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麦克法兰：现代化并非只有一种途径

“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即使没有英国工业革命，世界其余地方也能发生这种激变。而假设没有英格兰做榜样，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说，现代工业世界不可能横空出世，我们依然生活在农耕世界。”

在新书《现代世界的诞生》中，英国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艾伦?麦克法兰教授充分表达出他对祖国的自豪。他斩钉截铁地指出，现代世界起源于英国，与其他欧洲国家无涉。他更花费15个章节，从战争、贸易、现代技术、文化、公民社会、婚姻家庭、游戏、语言、宗教等各方面举出种种生动例子，证明英国是当时惟一能发展现代性的国家，且在13世纪就已有之，而不是从19世纪的工业革命算起。而没有英国，也许现代社会会迟来两三百年，甚至永远不会到来，世界会往另一个方向发展。

2011年3到4月，麦克法兰应邀在清华大学国学院开设系列讲座“现代世界的诞生”，讲座共八次，每次95分钟。一年后，他在讲座基础上写成本书。也因此，在序言《致中国读者》中他指出：“虽然当前这本书基本上只谈英格兰而不及其他，但我是有的放矢，专为中国读者而写作的。”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回答一个未来问题：“中国是否要将、是否能够、或者是否应当沿着西方道路走下去，走向一种原子化的、各个领域分立的、个人主义的文明；中国又应当将自己的关联性文明保留多少为宜。”

艾伦?麦克法兰1941年出生于印度东北部的茶叶种植园，18岁回到英国接受高等教育，被作为未来要回到印度的“统治阶层”加以培养。但是，大英帝国在他求学过程中迅速衰败，这种变化令他对历史与英国国民性问题产生极大兴趣。

在牛津大学等高校先后获得历史学、人类学的硕士、博士学位后，他到剑桥大学任教，逐渐成为世界知名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他关注现代世界起源及特性之比较研究，主要研究区域为西欧、喜马拉雅地区与日本，有《日本镜中行》《绿色黄金：茶叶的故事》《历史共同体的重建》等著作，并成为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终身院士。

麦克法兰对中国的兴趣由来已久。上世纪中期，封闭的中国在西方人看来如同另一个星球，庞大、神秘，不得其门而入。1996年，早已到过亚洲多次的麦克法兰第一次进入中国，被眼前的景象大大震动：街上基本都是自行车，商店里买不到葡萄酒，医院肮脏拥挤，新的首都机场靠铁锨和手推车建设??但是，站在鼓楼上远望，他能数出80来个大小塔吊在操作。他意识到，变革正在来临。

此后，他一再重访。2013年9月，72岁的麦克法兰第11次来到中国，带着“毕生思考现代世界起源问题的集成”之作，期待中国读者能从中得到启示。

世界六大问题都可以从中国借鉴经验

财新《中国改革》：在序言《致中国读者》中，你提到这本书虽然只谈英格兰，却是专为中国读者而写作的。你对于中国和中国读者有什么期待？

麦克法兰：中国看起来很希望开拓一个全新的世界，因此更需要了解其他社会是如何经历类似阶段的――现代工业社会、快速城市化、科技进步、大国体系。英国是第一个工业化社会，所以向中国人解释英国在其道路中如何处理自己的问题颇有意义。当然这并非是说，眼前有一张蓝图，中国人必须像英国人一样做，而是说，我们当初是这样做的，或许你们有另一种做法，但你可以从我们的做法中汲取到一些经验。

财新《中国改革》：那么，东西方之间如何才能真正做到互相尊重、互相借鉴？你对尼泊尔和日本有多年研究，对此有怎样的心得？

麦克法兰：东西方必须互相尊重，不然我们都将灭亡。但这并不那么容易，因为东西方的基本理念、思维前设、深层逻辑各自在不同的道路上走了两三千年，直到不久前才渐有交会。要想深入到另一个文化体系内部，这可是一个人类学难题。我的观点是，首要的是互相理解，这之后才可能互相尊重与协作。

