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启宇：“世界城市”：现实考验与未来取向

［摘要 ］作为对全球化的响应，城市发展领域在２０世纪末出现以“世界城市”为核心概念的理论思潮及社会实践，并且设定了城市研究的主流范式。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得“世界城市”面临严峻的现实考验，其理论缺陷及实践问题得到充分暴露。因此，需要基于更为多元化的城市化基础和城市发展经验，对“世界城市”的基本理论框架从发展战略、经济基础、社会效应和文化导向等多层面展开审视和再造，以便更准确地把握“世界城市”的未来发展趋势。这可以归纳为：强调国家责任和本土意识的“在岸发展”战略；兼顾流量枢纽和创新中心的全能型经济框架；贯穿利益相关者视野的社会共治之道；基于经济实力和文化传播力支撑的本土文化自信。尽管全球化遭遇重大挑战，但其基本进程并未中断，全球范围的塑造“世界城市”的追求仍将持续。只不过是在具体塑造路径和认识上，将以更为多元化、多样化的方式展开；同时，“低碳发展”、“幸福城市”等新兴发展理念将与更新后的“世界城市”理论共同丰富人们关于城市发展范式的认知。

［关 键 词 ］“世界城市” 全球化 全球经济危机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新国际劳动分工的发展，全球经济体系整合发展的态势日益明显。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影响力上超越国家范围、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指挥和控制作用的大都市。针对此类城市在全球化语境下运行规律的探索，形 成 了 “世 界 城 市”理 论 （ＷｏｒｌｄＣｉｔｙＴｈｅｏｒｙ）。在“世界城市”研究中，“世界城市”（ＷｏｒｌｄＣｉｔｙ）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被加以研究的。它具体是指同经济全球化相对应的城市发展范式，而非泛化研究“世界的城市”。最具代表性的“世界城市”研究观点认为：全球化时代优秀城市的本质特征是拥有全球经济控制的能力。这种控制能力表现为少数关键部门的快速增长，包括企业总部、国际金融、全球交通和通讯、高级商务等。“世界城市”就是全球化发展的产物，是全球经济协调与控制的节点，是当代世界经济的核心驱动力。当然，众多研究者也指出，“世界城市”一方面通过相互间的交流与控制形成网络等级体系，另一方面也因为影响力的集中而明显加剧了空间的极化和阶级的对立。进入２１世纪，产生于全球化大潮的“世界城市”在全球化经受重大冲击之时，当然也会面临对它的全面考验。其一，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各个世界经济活动主体都受到不同程度冲击，城市特别是开放度高的“世界城市”作为独立经济主体受创更大，一批经济结构单一、侧重于离岸金融服务的老牌“世界城市”遭受重大打击；一批新崛起明星城市的发展轨迹戛然而止。这都提示人们，应重新看待“世界城市”的经济基础、发展取向、社会效应、文化导向，乃至审视整个“世界城市”理论范式。其二，全球主要国家综合实力对比的显著变化正推动世界经济及其节点城市（即“世界城市”）进入洗牌时期。这尤其表现在亚洲经济的整体崛起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的集体成长。正因为实力对比的变化，有关如何发展“世界城市”的认识也逐步显示出多样化。更多非“西方”的经验和智慧得到了肯定与重视，后发城市进一步提出了探索适合自身特点的“世界城市”塑造模式的愿望，也增强了赶上乃至超越西方传统“世界城市”而进入全球网络的更高等级的自信。总之，“世界城市”的理论与实践，因全球化浪潮而起，也随全球化经历了一个完整的高低潮周期，当前正是对其开展更为客观、全面审视的时机。

一、“世界城市”的战略面向

“世界城市”研究，提出了在国家间关系之外，还有着更为直接的全球联系―――“世界城市”网络。联合国贸发会议（ＵＮＣＴＡＤ）出版的《世界投资报告２００１》就写道：“一家国际银行的区位选择与其说是在英国和德国之间，不如说是在伦敦和法兰克福之间进行选择。”实际上就是强调了在某些领域（比如国际金融）“世界城市”的全球联系强度要超越所在国家的整体联系。“ＧａＷＣ”的研究更直接描绘出了一个由多达３等６级超过５００个城市构成的世界经济网络。这也使得围绕“世界城市”的实践一直有浓厚的离岸化发展倾向。

