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民主化的中国模式

民主的普世性和特殊性

最近几年，在有关民主化方面，中国国内知识界有很大的争论。两年前，中共十七大报告把民主政治提高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并且至少在理论上确立了中国民主化的路线图，那就是要用党内民主来推动社会民主（或者人民民主）的发展。但在社会层面，中国的知识界则开始反思西方民主。这里先来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这场争论出现两种倾向性。一些人强调，民主具有普世价值，民主是一种值得追求的政治价值。另一方面，很多学者认为民主不具有普世性。很多争论把民主视为是西方的产物，相信西方要通过向非西方国家扩展民主来制约其他国家各方面的发展。这种倾向性显然表现在最近几年由美国主导的“颜色革命”运动中。因此，西方向中国推销民主也是为了制约中国，永远弱化中国。一些人把很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民主危机等同为民主本身的危机，开始怀疑民主政治本身的价值。不难看出这一波对西方民主的反思实质上是反对中国政治本身的民主化。既然民主属于西方，那么民主化就是西方化。既然民主是西方掌控和弱化非西方国家的有效手段，那么反民主化就可以得到合理的根据。

我觉得，反思民主的起点还是应当回到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发动第一波思想解放运动时所秉持的原则，那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考察民主要从经验面出发，而不能把民主作为一种纯价值。从经验上看，民主政治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民主政治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效果。很容易看到凡是民主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社会也比较发达。或者说，在民主社会，经济社会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并且经济发展比较平稳和持续。这尤其表现在北美和欧洲，亚洲的日本和韩国等。

在实行民主的国家和地区，政治也比较稳定。民主政治的构架往往通过各种利益的妥协和协调而得到建立。一旦制度结构形成，不管发生怎样的社会和政治纠纷，总体政治制度不会被动摇。就是说民主政治具有比较强的消化社会经济矛盾的能力。同时，尽管在民主政治下也会发生腐败，但一般来说，不难看到，在民主政治发达的国家较之非民主政治清廉，少腐败。

但同时，也有很多经验表明，民主也往往和一个国家的积弱有关联。不好的民主可能是一种最坏的政体。在亚非拉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往往与内部长期的政治和社会冲突共存。政治人物专注于政治斗争，腐败毫无休止，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长期低下，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在那些地方，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无序的代名词，变成了人民的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亚洲民主近年来的危机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民主在发达国家具有巨大的政治优势，但在不发达国家往往表现为政治劣势。这两种情况的共存说明了什么?它首先说明了民主在从西方向非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但是人们不应当把民主在扩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等同于民主政治本身的问题。较之所有其他形式的政治制度，民主政治本身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民主政治本身是一个开放的政体，受制于外在环境的变化。冷战以后，随着传统政党和意识形态的衰落，西方民主政治正经受着各种挑战。从各方面来看，即使西方民主制度本身也在与时俱进，在不断改变自身。例如当很多年轻的选民不再对传统的政党感兴趣的时候，各种非政府组织就应运而生。从组织到意识形态，从选区划分到选举方式，西方民主也在不断调整自身。这里要强调的是，民主是从西方向非西方国家发展的，这并不是说民主只属于西方。好像工业化。工业化最先发生在西方，但不能说工业化属于西方的。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出现了问题主要是那里的激进民主化所致。民主政治的良好运作需要方方面面的制度和基础设施，也需要相当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民主出现了问题是因为那里的民主要么是由外力促成，如通过西方殖民主义或者其他输出形式，要么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精英不管本地的社会经济和制度条件，盲目地引进民主制度。

也就是说，民主政治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所产生的负面效果或者失败并不是因为民主政治本身，而是因为民主政治的产生和发展的路径和支持条件。从另一个侧面来说，民主尽管产生在西方并且从西方扩展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但民主并不是西方的特殊品。即使人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民主，也不是同时发生的。在西方，民主也有先发展国家和后发展国家之分。但在西方，人们从来就没有所谓“法国化”“英国化” “德国化”或者“美国化”之说。即使当民主扩展到前苏联东欧国家的过程中，也没有“西方化”的说法。同时，在民主发展得好的国家，人们也没有热衷于讨论模式问题。问题很简单，民主成功的国家都是把民主基于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和文化环境中。正因为这样，民主政治可以说一国一模式。或者说，民主没有原版，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文化和经济社会条件来发展民主政治，但民主政治却有“山寨版”，它指的是那些受美国影响过大而忽视本身条件的民主，多存在于发展中国家。

民主在亚洲的传播和发展从一开始就充满着价值的冲突。近代亚洲思想史上最大的一个误区就是把近代化、现代化和民主化这些从西方开始实践继而扩展到亚洲的发展过程等同于“西化”。尽管这种等式在日本和中国都非常盛行，但到了中国“西化”更具有了政治道德含义。因为中西方文化传统的不同，这种等式的产生并不难理解，但同时这种等式在中国成为了各方面进步的一大障碍。

民主政治之所以能够一波接着一波得到传播，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西方的强力推行。如上所说，通过强行推行的民主很少有成功的例子。民主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的需要。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就会产生政治变革的要求，尤其是民主政治的要求。凡是具有了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国家和地区，民主政治就会有很大的成功机会。不难观察到，市场经济、民主和法治这些制度体系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有说服力的理由把市场经济、民主和法治等和“西方化”等同起来。说的更明确一些，民主是任何一个国家本身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而非“西化”的产物。

