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易寒：“半城市化”对中国乡村民主的挑战

摘要：本文分析了经济吸纳、社会排斥的“半城市化”道路对于中国乡村民主的影响。在“半城市化”模式下，农村人口作为生产要素被吸纳到城市的经济体中，但不享有城市公民或当地村民的各项权利。这种城市化道路对乡村民主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在中西部以人口输出为特征的传统村庄，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出，导致村庄政治精英的流失，同时削弱了村庄的社会信任，从而降低了村庄民主的质量；另一方面，在东部地区以人口输入为特征的城市化村庄，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导致外来人口超过本地户籍人口的局面，外来人口被排除在乡村民主和治理结构之外，形成新二元结构，这种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地方性公民权”限制了村庄民主的包容性。改变现有的城市化模式，重构城乡关系，是乡村民主发展的关键。

一、导言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乡村选举（或者说乡村民主）引起了学术界尤其是政治学者的浓厚兴趣。1996年、1997年《美国政治学评论》连续发表了2篇关于中国农村选举的论文，2000年《中国季刊》还组织了“选举与民主”的专刊（第162期），可谓盛况空前。①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村庄选举采用的“一人一票”、公开直接选举的形式与西方的民主选举制度十分相似。这引发了学者和其他观察家们一系列的猜测、期待和想象：村庄选举对于中国社会的未来转型究竟意味着什么？村庄选举究竟会成为中国民主化的起点，抑或只是一个没有实质内容的象征性举动？②然而，最近这几年，关于村庄选举的研究热潮逐渐消退，政治学者们纷纷转而研究农民的抗争、集体行动，③以及农村公共物品的提供。④在一定程度上，这可能是出于一种失望，相当一部分学者原本预期村庄选举会向更加高层的选举过渡，⑤由村庄到乡镇再到县、市、省乃至中央的直选，递进性地推动中国的民主化。所以，以往对于村庄选举的研究，大多把选举作为自变量，探讨选举对于乡村权力结构、国家与社会关系、公共物品、再分配的影响。

然而，村庄选举似乎就此停留在了原地，连乡镇长直选的改革试点都中途夭折。众所周知，社会科学家通常对“变化”更感兴趣，他们的注意力逐渐转向其他领域。研究者忽略的是，虽然乡村选举尚未触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但其自身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由城市化和人口流动所引起的。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户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严格限制了人口流动，基本杜绝了自发的移民现象；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8％上升到了2010年的47％，且以每年一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增长。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和市场化的突飞猛进，企业开始热衷于招收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农民大规模涌入城市，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日益加速，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城打工，其中年轻人占绝大多数，基本方向是由农村流向城市，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以上海为例，2007年有农民工403万人，其中16―24岁的人口为123．2万人，比上年增长5．2％；25―34岁为150．5万人，增长6．7％；2835―44岁为102．4万人，增长7．8％；45―54岁为21．3万人，增长0．9％；55岁及以上为5．6万人，下降1．8％。超过三分之二农民工年龄在34岁以下。⑥

这一方面导致了村庄的“空心化”，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留守村庄的主要是老人和儿童；另一方面，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并未因人口流动而打破，农民进城之后，职业改变了，身份却依然不变。他们在城市从事高强度、低收入的工作，被称为“农民工”或“流动人口”，无法享有城市居民或郊区村民的各种权利；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城市或郊区长期定居，甚至出生在城市，却始终被定义为“流动人口”而不是“城市新移民”。正因为如此，中国2009年的城镇化率是46．59％，但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约33％。这意味着有13．6％即1亿2800万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真正城市化。⑦显然，这样一个过程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城市化，因为这些来自农村的打工者只是被吸收到了城市的经济系统，却没有被城市社会所接纳，无法参与城市公共政治生活。也就是说，城市把乡城迁移者（rural to urbanmigrants）当做劳动力、消费者或者一个生产要素，而不是一个移民或公民，在经济上加以吸纳，在政治上加以排斥。笔者将这样一种城市化模式称为“半城市化”（semi urbanization）。

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本文将探讨中国的“半城市化”道路对于乡村民主的影响。民主化的经典理论通常认为，城市化可以促进民主化。SeymourMartinLipset指出，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即财富指数越高民主程度越高，工业化程度的指数越高民主程度越高，城市化程度越高民主程度越高，人口的教育水平越高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大。城市化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一个国家从农业社会迈向工业社会的关键，而且可以促进可持续的民主（sustainablede－mocracy）。⑧MosheLewin对苏联的研究也认为，城市是民主的摇篮，工业化和城市化将会推动多元社会的发展。随着城市的兴起，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出现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市民社会（civilsociety）。⑨但是，中国的“半城市化”与民主化的关系可能要更加复杂。这首先是因为中国的“半城市化”是一种非典型的城市化；其次是因为中国的地区间发展极度不平衡，有的村庄极其富庶，有的依然贫穷；有的村庄通过工商业或旅游业与全球社会连为一体、日新月异，有的则在崇山峻岭中重复着昨天的故事；有的村庄繁华胜似城市，有的则人去楼空只剩孤老幼童。⑩对这些不同类型的村庄而言，城市化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会产生完全两样的政治社会后果。

二、村庄的“空心化”及其对乡村民主的挑战

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3亿人，外出农民工占城镇人口的23．4％，为中国46．6％的城市化率贡献了10．9个百分点。其中外出农民工以18－40岁之间、有文化的青壮年为主体；但举家外出、完全脱离农业生产与农村生活环境的农民工仅占20．4％，为2966万人。农民工外出为农村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首先，农民外出务工给农村增加了大量的收入，这是任何其他投资无法比拟的。由于计划经济（1955－1978年）和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中国的农村与城市隔绝了20多年。但这之后，农民工成为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联结，引起了人员、技术、资金、商品和信息的回流。农民工拥有改变农村的巨大潜力，特别是对那些远离城市和其他信息交换媒介的地区而言；盥次，农民工往城市的流动也等于自发解决了农村相当部分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再次，回乡的农民工不仅带回了资金，还带来了新的观念结构、丰富的人际关系网络和先进的生产技术，给农村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工业带动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发达地区带动落后地区的有效实现形式。