这当然需要卓绝的努力，就像我在做日本研究时曾经尝试的。拿日本的例子来说，我觉得我从未真正理解日本，尽管我曾写过一本关于他们的书。没有外人可以真正理解日本，日本人也恐怕无法真正理解他们自己以及世界其他文化。日本几乎是世界文明中最复杂和内向的一个。但中国相对简明一些，交朋友更容易，与中国人交谈也比较轻松。我在日本也有好朋友，但交流较为困难。中国人则显得更直接，不绕那么多圈子。所以我想，对于西方来说，要理解中国并不会太难。

在过去的百余年里，西方太轻视中国了。早期我们曾从中国学到了许多东西，不少伟大的发明都源于中国，但19世纪中期开始，西方并没有真正从中国汲取长处。然而，你们有太多东西可以提供。

财新《中国改革》：比如哪些方面？

麦克法兰：我正在为中国年轻学生写一本小书，今天早上还在想，目前世界面对的六大重要问题，每一个问题中国都可提供大量的经验。第一是国际关系和战争。西方一直以来咄咄逼人，四处入侵，打来打去。中国总体而言是一个和平的文明体，并且，在过去的150年中，中国几乎没有攻击任何人。所以，西方必须向中国学习和平的意识。

第二是生态和能源问题。西方生活在碳基能源建构的财富上，这是我们有工业革命的原因，但这不可持续，我们必须找到非碳基、可持续的新能源，而中国有史以来就没有借力于碳能源，而是借助比如风能、水能、人力，并且已经处于生态和可循环能源研究的前沿。

人口问题，世界最大的问题之一。西方人还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人口和世界的人口，但是，中国已经借助计划生育政策走出了伟大的一步。许多西方人经常批评这个政策，但他们忘了，这是世界上惟一能够在一代人时间内掌控人口的文明，而这是多么超凡惊人的事情。实际上，我们都应该对中国做的事情心怀感激，而中国应该对我们减缓人口增长的尝试予以鼓励。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维系一个庞大的社群，尤其当现代社会里传统的凝聚力――比如宗教、家庭――消失的时候。中国又一次让人印象深刻。在过去两三千年中，通过建构于考试体系的儒家教育、一以贯之的中文以及对中华文明的认同，中国人一直和谐地团结在一起。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将如此大的人群维系在一起，这是目前全世界都需要寻找的方法。

第五个问题，我们该以何等政治统治方式维系社会。现在西方一直仰仗民主制度运行。但是，民主是在英国发明出来的，那时我们仅有四五百万人。这个系统运作良好，因为你了解那些掌权的人，他们就来自你的社区，你可以投票赞成或反对。但是，当有12亿、13亿人口时，一人一票的民主是否还是一个可行的办法，这要重新考量了。它在印度就未见效，印度现在非常腐败，充满宿仇和争斗。美国在许多方面也不是民主制度，它的总统有太多的权力和太少的监督，大部分人觉得政治事不关己，又有强大的利益游说集团。美式民主是民主的最低限度。在很多事件中，民主看上去摇摇欲坠，时不时让人们觉得民主在倒退。比如，奥巴马最近说，我们有最古老的民主，他显然忘记了法国，也忘了杜鲁门时期――那几乎是一个希特勒式的法西斯政权。直到最近60年，美国也不算是真正的民主制，因为黑人还没有享受到同样的权利。而如果你看六七十年前的欧洲，英国是仅有的民主国家。所以，首先，真正完全的民主是很晚近的事情，其次，它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中国应该看看各种不同的体系，找出一个能将庞大社群维系起来的好方法。许多观察者确实在了解这些。因为2000多年来，皇权体系将中国维系得很好，现在的领导者必须慎之又慎，否则可能会四分五裂。你们需要一个很强大的体系，而引入民主必然要非常缓慢、非常谨慎，且要避免自下而上的模式。也许你们会发现最终的形态不是西方模式。一党制下的的议会民主有时也会给民众政治参与感。