把民主化等同于“西化”的另一个恶果就是误导人们对民主的理解。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很多人看不到民主政治的本质，而只是简单和机械地聚焦于西方的一些制度表现形式，如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等。民主政治具有不同的制度表现形式，几乎是一国一个制度。制度表现形式很重要，但不是本质性的东西。民主政治的本质是竞争、透明、参与和政治责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政治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因为这些本质上的东西最合乎人性，能够体现这些本质的政治制度也因此为人们所向往。

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在后

民主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是普世的。但民主又必须落实到具体的文化背景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又是特殊的。要在特殊的文化背景下建设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就是要为民主政治建设一整套基础国家制度。

在海内外，人们一般简单地把民主政治理解为自上而下的选举和多党制。这只是对西方民主政治的一种简单概括，是对发展结果的概括，而不是对民主发展过程的总结，更不能说明民主发展的多种途径和民主政治的多样性的可能性。自上而下的选举是社会民主的重要部分，但不是民主政治的全部。这里要强调的是，民主的本质不是政党的数量。两党制的民主和三党、四党甚至更多党派的民主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同样，一党制或者一党独大（例如日本和新加坡）之内也可发生竞争。竞争的品质取决于有助于民主运作的国家制度。

从世界范围来看，任何有效的民主政治必须建立在有效的现代国家制度之上。我曾经论述过，以民主政治为界，现代国家制度的建设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制度必须在民主化发生之前建立，一旦民主政治发生，这类制度就很难得到建立或者根本没有机会得到建立。第二类制度在民主政治发生前建立，但在民主化之后会发生变化。第三类制度则必须在民主化之后建立。第一类制度是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任何国家，如果没有这些制度，就不能称之为现代国家，包括国防、外交、法律、税收、财政、金融、中央地方关系、医疗保险、社会福利、教育等等。在发达民主国家，这些基本制度都是在民主制度发生之前建立，其中的有些制度在民主化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后发展中国家，要建立有效的制度并不容易。一些国家民主化已经发生多年，但这些基本现代国家制度仍未建立。一个国家可以是民主的，但未必能够强大起来。如果有了这些基本国家制度，民主经常是个整合因素，但如果没有这些制度，民主经常成为分化力量。而第三类制度如民主选举等必须在民主化发生之后才会有很大的发展。但即使是这类制度，如果民主化之前并不存在一定的制度和规则，民主化很可能就是一个混乱的过程。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一直主张，中国需要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政治建设在后。国家制度要通过各种改革来得到建设。中国从改革开放到本世纪初，是经济改革为主，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为辅。90年代政府工作的重点在经济改革。这一时期，中国取得了很大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制度建设成就，基本市场制度已经确立，但代价也是很大的，包括环境恶化、收入差异过大、社会道德衰落和官员腐败等等。这样的情况如果不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那么不仅中国的经济发展会变得不可持续，社会稳定也会成为很大的问题。当然，这些也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不确定性”表现出很大的担忧，因而中国也面临着巨大的国际压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十七大就有分水岭的意义。这并不是说十七大所提倡的改革和以往没有任何关系，而是说十七大确定了新的改革模式，这个模式和以往的模式不同，但目标是一样的。中共十六大正式提出建设小康社会，十七大提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这是个继续。但是十七大还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这是个转变点。小康社会必须通过继续的经济改革来取得，没有继续的发展，总体社会发展水平就会停滞不前，说不定还会退回到贫穷社会主义。所以十七大提出发展还是第一要务。

十七大尽管强调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但和谐社会概念的确立，标志着社会改革正式成为头等议程。社会改革一方面要纠正从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经济发展变得更具有可持续性，因此是深化经济改革；另一方面，社会改革也要为将来的主体政治改革创造条件。任何一个有效的民主政治必须具备有效的社会政治基础设施，包括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教育和环保等等方面，这个设施是通过社会改革来实现的。

如果说在经济改革阶段，政府的权力主要建立在推动经济发展从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基础上，那么在社会改革阶段，这个权力基础将转移到主要向社会提供政府服务上，就是说由发展型政府转型到服务型政府。实际上，随着政府公司化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和社会冲突的增加，服务型政府的社会诉求已经凸现。

社会的改革意味着基本国家制度的建设。这些方面的基本国家制度非常重要。中央政府必须承担建设国家层面的制度的责任，不能把责任推给地方。如果中国不能建立这些可以提供现代国家服务的制度，那么就很难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很自然，无论是向服务型政府转型还是建立现代社会制度，都必须通过政治改革来进行。但这里的政治改革显然并不是指选举政治，选举政治是无法建立这些制度的。这些制度的建成往往是通过自下而上的压力和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

社会改革的成功不仅可以为下一步主体政治改革提供基础，而且也是一种民主化的动力。西方国家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早期的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成分的资本主义，都是通过社会改革得到实现的，而社会改革的动力则来自社会本身。尽管中国不会原封不动地重复西方经验，但从现在的发展趋势来看，也不可避免要走这一过程。

这里必须重视的是中国近年来的改革疲乏现象。中国各级政府官员也一直在大唱改革，更不乏雄心壮志，但一旦表达于政策和行动层面，则很难见到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实际上，就改革本身而言，在很多方面，很多人的感觉是目前已经陷于泥潭。方方面面的改革，比如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变和规制型政府建设、以发展民生经济为核心的经济结构调整、医疗保险、社会保障、教育改革、环境友好型社会等等改革，谈了很多年了，但一直进展不大或者止步不前。

在推进社会改革方面，最重要的是要建设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国传统国家数千年的历史从来就没有解决好中央地方关系。皇帝是统而不治，中央权力到达不了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