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建康：经济长波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中国道路

当今世界正处在激烈的大变动时期。这次大地震的震中在西方，源头首先是美国，震波经由三个世界的阶梯呈波动状向全球扩散。现在震中的源头转移到第二世界的欧洲，日本的日子早就不好过了。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普遍转向凯恩斯主义，但如此迅速地在欧元区内的南方国家引起国家主权债务危机，以致即刻转化为政治危机，却始料未及。这也许与欧元区没有超国家的统一财政预算有关，但美国和日本的GDP债务占比也很高，远超出所谓的安全区域，也引起了不绝的政治动荡。西方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常规手段无非是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等。现在货币政策的宽松在利率上基本已调至极限，财政政策因国家丧失或被削弱的偿债能力，也难以再宽松了，为了减少赤字反而必须收紧财政和税收政策，所有这些捉襟见肘的无奈都会把艰难的复苏重新推入衰退。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如果让新自由主义借改革开放之名完全搞垮了，它就不会有今天的一枝独秀。尽管如此，它还会受到大的冲击，包括自身虚假繁荣泡沫的破裂。现在西方一些人非常害怕中国成为下一个阶梯经济衰退的震中进而把西方推向末日，我们要未雨绸缪。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奎元院长在2011年的院工作会议上说：“本世纪将是一个继续分化动荡的世界，人类将面临更严峻的考验。”

这次战后最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从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算起，已有5年，持续萧条，复苏艰难，二次跌入危机在即，看不见新繁荣期到来的曙光。我们遭遇的已经不是一般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西方称之为“商业周期”）。关于周期性经济危机的解释，不但各派众说纷纭，而且仅以之说明本次危机也远远不够了。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性危机的经济长波理论正引起人们的更大关注。

一、经济长波与资本主义结构性经济危机

我们通常说的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系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在供求总量上大的失衡。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性危机。系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危机，往往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波动（50年左右一周期）相联系。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就经济增长的波动来看，通常是“退一步进两步”――在复苏中逐渐达到危机前的繁荣期高点，在本繁荣期超出前一高点，然后再跌入危机，因而呈螺旋式上升。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表现为长期萧条，一种与上述状态相比“失去常规和常态”的周期性现象，往往包含若干周期性危机的密集爆发，每个周期性危机复苏艰难，繁荣期很短，甚至未进入繁荣期，经济又衰退了，出现长达多年乃至十多年的经济停滞（包括负增长），也称“长期萧条”，正如目前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种情况。频繁而深刻的危机期与短促而微弱的高涨期相互交错，构成了经济长波收缩期的基本特征；反之，则有经济长波扩张期的出现。包括扩张与收缩在内的一个长波周期与另一个的交替，历史上大致半个世纪发生一次。

粗略地说，长波论者形成了两大学派：以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概念为代表，强调技术革命的创新、成熟和扩散是引起经济长期波动的决定性因素；以曼德尔的“破坏性适应”概念为代表，强调资本积累条件的变化是造成经济长期波动的决定性因素。曼德尔不但指出，牵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增长速度长期波动的核心问题是资本积累过程中利润率的长期变化趋势，而且，明确提出了经济长波运动的“非对称性”说。每个长波周期内从扩张期到收缩期的转折（即“第一个拐点”），是由资本主义内在的经济规律、尤其是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决定的。但是，从一个周期的收缩期到下一个周期的扩张期的转变（即“第二个拐点”），却受“外生变量”的制约，即受“第二个拐点”发生期当时具体的历史地缘条件中，不可能事先预计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全面冲突之结果的制约。他强调：“这些指的是一系列非经济因素如战争掠夺、资本主义运行领域的扩展与收缩、资本家间的竞争、阶级斗争、革命与反革命等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赖以生存的所有社会与地理环境的这些激烈变动反过来引起资本主义增长的基本变量的激变（即它们可以导致平均利润率的激变）。”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SSA）发展了以曼德尔为代表的长波理论，它强调，资本积累过程的长期经济波动受制于其国内和国际的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实际上它是在说，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个阶段，其上升期是相应经调整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在一国及国际范围内较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产物，下降期则反之；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的内在矛盾最终受制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从而决定了前者必然从适应走向不适应的长周期转变。

曼德尔关于四次经济长波的历史分期为：第一轮长波1789-1848年（1789-1815年为上升期，1826-1848年为下降期）；第二轮长波1848-1893年（1848-1873年为上升期，1873-1893年为下降期）；第三轮长波1893-1940年（1893-1913年为上升期，1914-1940年为下降期）；第四轮长波1940（48）-？年（1940（48）-1967年为上升期，1968-？年为下降期）。人们不难发现，在第一轮长波的第二个拐点期间，欧洲爆发了1848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在第二轮长波的第二个拐点期间，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发生了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转变，在东方，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从商品输出发展到资本输出的标志，世界殖民体系得以最终确立；在第三轮长波的下降期尤其是第二个拐点期间，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及1929-1933年的大危机。

