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承训：“共同富裕”是根治深层次矛盾之本

内容摘要：在新的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应当深入重温邓小平关于实现“共同富裕”、“消除两极分化”的论述。“两极分化”和“共同富裕”构成一对矛盾。由于种种复杂的情形，现在我国“两极分化”呈现加速趋势，是产生深层次矛盾的主要根源，而“实现共同富裕”则是破解深层矛盾的总开关。自觉地把握这一总开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能健康发展。

关键词：共同富裕；两极分化；深层次矛盾；分配制度改革

作者简介：杨承训，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河南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省经济学会会长。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8273(2012)01-0018-07

胡锦涛多次要求全党，越是形势大好越要树立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重要的一条，是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上重温邓小平的训示。2012年，恰逢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30周年。“实现共同富裕”和“消除两极分化”像一条红线贯穿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之中，我们应当进一步深化认识邓小平的这一思想。今天在利用新的发展机遇和需要化解深层次矛盾、稳中求进之时，更应着重抓住这条红线。对于现实和今后中国的深层次矛盾，国内外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包括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民营企业发展受制”、“国富民穷”等等。我们认为，对深层次矛盾要作全面的分析，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还是要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邓小平关于解决矛盾的大思路来处理。联系实际，可以说两极分化是现实和今后深层次矛盾的主要根源，“实现共同富裕”则是破解这一切矛盾的总钥匙。

一、“两极分化”加速趋势是深层次矛盾的主要酵母

从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讲过20多次“消除两极分化”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1993年，他在最后一次长篇谈话提出这样的问题：“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比如刚才讲的分配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1](p.1363)这段文字告诉我们，他最挂心的还是两极分化问题。

我们深入领会邓小平的一贯思想，可以发现，他总是把实现共同富裕与防止和消除两极分化联在一起，可见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一对矛盾。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p.373)这里体现了两个统一：一是发展生产力和优化生产关系的统一；二是实现共同富裕和消除两极分化、消灭阶级的统一。发展生产力，是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动力，而实现共同富裕则是消除两极分化的基础。两极分化的存在和扩大，势必阻碍共同富裕，进一步会制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乃至造成社会动乱，加剧社会矛盾。这样，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健康、稳定发展。因此，可以说两极分化是一切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邓小平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2](p.364)这就是说，两极分化会使整个社会四处冒烟。从现实情况看，我国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加速的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事业，当然也难以持续实现科学发展。我们在肯定社会主义建设巨大成就的同时，对两极分化的危害可作一些具体分析：

第一，两极分化趋势加剧了贫富悬殊。首先肯定，我国全体居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居民收入差距拉开了，但同时出现贫富悬殊的趋势。据2011年胡润财富报告：亿万富豪5.5万人，加上其家人，约3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万分之2.2，每户占有资产按5亿元计算，等于27.5万亿元。中国千万富豪人数96万人，加上其家人，约50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千分之3.7，每户占有资产按5000万元计算，拥有资产48万亿元。如果全国居民拥有资产按120万亿计算(GDP的3倍，国家占有的各种形态财富约80万亿元)，那就是说，0.37%的人口占有居民财富的40%；加上拥有500万元以上财富的，可能10%的人口占有50%的财富；其余90%的人占有不到50%的财富。据称，中国富豪人数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占第三位，而且每年以近10%的速度增加。而我国绝对贫困人口还有2000万人，相对贫困人口(每天生活费用不足2美元)接近2亿人。基尼系数达到近0.5，居世界前列。这样下去，比邓小平所假设的1亿人口与9亿人口之比的两极分化要大得多。党的十六大、十七大都讲了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实际上中等收入者(以年收入10万元计算)全国不足20%，此种状况同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是不相容的，现在和将来发生的矛盾盖源于此。正如邓小平一针见血指出的：“所谓两极分化就是出现新资产阶级”。[1](p.1014)

第二，两极分化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最大阻力。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扩大内需，但是绝大多数人口缺少足够的购买力，就不可能进一步加大消费的拉动力。这几年消费贡献率已降到36.8%，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值。我国目前占国内生产总值(GDP)70%以上的民营企业主要靠利用廉价劳动力从事粗放经营获取利润，有许多民营企业的剥削程度相当于当年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剩余价值率达200%以上。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40%以上的民营企业转型困难：一是劳动力成本提高，二是原材料价格上涨，三是环境要求更严，四是有些行业大肆制造假冒伪劣产品，而在许多地方他们还在拼命抵制经济转型，促使低劣产业产品复活。这使实现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企业升级受到阻碍，而很多拥有雄厚资产的私企老板也纷纷丢了实业去从事投机活动，放高利贷，推动经济虚拟化。其中，投资房地产也是少数人暴富而脱离实业的重要项目。据胡润财富报告称，全国炒房者占千万元富豪的20%。他们成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阻力。

