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敬平：中国的三农问题为什么总是开错药方？

为什么一些专家学者为中国三农问题开出的药方，总是道理上行得通，事实上则寸步难行？为什么有些“研究成果”尚未论证，就被地方官员从容笑纳？为什么拿财政工资的他们，似乎老是摘不了“御用”的帽子？

如果一个官员对农民没有深入骨髓的感情，很难想象他能正确地理解农民和三农问题。

为什么苦孩子出身的王怀忠最后落得个被注射死刑的下场？这个分管农业的前安徽省副省长如果真的体味农民的苦难，他会把苦难的农民和农民的苦难包装成金灿灿的政绩农业，去上级长官那里邀功请赏吗？

如果一个官员的眼睛始终向上，他就不可能为底层社会制定出因地制宜的政策。同样的道理，一个学者如果没有品味低层社会苦难的现实情怀，他就很难在学术研究时，保持独立的学术态度，作出符合实际需要的政策建议。

如果我们仔细梳理一下三农研究的历史流变，就会发现，三农问题的研究大规模进入到社会经济学领域，是2000 年以后的事情。此前10年，中国三农问题已显出种种危险的征兆，但社会经济学家没有任何研究成果，向人们证明他们把眼光投注到三农问题上。1990年代对中国农民问题的在意，全凭着官方智囊机构的一些良心。

1991年，当下的农业部副部长范小建还是一个官居中层的司长。敏感于1989年后农民收入连续3年负增长的严酷现实，范在将近半年的时间内，骑单车微服私访20多个县。当自行车由新车变成旧车，他的中国农民调查，渐趋沉重起来。末了，范把他的基本结论呈送给时任农业部部长的刘中一：农民收入下降导致相对负担过重，执政党和农民的政治关系由此受到影响。

据称，刘拿着范的报告盘桓良久，最后决定力排众议，以个人的名义据实上报。

与此同时，一些接近中央决策层的“前官员”，也以各种途径陈述他们对三农问题的担忧。

1993年，又一个与农村打交道的司长写出了又一个惊人的调查报告。据悉，国家发改委农村司司长杜鹰，经由对农业大省安徽长时间的调查，小范围内公布了“一个农业大省面临的困境”。

同年，声名尚不为人知的温铁军，在当时影响力甚大的《经济日报》上，发表研究文章，开宗明义地指出，真的要解决三农问题，“功夫在农外”。

遗憾的是，“官方智囊”们就农民问题发出的声音，相对于中国宏观经济一路高歌的“热环境”，显得那么的虚弱单薄。我们的社会经济学家，那时候也压根没有注意到社会低层的农民。

中国社会经济学家加入到农村政策研究的大合唱，大约是1990年代中叶民工潮兴起时的事。清华大学秦晖等学院派教授的参与，改变了官方智囊在这个领域内的垄断地位。

他们令人尊敬的立场和成果，渐渐启发了知识界。至于社会的广泛关注，要等到2000年后几本书的出版：

“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是温铁军《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一书的副题，2000年，温将自己对三农问题的研究和主张，由当下一直追溯到世纪之初。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是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原党委书记《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的主题，2001 年出版的该书，也是他上书国务院总理的3个主题句。

……

由此，中国社会兴起关注农民问题的一股潮流，而不再像先前仅局限于政界和理论界。

综观三农问题由地下而地上的唤醒国人的过程，我们遗憾地发现，中国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并没有做出多大的贡献。

其实，问中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为什么会开错药方，并不准确。事实上，他们当中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开过药方，即便是亡农论，或者消灭农民论，也都是不加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轻率言论。动辄把问题归因于制度不合理，或者套用书上看来的欧美的经验，用以指点中国三农问题的“江山”。

2001年5月，中国顶级经济学家厉以宁，在北京大学创业投资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了一次引发民间反弹的演讲。媒体以《我们有世界最大的金矿》为题，刊发了这位北京大学知名教授的言论，李昌平以这篇讲演录为对象，批评厉以宁不了解中国农村的真实世界，认为厉应该“到农村接受再教育”。

