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龙：制度转型：路径锁定与路径突破

（兰州大学教育学院 兰州 730000）

摘要：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显示，后发国家的强政府是实现现代化赶超的前提条件，因为只有强政府才能纠正市场失灵，创造动态的比较优势。但强政府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必须保证自己不失灵，在当前国家主义意识形态软约束不断弱化，法制不健全的背景下，后发国家的威权政府纷纷失灵，双重失灵使经济发展更为困难，只有民主法制才能阻止政府失灵。然而，由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转型由于受利益集团的阻挠而形成路径依赖，单独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或诱致性制度变迁都难以有效突破，最后形成路径锁定。只有综合利用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手段，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发展公民社会，形成普遍价值观共识，突破利益集团的阻挠，顺利实现制度转型。

关键词： 制度转型 路径锁定 路径突破

JEL分类号：发展经济学，F061.3

一、制度转型面临的主要问题

自英国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以后，赶超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就成为其他后发国家的主要任务，研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赶超，摆脱不发达地位的学科就是发展经济学。经过几百年的现代化实践，一些后发国家成功地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但更多的后发国家并没有摆脱依附性发展地位，处于不发达状态，并且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愈拉愈大，这种差距已经从量的差距变成质的差距，难以逾越。在总结各赶超战略得失经验，吸收可持续发展思想与后现代思潮，并与主流经济学逐步融合后，发展经济学获得了长足发展，逐步摆脱边缘地位，越来越多的发展经济学家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其表现。在全球新自由主义受挫，西方福利体制逐步瓦解，凯尔斯主义逐渐失灵，后发国家的发展遭遇严重挫折的今天，继续研究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就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

对于发展问题，随着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经济学家获得越来越多的共识。在发展目标上，从片面的经济发展到经济、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全面发展，从国家主义的发展观过渡到人本主义的发展观，强调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个人幸福度的提高，个人自由的扩展，个人权力的增加。在发展要素问题上，发展经济学家从单一要素论发展到多元要素论，由资源到资本，由有形的物质资本到无形的人力资本，由资本到技术，由技术到制度，由制度到文化，其认识不断深入。在发展战略问题上，由进口替代、出口导向到出口替代，得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保护贸易与自由贸易的关系是发展的关键问题。应该说，在发展的目标与发展要素问题上，发展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基本一致，在发展经济学家内部也较少分歧，但在发展战略问题上，发展经济学与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分歧却非常大，前者尊奉政府干预，后者信奉市场调节，因此发展经济学家普遍喜欢东亚模式，而新自由主义者推崇智利模式。

然后，无论是东亚模式还是智利模式都已经不可复制，因为成就东亚模式与智利模式的国内外环境已经不复存在，就像当年德国模式、苏联模式不可复制一样，后来模仿东亚模式的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并没有获得同样的成功，大多陷入腐败的深渊而难以自拔，而模仿智利模式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南美诸国，则出现政局动荡，逆工业化问题，经济发展迟缓。因此，没有任何一种模式是普遍适用的，它们都存在于特定的时代、国内外背景中。然而，如果发展经济学仅仅停留在研究个别发展问题，并且这些经验没有普遍性意义，那么发展经济学科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发展经济学之所以还能够长期存在并不断发展，就在于它能总结出一些普适性的经验，能够为后发国家的发展提供借鉴。其实，发展经济学在总结各国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得出了一些基本结论，如后发国家的经济赶超必须处理好动态的比较优势与静态的比较优势、平衡发展与非平衡发展、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之间的关系，在这三者之中，政府与市场关系成为关键，它直接影响到发展机会的均等，社会贫富差距，发展战略的实施。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市场先天性地存在着失灵问题，必须依靠政府进行纠正，比如垄断、环境保护、宏观调控、基础研究、分配、教育投入等公共利益的维护与公共产品的提供，都必须依靠政府进行调节，因此，一个强有力，廉洁的政府有利于纠正市场失灵，实现经济的平稳发展。从历史看，无论是已经崛起的德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还是曾经崛起的苏联，都存在一个强政府，而凯恩斯主义的实施也必须有一个强政府。然而，政府由人组成，人作为一种高级动物，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必然存在着天然的自利、寻租冲动，不加制约必然会导致腐败横行，导致机会严重不均等，激化社会矛盾，使现代化毁于一旦，这在第三世界国家非常常见。与市场失灵相似，经济学把政府的这种失控称为政府失灵，要使政府发挥必要的社会作用，就必须先制约政府失灵。从历史经验看，阻止政府失灵的主要手段主要有硬约束和软约束两种，硬约束主要是民主法制制度，软约束包括强烈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价值观以及其他有利的社会资本。一般来说，发达国家主要依靠硬约束制约政府失灵，发展中国家主要依靠软约束制约政府失灵，硬约束比较正式，持久，软约束比较无形，易变，因此，在软约束逐步消解的情况下，硬约束的适时建立能够有效弥补社会资本的不足，保证政府的硬度。

