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中国面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解构：本质、挑战与对策

一、绪论

2010年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4481美元。①按照世界银行的最新划分标准，中国已经进入了上中等收入水平。②如果按照改革开放30年的平均增长率9.8%③计算，这一指标将于2021年达到12532美元，历时11年达到高收入水平，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当年跨越上中等收入水平的时间相当。即使按照亚洲20年来的平均经济增长率6.7%④计算，中国的人均GDP也将于2026年达到12648美元，历时16年，与葡萄牙的跨越情况相当。⑤因此，从统计意义上看，中国经济跨过中等收入水平并非难事。但是，自从中国跨越“贫困陷阱”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开始，决策者及学者们就开始关注中国是否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那么，为何中国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在统计上将是毫无悬念的事，在现实中却会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和担忧？我们认为，原因在于两个方面：第一，“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本身并非仅局限于统计意义上，一国的收入水平是否快速超过某个标准，而是反映了更深刻的本质内涵。第二，中国虽然已经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但靠资源投入为主的增长方式显然没有可持续性，经济发展方式在长期来看必须转变为依靠技术进步为主。然而，当前中国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社会经济结构转变以及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所面临的诸多新挑战，直接影响了未来的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从而可能使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不继续推进体制改革，就不能成功调整社会经济结构，进而不能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目标。

我们认为，更深入地揭示“中等收入陷阱”本质是分析中国应对之道的关键。本文正是试图在“中等收入陷阱”本质的因果逻辑关系的基础上，构建出这个问题的分析框架，并将中国现实与之进行比对，最后系统性地提出中国的应对之策。

二、“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研究现状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在经济起飞过程中被称之为“进步时代”，同时也是“最坏的时代”，曾经出现过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政治腐败十分普遍、阶级矛盾冲突的现象。其他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也有类似的过程。⑥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为此命名为“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⑦

国外文献讨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时主要提及很多拉丁美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阿根廷及一些东亚国家的马来西亚和泰国就属于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较早的国家，但也一直没有逃脱中等收入陷阱。而对中国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论述主要是在分析东亚国家，如马来西亚、越南、缅甸等。如Wing Thye Woo(2009)在分析马来西亚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时，指出其原因是马来西亚仍然在1970年制定的新经济政策(The New Economic Policy)下实施经济增长计划，因为没有与知识导向的经济增长(Knowledge-led Growth)方式配合，导致马来西亚的私人投资由1995年的32.7%下降到2007年的6.3%；新经济政策过于注重收入分配而没有足够重视增加收入，使得人力资源的流动受阻，为此他认为政府必须在许多领域实施从头到脚的改革(Root-and-branch Reform)，向知识导向的经济增长转型。⑧而Kenichi Ohno(2009)总体分析了东亚国家，尤其是马来西亚、泰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事实，认为越南已经到达了必须通过提升内部价值才能进一步提高收入的关键点，通过技能和技术创造内部价值的工业化是最重要的；为此还提出越南应该与日本政府和商业方面开展合作的建议。⑨

国内文献讨论“中等收入陷阱”时，大多从分析一般现象开始，之后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本质的看法，最后再以此提出政策建议。还有的学者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进行系统化的理论构建。

1. “中等收入陷阱”的现象描述。胡鞍钢(2010)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现象可用十个关键词描绘：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⑩高伟(2010)指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主要由于以下几个原因：收入差距过大；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金融体系脆弱；劳动力转移困难；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11)

2.“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分析。在经济效率层面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本质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问题，这几乎已经成为学者们的共识。例如，王小广(2010)认为，3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使我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但现有发展模式在新的国内外经济环境难以继续发挥作用。唯一的出路就是转变发展模式，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12)马克(2010)指出，对于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心，实际上是对中国经济转型或者发展方式转型能否顺利实现的担心。(13)刘伟(2011)认为，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中国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自身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就有可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导致经济增长放缓或停滞。(14)

在社会经济结构层面，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进行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核心被归结为需求结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要素供给结构、二元经济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等方面。

需求结构调整方面，周学(2012)指出，我国不仅进入了中等收入水平，而且正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高潮。但在这一关键时期，遇到了主导消费需求―住房需求不足的阻碍和困扰。(15)

产业结构调整方面，马晓河(2010)不仅强调需求结构调整，而且还强调在此基础上的产业结构的升级。他认为，中国能否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关键是要看其经济结构特别是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能否顺利实现调整和升级。(16)

收入分配结构方面，蔡(2007)指出，中国未来面对收入差距扩大的挑战，防止陷入“低中等收入陷阱”，应加强就业与公平效率的统一，以推动公平再分配的切入点，根据中国国情制定正确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改善收入分配，超越“低中等收入陷阱”。(17)陈景武(2010)认为，处理好再分配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及不同阶层差距，进一步促进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中国将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并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18)

