练及文化心理。对此必须阐明的是，使用尽可以使用，但绝不能由此把“城镇化”狭义化为Townization，并将在中国城市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与全球都市化进程相呼应的“大都市”和“城市群”排斥在外。正如十八大报告提出“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2012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群要科学布局”，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期间答记者问时再一次强调城镇化“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东、中、西部地区因地制宜地推进。”⑧凡此表明，在作为国家战略概念的“城镇化”范畴中，本身就包含着Urbanization和Metropolitanization的内容。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对作为国家战略概念的“城镇化”应做广义的理解，即其在内涵上包括了Townization(城镇化)、Urbanization(城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都市化)三个层级体系，以与一般理论研究中狭义的“学术概念”区别开。只有这样，才能完整理解和把握我国“城镇化”战略的准确内涵，防止把“城市群”、“大中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对立起来，以实现对我国层级复杂、形态多元的城市化进程的科学引领和指导。

二、关系阐释：城镇化和现代化及扩大内需

在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特别提到“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既凸显了城镇化与现代化、扩大内需的紧密关联，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需要认真解读、分析和阐释的关键命题。我们知道，“现代化”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的国家战略规划目标，也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实现伟大复兴的标志与象征。而“扩大内需”则是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攻关期，特别是应对国际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矛盾冲突时的重要的战略手段之一。也可以说，“现代化”是中长期战略目标，“扩大内需”则是当务之急，而“城镇化”则成为解决“近忧”和绸缪“远虑”的中坚和桥梁，在中国当下和未来具有重要的核心地位和枢纽作用。正确理解和科学把握三者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首先，从“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内在关系看，“现代化”是“城镇化”的内在机制与内容，“城镇化”是“现代化”的空间载体和形式，以“工业化”为中介和动力，两者在很大程度上相互叠合、同步发展。这是因为，现代化意味着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其最突出的特点是以基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工业生产方式为基本手段，深刻改变了人类传统的空间环境、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使城市成为人类生产生活的核心和主流。大约在30多年前，一位美国城市社会学家曾写道：“当今美国的大多数人都与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