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启贵：中国经济“慢”增长的多维观察

摘要：近期，党和政府反复强调“稳中求进”，为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勒紧了缰绳，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慢”下来的中国经济不再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甚至可能成为常态。我们要用辩证思维和多维视角深刻理解经济的“慢”增长，将中央的科学决策转化为推动科学发展的巨大动力，有效地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办好实事，提升活力，促进国民经济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

关键词：经济增长 稳中求进 观察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地刷新着奇迹，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78年的3645亿增长到2011年的471564亿，实现了年均9.9%的增长，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2010年，中国的GDP跃升到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这样的高速增长已经成为中国呈现给世界的一张强有力的名片，尤其是在世界经济深陷金融危机的2009年，中国以9.2%的增长率引领世界各国走出泥沼。但是，在中国几十年如一日“经济狂飙”的背后，各种隐忧也慢慢浮现出来。近期，党和政府反复强调“稳中求进”，为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勒紧了缰绳，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慢”下来的中国经济不再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甚至可能成为常态。这种剧烈转变自然会诱发关于中国经济社会是否真的需要“慢”下来的思考。

视角之一：政治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在显著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条件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政治和社会问题，如腐败案件不断、收入差距扩大、道德滑坡等，这些问题都在有形无形地侵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公信力。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总结我们党执政55年来的历史经验时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背后隐藏的逻辑是经济发展归功于政局稳定，而经济停滞不前或者“慢”增长则很可能归结于政府执政能力不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各地方政府为了避免被认为是失职，都在努力追求高增长。著名政治学家享廷顿认为：“把合法性建立在政绩基础之上的努力产生了可以被称作政绩困局的东西，由于它们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政绩的标准之上，威权政权如果不能有好的政绩，将失去合法性，如果政绩好了，也将失去合法性。”①合法性虽然需要一定的政绩，或者说是经济增长的支持，但是合法性绝对不会和政绩一一对等。自2008年以来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就是最确凿的证据，虽然很多地方的经济增长率近年来依然很高，但是人民的不满情绪却在不断累积，并以群体性事件为突破口向政府和社会宣泄不满。这也印证了合法性并不由经济增长内生决定，因而政府完全没有必要为了获得所谓的执政合法性而不顾实际地追求快速发展。整个社会也应该抛弃唯经济快速增长是从的逻辑，放下对高增长率的偏爱，而更加注重人民的满意度，也即更加注重以人为本这一执政基础。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过去简单依靠投资和出口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在使人民群众达到基本的生活要求之后，是不能继续满足人民群众共享更多经济增长利益的诉求的。因而，这种经济增长方式虽然在过去符合现状，却显然不再适合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交织的国际大背景下的中国。当下的中国社会需要的是一种可持续为人民群众带来切身利益的增长模式。这种模式因为要分配更多的经济增量好处给劳动人口，导致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以比现在的增长速度要慢，但是却符合科学发展观精神。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为广大的人民群众带来了切实的好处，这种好处不是简单的基础设施建设或者大量出口所能带来的，而是从根本上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实现扩大内需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因此，一个“慢”的而不是“快”的社会更可能分配给人民群众以利益，从而产生一个更和谐稳定的社会。

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并不需要一个高于10%的增长率作为其执政合法性的基础，最为根本和重要的是人民群众的满意程度。经济的快速增长既非人民满意的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百姓的满意感和幸福感才是执政基础的充要条件。因此，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更需要注重的是人民的满意程度，也就是要让尽可能广泛的人民群众享受到经济增长的好处，这需要的是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这样的转变因为伴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不可避免导致经济放慢。这种放慢的阵痛并不意味着经济的退化，反而预示着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从政治逻辑上来讲，一个“慢”的中国社会可能远比“快”的中国社会更适合当下的中国。

视角之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古往今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向来是历代朝廷想要着重解决的问题。从先秦的“郡县制”到元代的“行省制”，历代均在此问题上有所突破却又没有根本解决。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实行的是单一制，因而形成了一种条块结合的治理格局。具体而言，中央政府通过垂直与平行的两个权力系统对国家进行管理。垂直的权力系统就是由中央和省直接管理的纵向政权组织，就是通常所说的“条”，其特征是上下垂直管理。而平行的权力系统就是以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管理的横向政权组织，就是通常所说的“块”，其特征是横向的平行管理。但是，对于地方政府官员来说，纵向的约束远比横向的大，因为他们的晋升与否往往取决于上级的态度和意见。虽然政府公共服务的对象――民众和企业――是最有资格和能力来评价与监督政府的主体，但是地方政府官员依然可能漠视他们具体的利益诉求。最终的结果就是，地方政府官员的取向因为政绩考核与晋升激励机制而完全演变成对上负责。在这对上负责之中，虽然政府的职责是多维度和多任务的，但政绩考核体系的核心是诸如GDP总量及其增长速度等可衡量与可观察的经济指标。因而，政府官员会将全部精力集中在可测度的GDP的总量及其增长速度上，而放弃那些十分重要却不可测度的任务。但凡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事，政府就会大力投入去做，而那些对GDP增长没有巨大贡献但能提高公众生活质量的民生事业，诸如医疗、社会保障等，地方政府往往缺乏投入的动力与兴趣。