“世界城市”的离岸发展思维倾向认为：突出城市的国际化甚至强化全球性联系，可以使城市超越所在区域和国家的发展状态，而从全球化浪潮中汲取活力，达成更好的发展表现，由此在实践中出现“去国家化”、“超国家化”倾向。马太・多甘观察到世界日益变成一个巨型城市和超级城市构成的世界，进而大胆地提出“也许我们正在缓慢但显而易见地从民族国家的时代向世界性大都会国家的时代前进”。这一假说，还得到了来自地缘政治学界的呼应。英国地缘政治学的代表人物帕克就认为，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城市”及其网络的发展会影响到整个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他甚至大胆地提出，世界将进入新城邦时代。拥有洛杉矶和旧金山两大都市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就因其经济规模全球第八而自称第八大国家，直接开始讨论州政府的外交政策。在伦敦，围绕城市持续发展是依赖于英国还是纯粹依赖于国际面向的争论此起彼伏。来自“伦敦金融城”（ＣｉｔｙｏｆＬｏｎｄｏｎ）的声音认为，其发展已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式微的英国经济脱钩而融入了全球经济金融的高速发展中，以至于提出了“英国在沉没，但伦敦还浮着”的讲法。值得玩味的是，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之际，加州成为美国首个面临破产的联邦州，而伦敦也已经历了１５个月的经济负增长，以致被舆论认为此次伦敦也行将“沉没”。

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再次对“世界城市”的发展面向给予了警示。离岸模式的“世界城市”建设，往往是突出强调了城市的全球抱负与国际面向，几乎狂妄地认为城市可以单纯通过担负国际功能乃至离岸业务、中转职能来达成经济结构与规模的跃升。无论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还是上溯到２０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和墨西哥金融危机，国际投资从来都是出逃的主力，而受打击最重的恰恰是它们之前蜂拥而至的所谓“世界城市”。因此，城市的“离岸”热情需要“退烧”，转而强调世界视野与“在岸发展”的结合。所谓“在岸发展”，就是明确一个前提，即一个城市可以用“超前”但不可能“超越”其腹地的发展阶段而单独获得领先于整体发展水平的目标成果。“在岸发展”可能代表着更为成熟的“世界城市”发展取向。

其一，采取“在岸发展”战略的“世界城市”就是强调塑造“世界城市”的国家目标，谋求根植性（ｉ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的发展。其塑造“世界城市”的终极目标在于通过“世界城市”强化整个地区和国家对于全球化经济的参与度和影响力，通过“世界城市”的塑造引领国家的发展。东京作为全球最为重要的“世界城市”，一定意义上就是“在岸发展”的一个代表。同规模比肩的“世界城市”相比，东京被认为国际联系有限，其之所以能够获得世界性影响，主要在于其集聚的财富５００强的日资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而非真的为全球性企业所青睐。因此，它一度被评价为仅仅算是“日本的“世界城市””而非如纽约、伦敦乃至香港那样真正“超越国家”的“世界城市”。当时作为贬义的表达，今天看来恰恰反映了东京在发展意义上的良好根植性。如果“世界城市”对于本土发展的贡献非常有限，就丧失了塑造“世界城市”的初始意义。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塑造属于自己的“世界城市”的国家目标越鲜明，把“世界城市”视为保证国家崛起、提升国家能级的关键，就越应该从国家战略的高度予以实施。

其二，“在岸发展”战略强调用本土意识打造“世界城市”，首先关注和经营好城市自身和直接腹地，以此作为实现或巩固“世界城市”地位的力量所依。所谓城市直接腹地，往往是超越行政区划边界的实际的城市功能辐射范围。欧盟主导开展的“功能性区域”（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ＵｒｂａｎＲｅｇｉｏｎ）界定，强调了基于实际的工作人口通勤流量来识别城市实际经济能量的边界；这一方式在美国识别其大都市区范围时长期得到运用。“世界城市”建设，就是要注意构筑良性的城市―腹地互动关系，通过合作机制和沟通网络，延伸城市的影响力；同时，扶持以“世界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发展，使“世界城市”成为本地区和国家融入全球化进程的桥梁，成为传递和转移全球化势能的“高地”，而不是独享全球化的“飞地”。