对于当前的世界来说，依据政府与市场的组合，可以分为四类国家，第一类是强政府与强市场，西方发达国家基本如此，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比较少；第二类是强政府与弱市场，东欧转轨国家基本如此，通过休克疗法，政治体制转型基本完成，但市场经济依然有待进一步完善；第三类是弱政府与强市场，这在新兴工业化国家比较普遍，主要的原因是制度的路径依赖使制度转型慢于经济转型，市场化快于民主化进程；最后一类是弱政府与弱市场，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相互交织，社会发展停滞，这在非洲，拉美一些低度发展的国家非常普遍。第一类国家已经实现现代化，正在迈向后工业化社会，第二类国家已经基本转型成功，现代化不可逆转；第三类国家才是发展经济学家与本文讨论的重点，他们处于制度转型的关键期，如果不能尽快实现制度的现代化转型，政府失灵的加重可能使这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导致现代化功亏一篑。第四类国家很多还处于工业化的初始阶段，经济、文化落后，资源贫乏，生态恶劣、人口膨胀，国家意识薄弱，阶层、族群冲突严重，离现代化的基本要求都有一段距离，日益边缘化，已经无力内生现代化。

对于现代化转型的模式，随着苏联的崩溃，法西斯主义的没落，印尼的瓦解，泰国、马来西亚威权政府的动荡，新加坡的渐进民主化，传统发展模式都已经式微，韩国、中国台湾、中欧民主化转型的成功则进一步证明只有民主市场体制才能保证现代化的成功。因为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传统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价值观日趋瓦解，个人主义与消费主义价值观成为主流，使维持威权体制的社会资本不断销蚀，软约束进一步弱化，导致政府失灵日益严重，只有通过民主法制建立新的硬约束机制，我们才能制约日益泛滥的政府失灵。然而，在如何实现制度转型上，发展经济学家陷入深刻的分歧：一些人主张文化启蒙优先，他们认为，只有启蒙，我们才能超越小集团利益、部族主义价值观，使整个社会获得超越性价值共识，这一方面有利于促进公民社会的复兴，打破利益集团对于权力的垄断，实现权力的分享与制衡；超越性价值共识也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与妥协，为民主协商提供基础，以防止社会转型陷入小集团控制的城头变幻大王旗式的传统专制循环，实现社会的实质性进步；并且，只有文化启蒙，民主体制才能获得文化支撑，防止民主走向形式化。另一些人则主张制度改革优先，他们从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理论和布尔迪厄的文化与精英复制理论、列宁的国家理论吸取灵感，认为制度转型存在路径依赖，利益集团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和利益，会对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实行控制，并把有利于本集团统治的意识形态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打压市民社会的发展，使文化启蒙难以实现，因此，只有先进行制度改革，才能有文化启蒙。应该说，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没有文化启蒙，就不会有实质性的社会进步，民主法治就不可能变成现实，现代化转型就不能成功；但没有制度改革，也就不会有文化启蒙；但制度改革需要利益集团价值观的改变，为整体社会利益放弃小集团的垄断利益，这与经济人、理性人假设相违背，在没有文化启蒙的情况下，统治者很难有这种变革的冲动。这样，制度转型就陷入了怪圈：没有文化启蒙，就没有制度改革，没有制度改革，也就没有文化启蒙，二者相互牵制，使旧制度改革困难重重，形成严重的路径依赖。[1]制度改革的困难使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而市民社会的不发达使各阶层难以达成共识，最后社会出现爆炸式革命，形成路径锁定，使和平的改革难以实现。爆炸式革命由于缺乏文化启蒙形成的社会共识支撑，最终结果是新“王朝”的建立，而整个社会结构依旧，在新的路径依赖与路径锁定基础上不断治乱循环，使现代化转型遥遥无期。