二、世界经济跌入第五轮长波下降期的长期萧条

如果我们继续曼德尔的经济长波历史分期，把战后的“黄金时期”与1970年代的滞涨及80年代初的债务危机分别视为第四轮经济长波的上升期和下降期，那么，新自由主义制度安排下经济的“大平稳”时期可视为第五轮经济长波的上升期，直至2001年911事件和上次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标志着第五轮长波进入下降期（第一个拐点）。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至今仍在发展的大萧条，表明第五轮经济长波下降期正在步步逼近它的第二个拐点。从第一轮经济长波到当前的第五轮经济长波，特别是最能暴露其阶段性发展变化本质的第二个拐点引发的制度震荡和变迁来看，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从兴起（第一轮长波）到发展（第二轮长波）再逐步衰落（第三轮长波下降期）的历史过程基本清晰，只是在第四轮长波的上升期出现了“还老返童”的现象。这是不是资本主义生命周期在垂死期的“回光返照”？面对当时史无前例的1929-1933年大危机，斯大林曾提出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爆发“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概念。“它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是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的全面危机。”它表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行将崩溃，进而向社会主义过渡。他没有、也很难预见到，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美国霸权模式）全面取代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英国霸权模式）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更不要说他身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遭受的重大挫折了。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是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长期存在及具有对抗性的集中表现，它的结构性危机是这一对抗性矛盾长期积累的产物和集中表现。关于本轮结构性危机特征的分析，需要追溯到50年前的战后50-60年代资本主义“复活”的“黄金时期”。市场经济条件下，贫富差距的两极分化是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在没有世界政府调控的世界市场，自发的价值规律作用，还会造成富国与贫困国差距的扩大。20世纪50-6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盛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帮助或迫使西方国家对价值规律在一国和国际范围的自发作用有所抑制。但对70年代中后期延续到80年代初的滞涨的全球治理，迎来了新自由主义改革理念指导下的资本全球化，那些曾经抑制价值规律自发作用的重要历史条件随之被改变，致使奉行丛林法则的市场机制在国家不干预、少干预的条件下横行无阻，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发挥得淋漓尽致。

价值规律自发的破坏作用与本轮结构性经济危机的耦合作用，突出地表现在战后至今各国社会保障制度（西方称之为“福利国家”）的变迁上。政府建立涵盖劳动者教育及医疗、失业、养老等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是西方劳动阶级长期团结斗争、反对资本贪婪剥削的产物，也是东西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尖锐对立中，东方之路对西方之路产生巨大影响的结果。通过“福利国家”对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这一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方面，抑制了价值规律自发作用的破坏性，减缓了有效需求相对下降和生产过剩相对扩大的增速，成为市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稳定器。

随着科学技术日益物化为直接的生产力，资本主义出现一系列新症状：对劳动者教育程度的要求提高，他们的流动性和停滞性（结构性失业）增强，劳动强度和劳动条件对人体的伤害也在加剧等等。于是，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化已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政府在这方面提供的公共服务不是无偿的，由劳动者支付的公共服务是劳动力价值的组成部分，其他的转移支付最终还是来自劳动者创造而被剥夺的剩余价值。资本为了向雇佣劳动者转嫁危机，它们的政府大幅度地削减社会福利，即将劳动力价格降至劳动力价值以下直至生存的最低限度，这正是触发周期性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必然加深社会的分裂和动荡。当前西方政府为应对国家主权债务危机采取的财政紧缩措施，恰恰是加深危机的手段，他们不是不知道其危害，而是面对结构性危机的两难困境，不得已而为之。

各国工资（广义的，包括社会保障）的国民差异，还含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因素。曼德尔发现，劳资双方围绕福利制度的阶级斗争具有波动的周期性。在康氏长波的上升期，劳动力供给的经常短缺，有利于工会反抗资本的贪婪剥削、维护工人基本权益的斗争，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工人实际收入上升，社会福利扩大，并沉淀为国民工资中的文化历史因素，即迫使主流社会承认劳动力社会再生产的成本是劳动力价值的必要组成。在康氏长波的下降期，资本迫于竞争加剧的压力，俘获政府决策，对上升期国民工资中沉淀的文化历史因素进行反攻搞算，力图将其从工人实际收入中剔除，以形成新的、有利于资本增殖效率的国民工资文化历史因素，资本向下转嫁危机的结果使危机进一步加深。就上述阶级斗争的周期性而言，在西方世界迅速扩散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是一场反对新自由主义复辟（“复辟”系指复活“罗斯福新政”之前的私人垄断资本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群众运动。

就世界当代既得的生产能力而言，如果全球不再存在剥削制度，每个劳动人口都拥有平等的受教育、工作的权利和掌握科学技术的机会，那么，为平等地满足人类基本生存需要而必须耗费的劳动时间和劳动成本可能仅为世界生产所耗费总量中十分微薄的部分，政府将获得在这方面为每个人提供均等化的无偿公共服务的物质基础，所有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将被真正摆上议事日程。关于社会保障制度历史命运的争论，反映了资本家经济学与劳动者经济学的对立，说到底，是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他们之间的曲折斗争将决定真正的“后危机时代”何时到来，到来时世界格局将呈现怎样的结构性质。

目前的大萧条与始自1929年的大萧条都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结构性危机。历史框架主要的不同在于开放与封闭的资本主义全球统治方式：一是在当时的世界殖民体系中，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的内陆大都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经济形态；二是当时的世界市场为西方列强的势力范围所分割，包括世界领土的武力分割，各势力范围由宗主国通过高关税和专属货币区等手段予以保护；三是当时几个西方大国综合国力的对比发生了急剧不平衡的错落，它们之间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愈演愈烈；四是当时的金融国际化程度远不能与今天基于IT工业的金融全球化相比；五是当时的全球产业链（国际托拉斯）远未达到今天跨国公司所控制的网状结构的规模和深度。所以，那次大萧条最终引爆了世界大战，战争引起革命，帝国主义全球统治链条的薄弱环节相继断裂脱落，诞生了一批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制止战争，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向高潮，包括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沃勒斯坦认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衰退阶段将与世界霸权周期（100-200年左右）的衰退阶段重合，甚至认为，由于看不到新起的潜在霸权国家能够取代衰落中的美国霸权地位，而预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将进入长期的无序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