二、“世界城市”的经济基础

在有关“世界城市”的代表性研究中，曾归纳形成这样的认识：“世界城市”的形成发展必须是所在国家实现工业化发展之后才能实现的，因此，“世界城市”只诞生在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和半边缘国家。在实践领域，至今还没有成功先例显示一个城市可以超越其腹地的发展阶段而单独获得领先于整体发展水平的目标成果。然而，在世纪之交的城市发展实践中，可以观察到的是后发国家建设“世界城市”的持续热情。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建设“世界城市”能够在国家、区域崛起中担当引领角色，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超前于整体发展水平塑造“世界城市”功能就具备了经济发展意义上的必要性。

需要指出的是，发展中经济体建设“世界城市”在经济学意义上的挑战，恰恰来自“世界城市”理论范式本身的两条预设。其一，把“世界城市”预设为同后工业社会相对应的城市形态；其二，把“世界城市”的经济结构预设为服务经济，特别是以专业服务业为核心。当今发展中国家建设“世界城市”，一方面挑战了只有在后工业化经济阶段才能建设“世界城市”的预设，另一方面又比较忠实地遵循了关于塑造服务经济结构的预设。

基于这一逻辑考虑的极端案例都可以在现实中找到。作为一个整体案例，拉美城市建设的“大跃进”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下半叶，当时有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布宜诺斯艾利斯、墨西哥城等一批首都或首位城市在人口和经济总量意义上快速崛起。快速城市化和大城市的崛起，引领着拉美崛起的希望；但是，伴随而来的是所谓的城市贫民窟、“拉美病”、“失去的十年”、拉美金融危机。一项案例研究考察了阿根廷相对富裕的“世界城市”和远未充分发展的内地并存的情况，发现布宜诺斯艾利斯作为阿根廷首都占据了所有的对外国际航班，而同时其与国内其他城市的航空和陆路交通都是相当有限的，首位城市的国际化深化反而阻碍了其他城市和地区同全球化经济的直接联系。在２１世纪，在印度城市发展中仍能观察到类似的情况。印度“金四角”城市新德里、孟买、金奈、加尔各答以及中部的班加罗尔，基于国外投资和服务外包，迅速加入全球生产网络，其城市发展也进入快车道，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明星行业、明星城市的发展整体上引领了国家整体的加速发展，以至于国际咨询机构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对于印度城市化给出的药方是：建设“包容性城市”，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让更多人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

严峻的现实并没有抑制更多城市投入到这一潮流中来，直到此次金融危机，以专业服务业为主的“世界城市”面临的重大冲击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关于“世界城市”经济形态的基本预设：“世界城市”的产业基础必定是服务经济吗？如何看待新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制造业机遇？“世界城市”的核心功能必定是金融吗？如何看待创新研发的驱动能力？

重新回顾“世界城市”理论范式的形成过程，可以发现一些认识偏差早已形成。萨森在其代表作《全球城市》（１９９１）中的确强调了“全球城市”的“生产者服务业”（ｐｒｏｄｕｃｅｒｓｅｒｖｉｃｅ）功能，认为“全球城市”形成的重要基础是投资全球化和金融证券化，“全球城市”是专业化服务的供给基地和金融创新产品和市场的生产基地，“全球城市”的主要特点在于它是创造这些高水平商务服务的最高级生产场所。拉夫堡大学“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小组”（ＧａＷＣ）根据萨森的这一核心判断，主要运用了生产者服务业（会计、广告、金融及法律等）跨国企业在全球部署的数据，首次向世人揭示了“世界城市”网络结构和等级关系。在“世界城市”相关数据整体缺乏的情况下，“ＧａＷＣ”以核心领域有限数据的分析成功反映“世界城市”整体态势的这一研究策略得到了广泛的好评。但是，当学术领域的这一发现在向指导实践延伸的过程中，一个认知误区出现了。不少城市的实践者片面地解读为“世界城市”的经济内涵就是生产者服务业。以致过分强调了城市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而忽视了消费性服务业的地位，制造业更是被“驱逐”出城市。城市内部的产业多元化显著下降，城市之间的产业异质性显著下降，主要“世界城市”已日益成为单调的服务经济。而在本次金融危机中，此类功能单一的代表性“世界城市”如纽约、伦敦、香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