第三，两极分化严重影响社会稳定。近年来，突发事件屡屡出现，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许多群众不满意这种两极分化的状况。有一些青年因工资低不去从事劳动，而拉帮结伙做一些非正当的行当。而且在富豪中也滋生了一批黑恶势力，他们垄断某些地方的某一行业，欺行霸市、行凶作恶，并与地方官员勾结，形成“黑三角”。如果这样的状况再继续下去我们是不可能建设完成和谐社会目标的。从国外许多发展中国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看，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就在于两极分化。

第四，两极分化使得生态环境屡遭破坏。可以说，环境污染与两极分化相伴相随。现在我国许多地方的环境堪忧，主要是由粗放经营和企业缺乏社会责任、不顾全局的长远利益造成的，任意排放污水、污气、污物，以致环境污染状况长期不能治理。据初步估算，我国付出的治污成本约占GDP的4%以上。这些生态成本需要几代人才能偿还，有的甚至永远无法修复。如果算大账，这些企业的获利同它们造成的污染即生态成本之比，大体为1∶10，有的项目可能是1∶100。此外，许多宝贵资源被乱开乱采，破坏严重，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可谓生死攸关。可见，两极分化造成了建设“两型”社会的最大困难。

第五，两极分化成为精神污染的基础。在出现暴富阶层的影响下，外国人说中国社会迷漫着“铜臭气”，有些人出现了不健康的价值观，以追求金钱为唯一的目标。而有些所谓“专家”竟然说“赚钱就是为人民服务”(茅于轼语)。对营造积极向上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十分不利。有些旧社会存在的腐朽现象早已消除而今沉渣泛起，而且有所扩展。邓小平曾经说过：“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2](p.154)

第六，两极分化扩展了腐败的土壤。官员的腐败固然有他们自身的原因，但是外界的温床也十分重要。正像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所指出的“糖衣裹着的炮弹”一样，必然有人来腐蚀干部。从现在查出的事实看，大量的腐败都是那些富豪行贿造成的。

以上情况表明，两极分化同社会主义不相容，同共同富裕南辕北辙。如果两极分化的状况得不到抑制，其结果势必葬送社会主义。西方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造成社会动乱、经济停滞，其根源就在于两极分化严重。正如邓小平多次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2](pp.110-111)这个警示应当重新引起我们的注意。

二、“两极分化”趋势加速的深层次原因

我国出现两极分化的严重趋势决非“一日之寒”。对于这个趋势，邓小平有深刻的洞察。认真重温他关于消除两极分化的论述，可以看出这样一个线索：20世纪80年代，他着重强调“避免”两极分化，“不能发生”两极分化；进入90年代，他又着重强调了“消除”两极分化，必须加以设法扫除；到他最后一次关于两极分化的谈话，又提出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这说明他已经预察到两极分化不可避免，而且认为解决起来比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更困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从深层次上说，就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解有偏误，有些方面没有真正全面贯彻邓小平的遗训(他要求20世纪末就着手解决这个问题，现今已过去10多年)。具体说，有这样几个原因必须认真揭示：

第一，对“先富”和“共富”关系认识上只注重了前者，而忽略了后者。邓小平说：“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1](p.1130)而许多地方只强调“先富”，却不顾及“共富”。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中，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根本要求，而我们很多同志的社会主义制度意识淡化了，甚至认为只要少数人富起来，其他都是次要的。有些人指责我国是“国富民穷”，实际上是有少数人暴富，而大多数人却富裕得很慢，以至出现“马太效应”，差距越拉越大，甚至连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都未能得以妥善解决。实质上，这还是一个老的命题：到底中国走什么道路？是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实行“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现在，不少人认为这是一个陈旧的老调。但认真地说，这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削弱有直接关系。

第二，对于私人资本的认识和政策也陷入误区。有些人崇拜私有制，崇拜私人资本，崇拜西方，把发展经济的希望寄托在私人资本身上。有的学者公开提出中国要实行西方制度，私有制是最大动力，中国应该实行“民营化”，实质上就是私有化。这样在政策上就出现了对私营企业主特别是富豪加以优惠的倾向，税收比国有企业轻，而且动不动替他们喊冤叫屈。有的官员同私人资本形成比较深厚的“友情”，许多政策专门为他们服务。这种状况当然会促进两极分化。回顾以往，我国在发展房地产市场上有很多值得深思的教训，短期内出现那么一大批暴富者，这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以致许多房地产商结成垄断联盟，垄断价格和市场，同政府“抗膀子”，不少地方达到失控的程度。还有矿产资源，实行所谓“有水快流”的办法，让许多私商去占有国家的资源发财，还造成资源的浪费和安全事故。有的地方以造假起家，后来变成了房地产、股票、矿业的炒家，然后获取巨额资本再放高利贷，并要求银行私有化。全面地看，对于私营企业的政策在许多方面脱离了社会主义轨道。比如，把私营企业称之为民营企业，好像它们就是代表人民利益的，用一个“民”字掩盖两极分化现象，总体上把“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误解为完全抛弃阶级分析观点。

第三，市场原教旨主义泛滥，以对市场的迷信淡化了社会主义乃至“去社会主义化”。这些年，西方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大肆泛滥，它们的逻辑是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成一般市场经济，不再提社会主义，