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如何打开和阅读中国这部天书

摘要 中国的经济社会情况十分特殊，在其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困难之大、矛盾之多、问题之复杂，不是轻易能够正确认识的，也不是朝夕之间就能够轻易解决的，始终存在着空前的历史发展机遇，也始终面对着难以回避的各种挑战。中国学者需要树立起学术自信与学术自觉，全面认识并深入研究“中国之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体系，使之成为全面了解、真正认识、深刻分析、深入理解中国的主线。

关键词 中国之路 国情 发展经济学

中国是一部天书，也是一部巨著。

100多年前，有着悠久历史与灿烂文明的东方大国被列强入侵，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急剧衰落;落后必然挨打，挨打必然奋起，1949年新中国成立，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创造性地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向社会主义转变，在极低收入条件下和极低发展起点下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开始步入现代经济增长时代，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从而开启了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伟大复兴光明道路，国家经济发展开始腾飞。现代中国的巨变为我们提供了阅读这部巨著的伟大题材、历史画面，以及丰富内容。读懂这部著作，对于我们理解当下，解决当前的许多社会问题具有十分深刻的意义。

作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学者，应当以“全面了解中国、真正认识中国、深刻分析中国、深入理解中国”为己任。所谓“全面了解中国”，是指读中国这部巨著，不能像盲人摸象似的解读，而要从不同的角度全面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不仅要看树木，更要看森林，以便对中国有全景式的了解;所谓“真正认识中国”，就是要真正认识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一个十分复杂的中国，一个动态变化的中国，一个具有多面性和差异性的中国;所谓“深刻分析中国”，就是要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内部重大矛盾、重要关系的性质及动态变化，解析中国发展之路的历史变迁和历史动因;所谓“深入理解中国”，就是从历史分析和现状分析、从国内比较和国际比较、从直接知识与间接知识来理解。

中国国情的特殊性

中国的经济社会情况十分特殊，在其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困难之大、矛盾之多、问题之复杂，不是轻易能够正确认识，也不是朝夕之间就能够轻易解决的。我们始终面临着空前的历史发展机遇，也始终面对着难以回避的各种挑战。

研究中国国情是制定正确发展战略的客观依据，也是确定适宜发展目标、拟定有效发展政策的根本依据。这始终是中国领导人和中国学者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①正如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所指出的：“在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我们面对的情况，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也不完全相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照搬书本不行，照搬外国也不行，必须从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作过有益的探索，取得过重要成就，也经历过多次曲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②国情研究具有最为广泛的社会实践基础：在近千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的十几亿人民，从事长达几十年的工业化实践，这是人类活动史中最伟大的社会实践。国情研究以这个伟大实践作为认识基础，同时又对这个实践作出理论认识和经验总结。③其特殊性表现为：

第一，中国是一个世界性人口大国，不但是国土幅员辽阔、地区差异甚大的大国，也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科技、军事的大国。大国的发展问题不同于小国，大有大的好处，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有“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大国回旋优势，④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大国不同地区互补优势，⑤作为社会主义的大国还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⑥但是大国也有许多劣势，“大有大的难处”，⑦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⑧是世界上主要发展指标地区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协调各方面的利益、相对均衡各地区之间的发展，难度极大、困难极多。管理和解决十几亿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在世界上几乎是特例，古今中外的政治家都没有接触过，更没有处理过。⑨

第二，中国是一个快速多重转型的国家。这包括：一是从以农业为主向以工业、服务业为主的产业转型，突出表现为工业化、信息化、服务业化在加速;二是以农村人口为主的传统社会向以城市人口为主的现代社会转型，突出表现为城镇化、城市化、城市群化在加速;三是从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突出表现为市场化在加速，各类竞争日益激烈;四是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全面开放社会转型，突出表现为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在加速，“走出去”在加快;五是从封闭、落后的文化向开放、先进的中华文化转型，突出表现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大进步。从人口规模来看，超过任何一个大国转型的规模;从转型速度来看，又超过任何一个大国社会变迁的速度;从转型类型来看，也不同于任何一个大国的转型特征和过程。这是前所未有的、超大规模的多重转型，必然伴随着各种重大矛盾，以及来自社会冲突、国际竞争等方面的转型挑战。

第三，中国既是现代化的落伍者，又是现代化的追赶者。中国直到1950年之后才真正进入现代经济增长时期，正式开始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时间比发达工业化国家至少晚了100～200年，发展起点水平明显低于这些国家，既存在因初期的“扩大缺口”造成的后发劣势，⑩也存在“有条件趋同”的后发优势，即利用与先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更快地“追赶式增长”;还存在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国际知识和技术的后发优势，通过模仿创新、集成创新、自主创新，成为新技术的积极采用者和再创新者;利用最新技术(如信息通讯技术、生物技术等)，利用“蛙跳式”或“跨越式增长”的后发优势，迅速缩小与先行发达国家之间的相对差距。