但是，人口的大量流出也给乡村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受教育程度较高、生产能力较强的青壮年向城市迁移，乡村留居人口大都为儿童和老人，导致农业生产的质量下降，耕作效率低下，影响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不少耕地无人耕种，乡村景观风貌破坏，不少村庄出现了“空心化”的局面，即实际居住在村庄的人口急剧减少。

与此同时，中国农村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经超过1．2亿。由于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打工，致使许多农村地区的农业劳动不得不主要由老年人承担。中国老龄科学中心的一项调查指出，在我国农村60～64岁的老人中，有62．7％的人依然从事农业生产，农村中65～69岁的老人中有47．6％的人依然从事农业生产，即使是70～74岁的农村老年人中也还有29．2％依然从事农业生产。老年人大量从事农业生产是农村“空心化”的最好证据。老人外，还有数以千万计的留守儿童（即29父母外出打工的儿童）。据保守估计，村庄16岁以下的留守儿童至少在2000万以上。

越来越多的村民离开自己的村庄，村庄与外界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这不仅影响了农村的家庭经济，对于农村社区的权力结构也会产生显著的影响。有学者认为，这种人口流动会降低乡村民主的质量。如果一个村庄居民的利益主要来源于村庄社区范围之内，那么他们对于村民代表大会与村民选举就会给予更多的热情；相反，如果一个村庄中外出务工的比例增大，村民主要从社区之外的世界中获得就业与商业机会，那么可以预期的是，他们对于村民代表大会与村民选举的关注热情就会下降。Oi和Rozelle使用“长期在外劳动力比例”这个变量来代表一个村庄社区与外界社会的联系程度，发现村庄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比例越高，竞争性村长选举的可能性就会越低。因此，他们认为，在村内从事经营的村民对参与本地政治更有兴趣，外出打工的村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为家乡的政治操心。

村民自治和农村基层干部选拔缺乏农村精英参与，严重影响农村政治民主和民间组织的发展。精英的流失一方面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因此而萧条，通常只有春节期间才呈现人丁兴旺的局面，而平常只能见到拄着拐杖的老人和嬉戏的儿童。在笔者调查的一些村庄，那里的杂货店在春节期间的营业额几乎相当于平时全年的营业额。实际上，这种人口流动对于乡村民主的伤害要比经济更为严重。

首先，人口流动使得村民共同体面临解体，村民之间的社会信任水平降低，这会导致村庄民主的质量下降。Putnam指出，民主的绩效取决于公民共同体（civiccommunity）和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公民共同体具有如下基本特征：（1）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2）政治平等；（3）团结、信任与宽容；（4）结社与合作。所谓社会资本，指的是普通公民的民间参与网络，以及体现在这种参与中的互惠和信任的规范。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他们的生活重心已经转移到城市，其中的精英分子或在城市定居，或到县城和乡镇购房置业，这样不仅导致了能人的流失，更重要的是，缩短了村民的博弈链条，降低了彼此之间对于未来长期合作可能性的预期。博弈论早已证明：长期的重复博弈有利于人们选择信任与合作，而短期的博弈则可能诱发欺诈与不合作。人无恒产则无恒心，当越来越多的村民离开或可能离开村庄，村民之间的合作也变得越发不可能。于是，村庄共同体面临解体的危险。笔者的调查发现，在“空心化”的村庄，村民的集体行动很难开展，很难通过集资、共同劳动等方式修建公路、水渠、学校等公共设施。

其次，人口流动使得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投票率降低，精英参与村庄选举的比例下降。农民工长年在城市打工，他们不可能千里迢迢地回到家乡参与投票，这样不仅仅需要承担路费，损失工资，更重要的是，村庄已经不是他们生活的主要场所，与他们的切身利益关系不大。在我们调查的多个“空心化”村庄，实际投票率大约在30％左右，多数选民是委托他人投票，甚至干脆弃权。此外，精英大多选择在外就业，不少村委会缺乏头脑灵活、善于组织的能人，这导致村委会的工作绩效较差。而糟糕的治理能力往往令选民更加失望，进一步降低投票率和支持率。

当然，也有研究发现人口流动对村庄民主有正面影响。大量的外出人口也有可能加强村民对村庄事务的参与，原因是在城里打工的村民会带回外部世界的信息和资源，这会改变村民们的政治取向，有可能增进他们维护自己权益的意识。单伟等人的研究支持此假设。在他们对于中国乡村控制变迁的研究中，使用了“非农户数”，即一个村从事工商业的农户数与总户数的比值，作为该村经济与外界联系程度的指标。最后的模型结果显示，与外界联系程度高的村，上级对其土地资源的控制较弱；在选举自己的领导人方面，也有较多的自主权；同时上级对村庄民间组织的干预也被削弱，增加了民间组织自主的可能性。这说明，打工者带回家乡的信息、观念和资源等有利于村庄自主性的提高，有助于村庄抵制上级政府的干预，有利于民间团体的兴起。在课题组成员调查的华东地区某村庄，92名在城市打工的受访者当中，确定自己未来不会返乡发展者高达70人，占76％，其中小学毕业的3人中，有2人表示会返乡发展，初中毕业的19人中，有7人表示会返乡发展，而高中或中等职业教育以上学历的人表示会返乡发展的比例则很低，确定自己未来不会返乡养老的达到6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