有的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政绩，甚至敢于干扰统计工作，篡改统计数字。近年来，屡屡出现地方生产总值之和大于国家统计局核算的GDP总量的情况，例如，2009年省区市GDP之和比全国多2.68万亿元，2010年省区市GDP之和比全国多3.2万亿元，可能就有人为因素。不过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和政府改革的逐步推进，以GDP为中心的增长方式正在向“包容性”增长转变。包括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水平、就业、社会保障、教育、文化、环保、生态保护、医疗卫生、社会秩序、信用、法治环境的改善等一系列要素在内的新型考核体系给予了地方政府新的激励，使得他们不再单纯为了GDP和财政收入的提高而采取各种短视政策。过去为了追求在3～5年内任期的经济增长而推行的“短平快”项目、在产业结构选择上以工业为主导的路径逐渐不再会被地方政府采纳。

在中央对地方新的政绩考核制度下，居民就业、医疗与收入等民生指标将被前所未有地重视。那么在GDP增长不再成为官员升迁的必要条件时，那些依靠压低劳动力价格、降低社会福利成本，依靠投入而不是创新来提高经济利润的手段必然会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集约型发展。所谓的集约型发展模式指的是依靠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使用效率，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通过提高资金、设备、原材料的利用率而实现的增长。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质是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效益为核心。而在经济由粗放无序式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的过渡过程中，各实体部门需要磨合，这个转变过程如同新车发动机需要磨合一样，会带来效率的损失，也会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但这种影响不可避免。因此，在整个中国经济因为政绩考核标准改变而引发经济增长模式变更的过程中，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是不可避免的。既然不可避免，那么就应该坦然接受经济增长变慢这个事实。

视角之三：“三驾马车”的动力

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尤以投资和出口的贡献最大。现阶段，中国经济由于美国金融危机和房地产调控等因素的影响，投资与出口都不乐观，经济增速同比下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出口增速的放缓与投资规模的缩小还将持续，整个中国经济因而将从发展的快速道转向慢速道。

第一，未来投资增长速度下降的可能性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投资率逐步上升，1978～1990年平均为35.45%，1991～2000年平均为37.8%，2001～2010年平均为42.33%。特别是2001年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快推进，以及房地产市场的逐步升温，投资率上升较快，2008～2010年分别为43.9%，47.5%、48.6%，2006～2010年平均为44.7%。从2008年的国家统计数据中47.5%的投资贡献率远高于逐步下降的43.5%的消费贡献率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属于投资驱动型。更有甚者，在美国金融危机的2009年，我国的投资贡献率达到91.5%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09年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投资拉动的。而这样一个明显高于金砖四国平均水平的投资贡献率也带来了宏观经济失衡的隐忧。

在基础配套设施还不完善的改革开放初期，大量的投资确实对经济起到了正面刺激的作用。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巨额的投资开始使得经济偏离正常增长而走向过热。尤其是在政府热衷于招商引资的前提下，各地方争相发展类似的产业造成产能过剩。同时基础设施建设严重超前于经济发展，资金紧张以及高铁事故等因素都使得基础建设投资减速。更为突出的是，在房价成为生活中“难以承受之重”后，国家对房地产行业进行了严厉的调控。从目前国家希望房价合理回归的意图来看，房地产调控政策短期内不会放松，那么固定投资中的房地产建设投资会继续放缓。数据显示，今年1～5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20.1%，创出2003年以来新低③。而2008年的4万亿投资之后，国家再继续进行大量投资的空间已很小，对投资的综合效果是增长将显著放缓，也即整个中国社会将迈入一个“慢”阶段。

第二，出口增速趋缓。长期以来中国的汇率受到管制，为了出口创汇，汇率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相对贬值的状态，这就导致了大量企业有动机出口，同时国家为出口企业制订的各种优惠措施也降低了企业的成本，这就更进一步地激励了企业出口。从国家的外汇余额来看，中国人民银行今年3月末的外汇储备余额达到33050亿美元，这说明中国在加入WTO后的贸易政策确实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在外贸不断发展和深化的同时，中国与主要出口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也愈演愈烈。

随着欧洲各国深陷债务危机，中国对欧洲的出口额呈现下降趋势，其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从2008年的20.50%下降到2011年的18.74%;美国还在次贷危机的泥沼中挣扎，因而中国出口美国的占比也从2000年的20.92%下降到2011年的17.08%。这些数据都表明，中国的对欧美等主要国家的出口在缓慢下行，而疲软的出口势必影响到经济增长。

在国内通胀压力明显以及国际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不止的情况下，人民币在2012年继续升值，并于最近达到6.29的新高，这导致出口企业的价格优势在缩小，与此同时，国内的通胀又导致劳动力成本攀升，这种双向挤压使得出口企业的盈利情况迅速恶化，最终使得中国出口的产品不再具有以往的价格优势，进而导致出口的增速放缓。

第三，消费乏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消费率呈下降趋势，1978～1990年平均为64.86%，1991～2000年平均为60.16%，2001～2010年平均为52.94%。2007～2010年消费率低于50%，分别为49.5%、48.4%、48.2%、47.4%，2006～2010年平均为48.88%④。与世界消费率平均水平比较，中国的消费率不仅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根据世界银行资料，2000年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5.3%，其中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消费率分别为77%、74%和78%。同期，我国消费率为60.16%。从较长时期的平均水平看，中国消费率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幅度更大。20世纪90年代，世界平均消费率约为79%，而我国仅为59.4%，相差近20个百分点⑤。

中国消费率偏低有多方面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