要素供给结构方面，主要是对劳动和资本要素供给结构的转变的探讨。张茉楠(2010)认为，中国能否通过劳动力结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对外经济结构等增长格局的调整和结构转换，跨越难以逾越的“中等收入陷阱”，将是中国真正迈向经济发展更高阶段的关键。(19)马岩(2009)的研究则指出，可控的国际资金流动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基础。(20)

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层面，刘伟 (2010)的研究认为，我国经济正处在发展模式从传统经济向新兴工业化和现代化经济转型和体制模式从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双重转轨过程中。因此，必须保持持续的制度创新，才能使经济和社会发展不缺乏持久的动力。(21)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胡鞍钢(2010)指出，当今中国社会的主题是“转型是硬道理”，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从加快发展速度向加快发展方式转变，转型的内涵由经济转型扩展到社会转型。但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谨慎地选择社会变革方式，既能促进现代因素发展，又能避免剧烈的社会冲突，减小社会动荡，从而防止出现“民主乱象”，掉进“民主陷阱”之中。(22)

3.“中等收入陷阱”系统化的理论构建。马岩(2009)根据国际经验，梳理了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平面六要素框架。(23)

郑秉文(2011)对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等国家进行比较，以跨越这个“陷阱”并早已进入高收入行列的东亚“四小龙”为参照系，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历和即将经历市场驱动、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4个阶段，以及3次跨越，目前刚进入效率驱动即“上中等收入”阶段；并分析了中国在这个阶段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各种诱因，提出避免掉进“陷阱”和经济转型的动力问题，认为制度、政策和基础设施构成了动力组合。(24)

综上所述，目前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国外文献侧重于各国经验的分析；国内文献在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后，虽然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进行了多方面的讨论，但是构建系统化的理论体系研究不多，而且对于各种本质问题的关系并没有进行梳理，这使得解决“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重点或突破口不明确。我们认为，原因是现有的研究并没有提炼出“中等收入陷阱”内涵的逻辑关系，从而不能分析各种本质问题之间的关系以构建分析框架。本文试图在此方面做一些探索，以使“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得到更深入的推进。

三、“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及分析框架

(一)“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的因果逻辑关系

在本质上，“贫困陷阱”反映的是，资源充分动员之后，发展中国家无法进一步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或经济的创新能力以形成经济的持续增长。这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后，在大规模的要素投入之后，可以利用的资源已经充分利用的情况下，无法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或通过技术创新，使经济继续快速增长。因此，发展中国家原先的改革或政策努力的方向是改变社会经济结构，千方百计将资源动员起来，以使经济“起飞”。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这种“动员资源”的政策在长期执行之后，已经演变出了一套固化的体制，僵化的体制下，“动员资源型”政策继续发挥作用，使社会经济结构无法与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要求相匹配，从而使经济发展锁定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我们可以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所包含的本质上的因果逻辑关系总结为：经济和政治体制僵化→社会经济结构不匹配→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困难→“中等收入陷阱”。

而这一因果逻辑关系的政策含义也已清晰显现：要避免陷阱，必须将“动员资源”的政策转变为“促进转型”的政策。而要使这种转变在现实中真正得到执行，必须打破僵化的体制，促进社会经济结构向有利于经济模式转型的方向转变。目标明确的前提下，如何实现转型的过程？我们拟采用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在本质的因果关系基础上，进一步梳理“中等收入陷阱”的分析框架。

(二)“中等收入陷阱”的分析逻辑框架

我们首先分别理清三个层次内部的因素及其内部关系，然后再分析这些因素跨层次的联系，形成“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完整分析逻辑框架。

1.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层面。转型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依靠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有两种方式可以达到此目的：参与外部分工引进先进技术或自主进行内部研发。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阶段，技术进步的持续必须主要依靠自主研发。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内部研发直接获得技术进步，或通过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引进外部先进技术。而国际分工的定位也并非一成不变，会随着本国的技术能力的提升而改变。但是，这两个途径无论哪一个，都必须在一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基础之上才能完成。因为，技术的自主研发不仅需要必要的设备和资金，更需要懂技术并能创新的人才；技术引进也同样如此。这样，物质与人力资本的形成成为实现技术进步的关键，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层面的因果关系是：要素的市场决策力决定物质与人力资本形成，进而通过外部分工决定国际分工定位，或通过内部研发直接决定技术进步；而国际分工定位与技术进步也是互动的。

2.社会经济结构调整层面。要实现转型层面的目标，必然涉及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但“结构”的划分多种多样，针对“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如何具体划分？在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主办的“中国经济改革发展论坛(2010)”上，与会专家学者在深入剖析“中等收入陷阱”理论内涵和典型特征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如何迈过“中等收入陷阱”进行了深层次理论思考之后提出，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经济结构必须在以下六个方面进行战略性调整：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供给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二元经济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