最后一个大问题是世界的全球化和多元化。越来越多的文化体系正融合在一起。在我的国家有许多移民，美国或其他欧洲国家也有许多亚群体。关于这个问题中国同样有很多经验可传授，因为2000多年来它处理过多次边疆少数民族问题，且整体上说这些处理都谨慎且有效，既吸取了那些族群的文化传统，也很成功地把其他55个少数民族围绕汉民族结为一体。

良善的事都需要经历阵痛

财新《中国改革》：你认为在上述六个问题的应对上，中国都做得很好。但其中一些做法，并非没有争议。以人口控制为例，计划生育政策在控制人口的同时，带来了很大的社会问题，有人觉得它破坏了家庭的自然结构，而且对独生子女来说，养老的压力太大，成本太高。你如何看这个问题？

麦克法兰：确实它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男性比例高于女性、独生子女的高压力，但这是一个有效控制人口的政策，在那个阶段非常必要。中国人口增长太快了，毛泽东曾说马尔萨斯错了，但后来他改变了想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家庭都有五六个孩子，需要很强有力的政策才能控制这种情况。如果不这样做，中国人大概远没有现在这样幸福。

现在中国正在经历人口革命，大部分人由于受教育已经足够理智，他们之后如果可以自己做决定，也许会要两三个孩子，所以现在不需要那么强有力的独生子女政策了，你们正在缓慢地放开。我想这正是中国的高超技巧。这并不会带来突然的巨大增长，而是逐渐的上升。如果想要保持人口的平衡，你们或许需要的是，看看世界上人口控制的各种方法，它不仅通过控制孩子的数目实现，也通过不结婚或者结婚年龄延后来实现。比如日本，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结婚，人口停止了增长。中国也许会经历我们和法国经历的那些，一些家庭有两三个孩子，一些家庭没有孩子，从而达到人口的平衡。

财新《中国改革》：但是，许多被迫实行计划生育的父母非常懊悔，也有不少悲剧发生。

麦克法兰：没错，这确实很痛苦，但就如许多良善的事都需要经历阵痛。这是个人为共善作出的个体牺牲。如果它不由政府强力执行，民众也无法自发实现。这很难，你知道，印度也做了尝试，但没有见效。这就像在管控交通，个人的意愿与集体最优总是相对抗的，但只要人们感到规则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他们多少就会接受它。

财新《中国改革》：关于家庭文化，你书中的另一个例子也让我印象深刻，在英国，人们自然地接受父母对成年子女并不负有太多责任，子女也没有赡养父母的义务，这背后是彻底的个人主义文化与对个人财产权的法律保护。但是在中国，人们很难做到这样的分离。

麦克法兰：问题就在于每件事都与其他问题纠缠在一起。但正像老子所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所以，你只需开始第一步。我们就是这么过来的。你们的道路会有所不同，但最终目标仍是在政府与个人之间创造一个人们积极活动的社会。

就拿父母的例子来说，为什么中国社会能接受子女必须对父母负有赡养责任，原因之一是没有其他人可以照料父母。换句话说，大部分比较传统的社会没有完备的福利，但现在随着人们变得富裕，可能会转向福利国家。如果你知道你自己不照顾父母，他们会被政府的什么人照看，虽然不会像你照料得那么好，但也不会很糟，那你会安心很多。这会让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放松一些。但如果社会不充分富足，是无法建立起一个福利社会的。

这个部分非常有趣。我曾就英国家庭做了大量研究，我们的系统能够运作，是因为我们还在很小的时候就要离开父母，像我在书里写到的，去远方与陌生人生活在一起，在陌生的环境里受教育，成为竞争市场中的独立个体，再不回头。疗愈寂寞的办法是找一个合适的伴侣，夫妻关系替代了父母在亲密生活中的位置，变得更加重要。我知道中国的状况与日本很相似，子女对于孝顺父母有重大的责任，父母也觉得子女比自己的伴侣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