由于对中国产权制度改革功莫大焉，厉以宁被业界推崇为“厉股份”。在北京大学的这次演讲，厉提出中国农村有9 亿农民，这个巨大的市场是世界最大的金矿，若要开发，需有5法，其中一条“用公司加农户”，用股份制的办法，让农民富裕起来。

厉认为，公司加农户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是订单农业；第二阶段是租地经营；第三阶段是“股田制”。因为中国的农民和企业缺乏诚信，所以订单农业没有把农民搞富；租地经营因为租金是固定的，农民收入不能逐步增加，所以也不能把农民搞富；股田制则不同，农民入股后，每月都可以按股份分红，那个钱就不比每月拿的租金少，同时股票还在增值，几年后，如果股权转让的话，又是大笔的可观收入。

李昌平用自己的话，概括了“厉的观点”：从租地经营到“股田制”是一个飞跃的发展，中国农业走这样一条路，就可以发展起来，农民收入就可以提高了，农村市场启动了，整个中国的市场就启动了。

李有些尖酸地说：厉果然3句话不离本行，为中国农业发展、农民富裕开了一个“股田制”的好方子。

驳斥厉所谓的3个阶段后，李昌平指出，即使厉的“股田制”能有神奇产生巨大的“泡沫”，农民也未必能得到好处。最后，他给厉的言论扣了顶情绪化的“帽子”：“歪理邪说”。

李昌平对厉以宁的批评一俟见诸报章，舆论大哗。有报道说，厉指责李昌平曲解了他的原意，对他的批评多有不实。

显然，没有多少人静下心来，聆听厉先生的辩解。人们由此引发开来，联想到李所谓的“中国的经济学界太令人失望了”。“很多大经济学家都思想短路了，口吃了。”这样笼统的批评，似乎唤醒了公众的某种共识。李发出了内心的呼喊：呼吁中国的经济学精英，走出自己的圈子，走进生活，认识自己的祖国，开出符合国情的方子。

温铁军在理解温家宝总理的治理思想时说，温家宝总理强调的农村生产力，应该是特指2.3亿小农户，其中40% 是纯农户，37%是以农业为主的兼业农户，也就是说，我国77%的农户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这就是无法与照搬的上层建筑相适应的现实生产力。温铁军指出，这就是我们考虑一切事情的基础和前提。

坦率地说，指望中国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就中国的三农问题，给出一个个立竿见影的良方，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不能希望学者取代官员去具体行政，但吁请知识阶层走进现实世界的要求，是不过分的。以学者专家自居的人们必须自律，必须尊重科学精神，不能眼光始终向上，官员们需要什么理论，就从纸上给他们画一个“饼”。

“沉”到乡村社会的底层，从调研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破解三农的政策，是吃“三农饭”的学者们的本分。

一、中国三农问题的出路在于“消灭农民”？

考察南平的现实，任何不怀偏见的人，都会发现高瞻远瞩的“消灭农民论”，多么像那个听说灾民饥荒遍野就说“给他们肉吃”的皇帝。而明知非农化有害的县域经济执行者，在寻求“消灭农民”理论支持时，又是怎样的一种冷酷。

2004年春天，记者在南平电力宾馆上网时，偶然看到一个投资机构的宏观政策分析。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在于消灭农民，已经作为一个常识，一个无须再经论证的公理，成了投资决策者分析投资增长模式的论据。

我们不妨将部分相关文字援引如下：在投资的内生性与行政干预的较量中，有3个因素决定了目前投资增长模式的合理性和持续性。首先是全球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为投资大幅增长提供了外部推动力，其次便是农村城市化的新思路为城市基建投资提供了持续推动力。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就是消灭农民，让农民变成城市工人；消灭农村，让农村变成城市。农民变成农业工人，农业的产业化才有基础。这一过程从城市向周围农村的扩张开始，农民向中心城市聚集、城市群带的发展对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及相关行业提出了更多的需求。由于城市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由此导致的投资活动也将是持续的。