二、制度转型的模式比较

由于制度转型存在着严重的路径依赖与路径锁定倾向，因此，研究如何打破制度转型的路径依赖与路径锁定，顺利实现制度的变迁，不断推进制度的现代化就成为学者们的重要任务。经过长期的研究，学者们基本总结出制度变迁的基本模式主要有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这两种模式各有千秋，分别适用于不同背景下不同国家的制度变迁，并且，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并非各自单独地发生作用，更多的时候是两种因素共同作用推进制度变迁。

学者们最先研究的是诱致性制度变迁，这主要是由于第一批现代化国家英国、美国与法国的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尽管这些国家也曾今发生过革命，但革命的前提都是启蒙，并且制度的完善是一个不断渐进修改的过程，特别是美国、英国的现代化渐进特征更为明显。另外，从历史发展的逻辑看，突变毕竟只是特例，渐进变革才是常数，历史就是通过不断的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并且，相对而言，人们更喜欢渐进式变革，因为渐进式变革可以形成共赢格局，社会矛盾在长时间段内释放也能减轻社会震荡，既保证了发展的连续性也保证了发展的跳跃性，使社会避免了过度的张力，保持了相对和谐。由于诱致性制度变迁基本属于渐进式制度变迁，主要由统治阶级采取和平的方式进行，因此，诱致性制度变迁更受学者们亲睐。诱致性制度变迁实际借用了自然学科的自组织理论，它把国家看做一个组织，组织内外部环境的变迁会导致组织自动地进行适应性变革，以避免被淘汰的命运，通过点滴的制度变迁的累积，组织最终会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这从西方社会民主体制、市场体制的渐进完善中可以看出。诱致性制度变迁因素可以是自然界，国际局势的偶然的重大变化造成，比如欧洲15世纪黑死病的蔓延，导致人口大量减少，人均耕地的增加，地主与农民地位的相对变化，工资的上涨，刺激了国内消费，接下来新航路的开辟，美洲的发现，进一步刺激欧洲的生产，导致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开发，运河，新能源的开发，国际分工的细化和扩大化。诱致性制度变迁也可能是国内各阶层实力发生变化导致权力重新分配的结果，工业化的发展导致英国资本阶级与新贵族力量的壮大，他们要求打破封建统治阶级的权力垄断，限制王权，重新划分选区，增加自己代表的比例。工业化也导致中产阶级，蓝领工人队伍的壮大，妇女的觉醒，导致权力分配的进一步分散，而教育的发展进一步巩固了民主，使社会共识增多。诱致性制度变迁也可能是外部压力或技术进步造成的结果，技术进步改变了国内的阶层结构，生产关系，也必然会引起上层建筑的变迁，因此在这个角度上，马克思说石器时代产生的是原始社会，青铜器时代产生的是奴隶社会，铁器时代产生的是封建社会，蒸汽时代产生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依此我们也可以说信息时代产生的是后工业社会，不同社会形态其社会制度也必然会发生相应变迁。由外部压力导致的制度变迁更为常见，制度由于路径依赖，一般有强大的动力维持原状，但外部压力大到可能威胁到统治的巩固时候，统治阶层就会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外部挑战，进行应激性制度变迁，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名著《历史研究》中提出的刺激-反应理论就是这个道理，只有那些有效地进行制度调整，化解了外部威胁的组织才能生存下来，否则就可能在竞争中被淘汰。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导致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原因很多，但其共同特点是渐进性，适应性，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时间的点滴改良才能取得比较明显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