第四，中国独特地开辟了一条非传统、非西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的发展很难从现成的标准的教科书中找到答案，很难从外国发展模式照搬照抄，只能探索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一是独立自主决策、独立自主选择、独立自主探索的发展道路，决不依赖于任何外部势力，决不依附于世界大国，决不屈服于世界霸权。这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很难做到的。二是不照抄照搬其他国家发展模式，如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或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模式。中国必须也只能“走自己的道路”，这就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特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之路。三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五大优越性：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这既不同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转向资本主义制度，是中国追赶并超越美国等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最大制度优势。四是对内坚持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共同分享的社会主义原则，坚持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筹兼顾，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五是对外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决反对对外霸权、对外扩张、对外侵略，一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发展、互利共赢，更不复制资本主义国家和前苏联对外霸权、对外扩张、对外侵略的历史。

国情与发展经济学

所谓“国情”，指的是一国相对稳定的总体的客观实际情况，或那些对经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最基本的、最主要的发动因素和限制因素，它(们)常常决定着一国长远发展的基本特点和大致轮廓。

在不同的国家发动和实现工业化的条件和因素各不相同。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张培刚先生1949年出版的《农业与工业化：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一书对此问题作出了开创性、奠基性的理论探讨，可以作为认识中国国情的分析框架。首先，我们要了解的是，什么是一国发展的发动因素和限制因素?它们的定义是什么?张培刚认为，所谓工业化的发动因素是指在工业化进程中能够启动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发生连续变化”的基要因素，或战略性因素。换言之，它是能够直接推动经济长期持续增长、促进社会生产力发生变革、促进社会经济结构发生转变的根本性的决定力量。所谓工业化的限制因素是指那些从根本上阻碍或制约工业化过程的发动和演进的因素。

后来，张培刚先生把推动一国工业化的发动因素主要归纳为三个方面：企业家创新精神、技术进步和制度革新。这相当于通常所讲的经济长期增长的发动机。把一国工业化的限制因素归纳为两个方面：自然方面的限制，包括资源和地理环境;社会方面的限制，包括人口、制度以及文化。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动因素和限制因素不是一成不变的，总是或多或少发生变化，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还会相互转化。发展的过程本身就是动态变化的过程，发动因素与限制因素既此消彼长、又相互转化，从而形成社会合力，既可能相互抵消或对冲，也可能相互增加或减少。

1921年初，毛泽东就提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主张。他和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集会，将“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新民学会的目的。1963年，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为此，国情研究的基本任务有两个：一是认识中国国情;二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所谓认识中国国情就是要深入认识和了解发动工业化与经济发展的发动因素与限制因素;所谓建设中国，就是促进发动因素或有利因素的成长，减少和改变限制因素或不利因素的作用。

发展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规律的综合性经济学分支学科，主要研究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消除贫困、摆脱落后、走向富裕。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发展、发展什么、怎样发展的一门学问，是研究国家如何由传统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化和现代化国家的经济学。虽然与其他经济学理论相比，发展经济学更适用于回答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性”发展难题，但是对“中国发展问题”及成因的理论解释还是显得不足，既没有充分吸收并反映中国发展实践的重大理论成果，也没有能够提供前瞻性地指导中国未来发展实践的理论灯塔。尽管以中国等发展中人口大国为代表的南方国家(即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北方国家(即发达国家)，已经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贸易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逆转，但是发展经济学却处于经济学的边缘地带，只是西方经济学的衍生物和附属物而已，在某种意义上属于非主流学派。

现代中国走过的是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留下的历史记录、历史经验、历史实践，既不同于西方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也不同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我们既需要不断学习和借鉴西方主导的发展经济学，更需要在此基础上创新中国发展经济学，逐步创建中国学术体系、理论体系。正如毛泽东所言：“你们看，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我们究竟有多少人创造了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算得科学形态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理论呢?特别在经济理论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但是还没有产生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像在中国经济问题方面，能不能说理论水平已经高了呢?能不能说我党已经有了像样的经济理论家呢?实在不能说。”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毛泽东讲这段话已经过去了70年，但是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这固然有许多复杂的历史原因，但是就我们中国经济学者而言，关键是缺乏学术自觉、学术自信、学术自主创新。因此，总结出真正合乎中国实际、真正科学的理论，是当代中国学者的学术自觉和历史责任。

我们所置身的伟大国家与伟大时代，正给了我们创新中国发展经济学最好的历史条件。首先，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或地区，而总人口数超过1亿人的国家只有11个;农村人口超过1亿人的只有3个：印度(7亿人)、中国(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