记者无意于辩驳该分析的正确与否，记者关心的是，消灭农民怎么成了一个广泛的共识？谁说“消灭农民才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消灭农民需要多长时日？在一个有着9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怎样才能消灭农民？

记忆中，过去的3年里，中国的很多理论家和农村问题专家提出过这样的“高见”。原以为他们的说法，仅仅是一种说法而已，没料到它们对中国公众的影响力竟然如此之大。

去网络搜索引擎上一查，“消灭农民”确已成为公众广泛接受的概念，一个可以解决三农问题的“动宾结构”。从作客著名网络媒介的人大代表，到着书立说的理论家，把脉三农问题，无不言之凿凿地开出“消灭农民”的药方。

当然，他们一般会解释其实不用解释的两个小问题：消灭农民不是从肉体上消灭，而是让他们转变为工人；农民的出路在于消灭农民，消灭农民的出路在于市场经济和市场化的综合改革，这是古典经济学的逻辑。

显然，这样的药方，已经赢得广泛的认同。

2004年3月6日，一位知名策划人以特约评论员的身份，出现在南方电视一频道的“两会报道”上，讲到三农问题，他援引了当天早上从报章上看到的专家的一句话：“解决农村的问题在于消灭农村，解决农民的问题在于消灭农民。”他说：“虽然极端了一点，但是也不乏道理。”

记者出身的策划家，显然要比一般的专家冷静，他在电视上说：中国的三农问题与美国等国家的情况不同，毕其功于一役的短线思想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主张“战略眼光，长线思维”的策划家认为，如果能用20年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贡献了。

他的估计，应该是乐观了。我们从不相信中国农民问题无解，但我们绝对没有乐观到“20年解决三农问题”的程度。从西方经济学中克隆出“消灭农民论”的专家学者们，如果没有时间或者没有兴趣，把自己心灵中的“皮球”真正沉到乡村的“水”中，那么可以看看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比较而言，李的书对中国乡村现状的描述，应该更客观更真切些。

中国乡村还没有懂得市场经济的原始概念，他们以为市场经济就是集市上的提篮小卖，他们还不知道美国的柑橘商人的到来，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晓得大山外的市场是什么样子，也无从获悉上海小姐们对竹笋的口味需求，有了什么样的变化。

面对这样的情势，20年解决三农问题，不是非常了不起，而是根本不可能。或许局部地区可以，但整体上是不可以想象的。可以说，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一副有效疗治中国三农沉疴的灵丹妙药，遑论毕其功于一役。

让我们先考察一下世界历史上解决三农问题的案例。一个大众化的说法是：日本解决三农问题用了50年，美国花了 70年，英国拖了近百年。考虑到中国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不知道专家们有什么理由相信，我们能在短期内消灭农民，完成农业现代化。

没有人能推算，中国的三农问题能在多长时间内解决，中国的农民能在多少年后被消灭。但我们可以尝试着以空间为经，以时间为纬，作个比较后的揣度。

从时间来看，消灭农民，进入农业现代化，是中共全面夺取政权后就开始追求的目标。1950年代初叶，毛泽东就从提高生产力水平入手，提出农业现代化的第一步：农业机械化。20年后，毛泽东终生的革命同志周恩来总理，亮明了四个现代化的第一个目标：农业现代化。又20年过去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农村大部分田地上的劳作方式，还是千年来亘古不变的牛前人后。

当然，应该客观地指出，50年没有“消灭农民”，没有进入农业现代化，症结在于领导层的精力不在生产力，而在生产关系的调整上。更为重要的是，农业完全是“零积累”，农业创造的剩余价值，都被工业化所榨取。如果排除这两个要素，“消灭农民”的愿望是否就指日可待了呢？这让人毫不乐观。

仅就人口而言，较之过去可谓长势忧人。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中国农业不发达、农民贫困的关键要素，变得更为突出。根据农业问题观察家温铁军的数据，中国人均耕地减少到约1.2亩。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0.8亩的警界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

从空间看，中国农村贫富状态的地区差异委实太大。最近两年，记者频频造访苏南和浙江绍兴嘉兴一带的乡村，那里的工业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